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可惜的是，商学院对目的感的更新并没有持续太久。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众多商学院的课程设置又变成了早先的大杂烩，“不再统一，只靠将管理学当作一种特定的学习科目的想法勉强支撑。”尽管如此，随着美国社会中企业不断扩张，受过专业训练的管理者方兴未艾。在战争期间，政府和商业组织社团主义的合作模式，该模式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一直占主导地位。珍珠港事件使得美国卷入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罗斯福成立了战时生产委员会，和早期的战争工业委员会一样，主要负责督促武器制造。该委员会的领导者包括西尔斯百货公司当时的主管唐·纳尔逊和一批同意无偿为政府工作的“一美元年薪一族”。该委员会极大地影响了公司高管们在战时的所作所为。针对公众开展的市场营销活动努力推广勤俭节约的理念，各种广告技巧都被用来灌输军人的品牌忠诚度。随着私有企业为支持战争而大规模地生产武器装备，旨在提高劳动生产率的管理培训回报颇丰。战后，公司面临产能过剩的挑战；原先制造飞机和坦克的工厂如今需要转而生产人们愿意购买——而且是大量购买——的产品，否则的话就只能让机器闲置。在很多情况下，公司都进行多元化经营，以便能够更好地利用自己的生产设施。通用电器公司和西屋电气公司挺进了家用电器领域，杜邦则积极开展研发活动，以期尽快用别的产品替代原先的炸药业务。随着公司不断多元化，其业务变得越来越复杂，这就需要按照业务条块进行重组，以便更好地管理这些新兴事业。虽然这公司变得越来越复杂，管理方面的问题也层出不穷。二战之后，美国私有部门(指企业)的大规模扩张急需更多受过培训的专业管理人才，靠他们来帮助运作新近重组的公司以及在诸如消费者信用之类新兴行业里产生的的众多新公司。1944年推出的军人安置法案为大多数美国白人男性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使得全国各大院校一下子涌进了大量新生。而这些新生中的大多数都选择了学习商科。[ ]
对训练有素的管理者日益增长的需求和供给使得商学院走到了聚光灯下，而且正如三十年代所发生过的那样，有关质量和使命之类质疑再次出现了。尽管商学院在大萧条时期曾经进行过改革，但是直到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商学院在学术上仍然缺乏可信度。其他科系的大学教授总是认为商业系或者商学院不过是一个提供职业培训的场所；他们普遍认为商科课程在学术上缺乏严谨度，商科教授们所进行的研究最多也只能被看作是二流的而已。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时，福特基金会和卡内基基金会这两个研究机构曾经对美国的管理课程进行过研究，并公布了其研究结果。两个基金会都从资金上大力支持学术研究，因而对高等教育产生了巨大的影响。1959年，福特和卡内基基金会分别提交了各自的调研报告；福特基金会名为“商业方面的高等教育”的报告使大部分公众都对它感兴趣。福特报告的论调和内容彻底击垮了商学院社区的形象和自信。这两项研究都认为，美国的商科教育缺乏整体性的课程，未能给学生灌输任何专业感以及对社会的责任感，深受学术内容和质量双重匮乏之害。报告指出，管理学课程应该反映这样的一种认知：管理学是一门关于诸多方法论的科学，这些方法论都能够进行系统的传授。福特的报告认为，商科教育应该仿照现代的研究型大学，因而商学院教授需要进行最先进的学术研究以确保学生掌握管理科学的最新动态。在一定程度上，福特基金会的这份报告也是预示了美国经济和经济研究方面所发生的大范围的变化。到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美国公司及其代表(这些公司的白领管理者)已经在大众文化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记。到1954年，大约有27％的劳动者所从事的职业可以归为白领工作。[ ]赖特·米尔斯的《白领：美国中产阶级》一书(1951)和威廉·怀特的社会学研究专著《组织人》一书(1956)都将公司管理者描写成是墨守成规的官僚式人物，时刻表现出对现代商业的巨大控制力的畏惧。罗德·瑟林的获奖电影《模式》(1956)和《穿灰色法兰条绒的人》”(1957)等作品敏锐地捕捉到了美国人的深切担忧，担忧公司生活对人们及其家庭所造成的巨大影响。人们开始质疑管理工作和公司环境的性质：难道这些新一代的白领工人都变成只知点头哈腰，完全失去灵魂，为了一点金钱上的收获而自愿牺牲自我和道德的“好好先生”了吗？如果事情果真是这样的话，那么我们真的需要进行根本的改变，不仅改变完成工作的方式，而且改变工人们的态度。与此同时，关于管理的研究文献开始大量涌现。德鲁克的《管理实践》一书(1954)将管理学作为一门值得学习和研究的学科单独提出来了，而亚伯拉罕·马斯洛和其他一些人则将行为心理学运用到对工作的研究中。在经济学领域， 约翰·梅纳德·凯恩斯的思想继续占据主导地位，但是后来，利用数学模型和量化手段来评估人的决策和行为的做法日益占上风。肯尼斯·阿罗关于一般均衡和社会选择理论的研究通过创造性地使用数学模型来影响公共政策方面的决策。由此，就像大众文化反映了商业的世界是缺乏人的尊严和诚信的一样，经济学家和管理学大师展示了一个冷静乃至冷漠的世界，其立论的依据是训练有素的专业人士所做出的理性决策。福特和卡内基基金会的报告促进了美国商学院的变革。商学院的教授像其他学科的同行们一样，追求越来越专门化的研究领域，试图建立其学术可信度。多数大商学院(除了继续推行著名的案例教育法的哈佛)的课程设置都遵循一定的模式；到1970年，人们已经能够描述出所谓“典型”的MBA课程究竟包括了哪些内容。但是，正如库拉纳所指出的那样，这种通过标准化的学术导向的课程来培养专业管理者的方法并不是没有代价的。由于过度聚焦理性决策，商学院丧失了专业主义的原创精神，这种精神“总是通过将掌握某种知识与坚守正式或非正式的某种行为准则甚至是更根本的服务理想相结合而实现的。”换句话说，过分强调定量方法和管理科学，有将人文学科的理想之树连根拔起之虞。人的因素在管理中就此失落。在许多美国公司的架构和管理中，这一点已然彰显。随着战后各大公司不断扩张并开展多元化经营的环境下，这些公司在权力集中和权力下放两种模式反复进行程度各异的尝试。当这些公司变得越来越庞大也越来越多样化之后，其管理者也越来越依赖财务统计和信息系统来掌控日常运营活动。事实上，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所形成的众多超大型公司完全违背了常规的管理智慧，它们只能从财务基础上找到存在的理由。这些公司在战后蓬勃发展的大环境下寻求新的投资机会，纷纷到自己所擅长的领域之外去发现收购兼并的可能性。德事隆集团(Textron)就是如此形成的第一家超大型联合企业，旗下拥有武器制造公司、高尔夫车制造公司、金融服务公司以及快速消费品公司。对照十九世纪晚期强调发展供应网络、完善分销系统或者是减少竞争的企业合并浪潮，新的这次合并浪潮所形成的公司，其旗下各个业务毫不相关，分处完全不同的市场、针对完全不同的顾客群体。公司四处寻找能把“现金牛”所带来的资金投出去的新机会，因而使得其投资决策完全基于对财务收益的预测。管理学理论家也一味地强调所谓的决策模型、系统理论和战略规划。在福特汽车公司，罗伯特·麦克纳马拉及其手下的“神童”将合理化改革和统计分析的重要性提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因此，尽管德鲁克和其他人一直强调人的因素性在管理中的重要性，但是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仍是分析型管理者为王的年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