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发生在北京的“刻章救妻”事件，经由媒体扩散后，得到了较为理想的结果，当事人廖丹收到一笔来自珠海政协委员陈利浩17.2万元的捐款，全部偿还了私刻收费公章给医院造成的损失，另有不少来自网友的捐款，给这个家庭增加了更多希望。当然，网友们期待更理想的结果是，廖丹偿还医院损失后，能被免于追责，但东城区法院的法官表示，“廖丹并没有法定减轻处罚的情节，因此依法无法对其作出过轻的判决。廖丹退赃属于从轻处罚的情节，按照法律规定，可以在廖丹基准的3-10年的量刑区间内，最多减少30%以下的刑期。” 这是一场法律与情感的典型冲突，在善良的人们的帮助下，情感的温度也对冰冷的法律有所软化，试想一下，如果廖丹收不到来自外界的捐款而无法“赎过”，减少30%以下的刑期也是渺茫的事情。现在，还完钱的廖丹在安静地等待着法院的判决结果，但在惩罚过后，包括他本人在内，所有人都应反思究竟是什么原因逼迫他去私刻公章，在这种“下下策”之外，他有没有机会避免错误，通过正常的渠道来实现对妻子的救治。 治疗大病，第一念头想到的应该是使用医保，但因为廖妻不是北京户口，无法享受医保，廖丹曾对媒体表示，他希望尽快能把妻子的户口迁过来，他说“夫妻结婚10年，女方满45岁，有房，女方就可以随丈夫的户口入北京户籍，可以办低保和医保”，由此可见，户口问题成了他的第一个障碍，如果廖妻能在与廖丹结婚后即能迁移户口，或能最大程度地避免日后发生“刻章救妻”的事情。 廖妻也可以在其户籍所在地参加新农合医保，但对于长期在外生活的人，新农合医保是个令人望而生畏的东西，要求在限定医保定点医院治疗、不能异地就诊结算、病人要先垫付治疗费用、统筹层次低下、报销比例不高等，每一条制度障碍对于廖妻来说都是难以逾越的大山，不只是廖妻，任便任何一位非户籍人口，都不可能在生病时想到用原籍的新农合医保来救治，对流动人口来说，新农合医保约等于不存在。 在廖丹“刻章救妻”广为人知后，街道办事处从民政帮他申请到了特困救助，可以给杜金领报销医疗费55%，这特困救助来得有些晚了，不过，这不能怪街道，类似特困救助这种事情，通常是需要当事人主动申请的，街道这次能主动帮忙，也算“特事特办”了。也不能怪廖丹不去申请，他怎知道民政有这类“特困救助”的信息，又怎知申请后符不符合条件一定能被批准？组织和个人之间存在着巨大的信息隔阂，这不仅体现在医疗救助体系，在其他体制内也广泛存在。 廖丹因为种种顾虑、担心而没有动力向社会救助体系发出求救信号，在这样的情境下，社会组织能不能主动介入切实发挥协调、沟通作用？比如在了解廖丹一家的真实状况后，自觉启动一个全面的救助机制，不但为其申请特困救助，而且还可以利用自身对制度的了解，把廖丹一家的困难状况用“扩音器”送达各个救助组织，相信有了来自各方面的关心，廖丹绝不会想到“私刻公章”。 如果说社会组织主动介入救助难免挂一漏万、操作起来不现实，那么在接收到求助信息后，应予以求助人积极回应，消除求助人的顾虑与戒心，鼓励求助人合理利用救助规则获得更多层面的帮助。在香港，社会保障机构有专门的社会工作者，每人负责一定数量的个案，对符合救助范围内的困难，马上照章办理，超越救助范围的，也会转到别的政府部门或服务机构来提供帮助。在台湾，有“政府社工”会为贫困家庭进行需求评估、设计服务方案、协调各类资源，这是他们的职责，可以理解为，求助人一纸求助信息递上去，剩下的事情基本上就由“政府社工”来跑腿了。
有人形象地把香港、台湾这些社会工作者称为“师傅”，这些“师傅”专业、负责、态度友好，难怪动不动有人要求社工来帮助自己。回观我们的社会服务和社会保障体系，却缺乏这样的主动性和亲和力，一方面无法把有用的信息推广到需求者面前，让他们在无助时能产生有所依靠的心理，另一方面这些组织官僚气息还未消除，经常出现“门难进脸难看人难找”的状况。究竟原因，还是这些组织的面孔多为官办，组织的负责人通常只对上级负责、对政府负责，没真正把心思用到求助人身上。个别时候积极帮助求助人，也多是因为求助人成为舆论焦点，他们才忙不迭地前来证实自己的存在。 一个好的社会救助体系，是恒定、包容且富有爱心的，它能够让人人在遭遇困难时都能够想到它，而且有信心感觉自己不会被社会抛弃。廖丹如果最后被判了刑，那是他得到了无法逃避的惩罚，但同时惩罚也是给那些本应发挥积极作用的社会组织的，它们也应该感到疼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