今年两会闭幕之际,总理在记者招待会上8度引用古代诗词以抒怀,引起了学人的普遍关注,为总理的学识与情怀所折服。然而“守职而不废,处义而不回”一句的引用,相对于人民群众对大国总理寄于的厚望来看,还算不上高标准,值得商榷。 我们知道,“守职而不废,处义而不回”出自秦末汉初黄石公撰写的《素书》“正道章”,在这一章里,作者将人才分为三个等级:人之俊、人之豪、人之杰。“守职而不废,处义而不回”属于人之杰应当做到的境界。问题在于,人之杰是低一些的等级,可以说是对人才起码的要求。比人之杰高一个层次的,是人之豪,其“行足以为仪表,智足以决嫌疑,信可以使守约,廉可以使分财”;人才的最高层次为人之俊,其标准是:“德足以怀远,信足以一异,义足以得众,才足以鉴古,明足以照下”。领导者的品德足以在远方产生感怀作用,信义足以统一大家的思想,使大家信仰专一而无异端疑虑。能够达到这个境界,才能称为顶尖的领导者。 无独有偶,《淮南子》一书对这种人才层次的划分有过量化的分析:智慧超过千人的人称之为“俊”;智慧超过百人的人称之为“豪”;被称之为“杰”的人,智慧超过十人,不及豪,更不及俊。为什么会如此呢?《素书》的研究者认为,那是因为相对于德、信、义、才而言,人之杰的“才行不足以明之矣”。这或许不是自己不明,而是客观效果不像预期的那样明朗,所以才需要有“守职而不废,处义而不回”的问心无愧。但是,要想以实践作为检验的标准,仅仅自己做到“守职而不废”还是不够的,需要更上层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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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从字面上理解,忠于职守不停止,坚持正义不回头,能够做到“守职而不废,处义而不回”,已属不易。但是我们不要忘了,黄石公撰写《素书》的目的并非仅仅让阅读者用以独善其身,主要是想阐明“贤人君子”的用人术。既涉及上行下效,又涉及到在选人用人上坚持什么层次的标准。两者都容易产生“取法乎上,仅得其中;取法乎中,仅得其下”的问题。如果说坚持人之杰的标准是“取法乎下”,那结果往往更为糟糕。孔子对学生说:“取乎其下,则无所得矣”;孙子在兵法中说的直截了当:“求其下,必败”。这或许可以作为原本不错的政策,在执行中往往会走了样的一个注脚。由此可以看出,在实践中如果不能坚持更高的标准,往往连起码的底限也守不住。 指出上述区分或许属于吹毛求疵,不足为凭;但是古人有云“王言如丝,其出如纶”,如果能够在愿景诉求中更上层楼,无疑将会更加无愧于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