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如果上交所一味地去发行大盘股，会将资本配置到传统型、“夕阳红”的大企业身上，这不利于支持中小型和创新型企业的发展，与目前中国经济结构转型的战略目标相悖。 中国股市目前该不该停发新股再次引发争论。 有一部分投资者认为，中国股市应该停发新股、停止扩容，让市场休养生息、恢复信心。但投资者保护局代表证监会明确表示，停发新股是一种行政管制行为，改革应当尽可能避免采取这类措施，从过往经验看停发新股也并不能对市场环境有实质性改善。究竟谁对谁错？该不该停发？ 其实，这是一个典型的“二元悖论”，因为二者的说法都有道理，投资者当然希望股市有投资功能，如果市场被严重抽血，贫血的股市只能让投资者买单和输血，而监管部门也希望告别“父爱主义”的监管理念，行政部门人为控制发行速度实际是对市场规则的践踏，中国股市IPO“七停七启”的历史告诉我们，新股停发后的小修小补对市场环境和制度规则并没有太大的改善，停止圈钱只是让投资者获得了短暂的放心，只是帮助市场蓄积了能量。因此，要客观看待IPO停发的争论，关键得看中国股市所处的历史阶段和实际情况。 如果中国股市是一个真正市场化的股票市场，企业会选择对自己更有利的时机来发行，市场自身会调节发行速度，行政叫停新股发行实际就是在行政管制，就像中国的房地产调控一样，一边摁住需求、一边减少供给只会让资源更加稀缺，价格必然会被人为地控制在高位，新股发行也是如此，一遇到发不出去就停下来蓄积能量，结果只会制造更多“三高”股票，这会离真正的市场化越来越远；但如果中国股市的新股发行是一个伪市场化发行，或者游戏规则是在偏向少数利益集团，那就另当别论，因为不改变游戏规则、不树立真正市场化的发行制度，发的越多则会制造更多的不公，会让市场信心更加凄凉。
目前中国股市的新股发行恰恰就是一个伪市场化行为，市场资源配置的功能被高度行政化，全中国只有一个发审委，而且缺乏对这个部门的监督和约束，从而寻租、插队随处可见；其次，国企、央企等特权企业经常插队进入绿色通道融资圈钱，严重践踏市场化规则，不顾市场真正需求而强行供应，是典型的卖方市场特征；其三，新股发行价格长期被主承销商和机构操控，由于“直投+保荐”的利益驱动，保荐机构一定会做高发行价、抬高上市价，再加上超额募集还可以获得更多提成和承销费，从而他们会千方百计地制造新股发行的“三高”，如果不叫停“直投+保荐”模式，新股发行的“三高”问题会永远存在；其四，网下特权配售让A股市场利益分配出现扭曲，加之网下配售股份3个月锁定期的取消，在新股快速获利成为一些机构牟利的主要渠道；其五，由于新股发行存在巨大价差和各大利益主体在新股发行中盘根错节的利益关系，加上庞大的“打新专业户”群体，导致新股发行根本不顾及二级市场的行情变化，在任何行情下都能超额认购和发行成功，这应该是全球市场中的“奇葩”，好在监管部门已经注意到这个问题，对专门从事打新的理财产品进行了限制，取消了只打新的一级市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和集合信托计划资格，但赶走的这部分打新资金仅是“打新专业户”的冰山一角；其六，发行价与上市价的分离导致一二级市场割裂，也人为地制造了新股炒作的制度空间，最好的办法就是直接用发行价开盘、上市，减少新股在一级市场的爆炒，减少一二级市场的差价空间，让一二级市场价格和利益有效衔接，特权配售、打新专业户等问题也就不存在了，一二级市场价格割裂矛盾就自然解决了。 显然，当前中国股市不是停不停发新股的问题，而是新股发行制度改革不改革的问题，如果新股发行制度不进行彻底改革，在伪市场化的环境里停不停发新股确实不会对市场环境有本质性的改善，无非是蓄积一些资金和炒新股的力量。因此，启动真正市场化的发行制度改革和营造法制化的市场环境是当务之急，否则在伪市场化的环境里多一些发行失败者比多一些高价发行对投资者更有利，因为一级市场发行价格越低，二级市场投资者的风险就越小。 不过，在中国经济结构转型的当下，还不能让股市破罐子破摔，应该让资本市场支持实体经济转型，让股票市场资源配置的功能充分发挥出来。但怎么支持？怎么发挥？我建议，在目前股市信心不足的情况下不妨先停一停大盘股的发行，将支持这些大型国企、央企的资金用于支持中小板、创业板和新三板，让资本市场为中国经济的未来争取战略制高点服务，如果上交所一味地去发行大盘股，会将资本配置到传统型、“夕阳红”的大企业身上，这不利于支持中小型和创新型企业的发展，与目前中国经济结构转型的战略目标相悖。为了支持实体经济的结构转型，融资结构应该适当调整，而上交所可以借此机会来大力发展交易所债券市场，鼓励大中型企业通过债券融资的方式来解决资金问题，别再把直接融资的压力全抛给股市和股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