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无论是置于整个改革开放史，还是置于新一届政府自2003年执掌经济中枢以来，2007年全年的经济表现，均堪称辉煌盛世之年，这一年我国GDP增速11.9%至24.95万亿元，增速为其时10年之最，经济总量超过德国跃升为全球第3位；贸易总额达到2.17万亿美元，外贸顺差增速更是高达47.7%至2622亿美元，位居世界第一；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18.5%，累计实现利润更是高达37%，均创近10年来新高；外汇储备比上年末增加4619亿美元至15282亿美元，增速高达43.3%。 毫无疑问，如此辉煌的经济成就，自然与新一届政府自2003年以来所启动的系统经济改革密不可分，无论是包括国企重组、强化治理等一系列国企改革，还是包括银行业整治（上市）、汇率改革、股权分置改革等一系列金融改革，以及包括发改委成立后对行政性投资相对规范、对落后产能渐进淘汰等一系列产业改革，甚至还包括依法行政的推进、审计风暴的频起等一系列行政监管改革。 但是，我们亦不必否认，2007年我国经济的盛况某种程度上亦因持续的刺激政策所导致，就在我国连续5年取得10%以上（含10%）、且呈连续递增态势的经济增长时，该5年内（2003—2007年）的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超过此前5年（1998—2002年）逾1倍，该5年内我国M2（广义货币量）平均增速超出此前5年平均增速4个百分点。 过度依赖投资拉动和货币宽松，必然会导致经济过热。这从2007年极其严重的通胀即可窥之一二—在度过通胀相对可控的上半年之后，2007年下半年通胀呈持续狂升之势、并于该年度11月高达6.9%，创下此前12年之新高，2007年全年CPI亦创下此前10年之最高达4.8%，比2006年足足高出3.3个百分点。此外，低迷已久的A股市场，亦在2006年的渐进拉升之后，借助股权分置改革利好的拉动，于该年度进入疯狂的牛市阶段，上证指数从2006年末的2675点高速倍增至2007年末的5262点（其间更一度攀升至6124点），A股总市值亦从2006年末的8.87亿元扩容至2007年末的32.7万亿元，增幅高达268.6%。 无论是处于历年高位的通胀水平、还是泡沫严重的A股市场，均明确昭示我国经济进入过热区间。在面临上述“貌似繁荣，实质险境”之时，2007年决策层无奈启动了历年罕见的紧缩措施，该年度存准金率几乎每月上调一次，存准金率因此从2006年末的9%急速攀升至2007年末的13.5%，利率上调亦高达6次之多。除此之外，该年度决策层还一改此前“形紧实松”的政策落实，相当一部分低层次的大型项目被严令叫停。 可是，这一轮针对过热经济而切实启动的“降温”行动，却因次年（2008年）下半年美国次贷危机的爆发而戛然而止。有乐观者以为，如果次年（2008年）下半年并未爆发次贷危机、或者其辐射半径相对较小，那么，以2007年强大的货币紧缩力度以及切实抑制投资乱象的政策执行，本轮经济过热以及通胀加剧，似乎可以渐进软着陆，从而为此后“调结构”赢得充沛的实施空间。更何况该年3月十届人大五次会议通过的《物权法》，已然对我国发展市场经济意识形态困扰完全摒弃，而2007年10月召开的十七大，则更不仅将财税深化改革和金融深化改革，在总报告八项部署中单独列出，还明确提出“政治体制改革需要继续深化”，至此全面深化的结构性改革已经部署完毕，假以时日，则我国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完善市场经济体制理应指日可待。 但是，历史不容假设，过度繁荣背后的陷阱已隐藏。针对经济过热的短期应急调整，虽然可以通过紧缩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但是，滋生于我国经济体内的以投资拉动为主的经济增长方式等因素，在缺乏严重危机的倒逼之下，是极难通过自我变革进行根本改变的。基于此，可以说，即使次年不爆发次贷危机，我国过热的经济虽可以相对降温，但缺乏对扭曲经济结构全面理顺之前，这种风险只能相对延后而却无法根除，这从我国经济在2008年遭受次贷危机冲击后，随即启动的更为急进的刺激政策，即可明确感知。 实际上，处于繁荣之峰顶的2007年，因经济结构的过度扭曲以及增长方式的单一化，已然积聚了诸多亟须破解的困境。以外部经济冲突为例，此阶段（2003—2007年）我国急速倍增的外贸顺差，2007年不仅遭受到美国持续的贸易制裁，其国会全年提出多达50余项对华贸易保护议案，而双边贸易一直顺风顺水的欧盟，亦于该年度多次表态希望人民币加快升值，以减少中欧贸易顺差。此外，该年10月在华盛顿举行的G7会议，多国更是将压迫人民币升值作为会议核心议题进行讨论。对此，我国虽然为平息冲突加剧，及时优化了出口商品结构、加征出口关税、降低出口退税率、并取消自动进口许可管理鼓励进口、且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于该年度累计升值6%以上，但是，在我国经济整体过于依赖低附加值产品出口以及调结构短期无法实现之下，这种贸易冲突（以及相关联的汇率冲突）只可能沿着短暂缓和后，冲突再度加剧的路径演化。 再以内部经济冲突为例，短期应急式的紧缩政策，在对国内整体投资增速相对抑制的同时，却相对放大了拥有政策博弈能力的国企的投资冲动，而相对挤压了部分要素配置能力更为优化的民企的投资空间。此外，自上世纪90年代末过急放开的房改、医改和教改等一系列技术层面的改革，在2003—2007年间，并未进行及时的纠错（或纠偏），某种程度上甚至加剧了以此带来的公平性失衡，而由此引发的内部冲突，不仅严重透支了此后的内需动能，而且持续积累了对此后深层次改革形成阻力的民意反弹。 以今日之眼光，反观2007年的盛世景象，其上空盘旋着随时出现的闪电雷雨，而在其下方却是无法对此承载的泡沫。所以，在2008年一经次贷危机的外因诱发，我国经济即瞬间进入仅能依靠超量刺激才能维持的窘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