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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嘉莹：1924年生，北京人。1945年毕业于辅仁大学国文系，上世纪50年代任台湾大学教授，并在淡江大学、辅仁大学任兼职教授。上世纪60年代赴美任密西根州立大学、哈佛大学客座教授。1969年定居加拿大温哥华，任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终身教授。1989年当选为加拿大皇家学会院士。著有《迦陵文集》10册，《叶嘉莹作品集》24册等。 7月15日是台湾解除戒严25周年纪念日。中国台湾地区领导人马英九15日上午出席“2012年戒严时期政治受难者纪念追思仪式”，再次向戒严时期政治受难者及家属表达诚挚歉意，且会将心比心面对，并保证在有生之年，全力维持海峡和平，避免战争发生。 国民党于1949年5月19日颁布戒严令，宣告自同年5月20日0时起在台湾省全境实施戒严，至1987年由蒋经国宣布同年7月15日起解严为止。马英九说，再度来到白色恐怖纪念碑前，缅怀38年的戒严当中，许多因冤案、假案、错案而牺牲生命的中国无辜人民，“我个人内心也是充满了沉痛跟歉疚的心情”，重要的还是预防未来类似事件的重演。 文化名人叶嘉莹与孙康宜，回忆了那段艰难时期的生活。 叶嘉莹1924年生于北京书香世家，幼年受到良好的传统文化教育。1941年，叶嘉莹入读辅仁大学国文系。国文系名师云集，叶嘉莹尤受诗词名家顾随的影响，师生常唱和往来。 1945年，叶嘉莹毕业后任中学国文教师，开始教学生涯。1948年3月，叶嘉莹和赵东荪结婚，11月，因赵东荪工作调动，夫妻去了台湾。1949年8月，他们的第一个女儿言言出生。 老师被抓捕 在台湾，叶嘉莹夫妇很快就感受到白色恐怖造成的压力。叶嘉莹回忆：“蒋介石很害怕才逃到台湾去的。那时候如果不是美国干预，共产党可能就把台湾拿过来了，所以他很害怕。任何人说话不小心，就给扣一顶帽子！台湾大学很多学生也被抓了，我们社会上的公教人员也有很多被抓的。”1949年12月，赵东荪因“匪谍”的嫌疑被抓。1950年6月，叶嘉莹在彰化女中也被抓。 女儿四个月的时候，丈夫被抓，当妻子也被抓时，女儿还没满周岁。这时吃不起奶粉，女儿只吃叶嘉莹的奶。本来当局也想把叶嘉莹送到台北的司令部，叶嘉莹只好抱着不满周岁的女儿去见警察局长，说：“我一个妇女，还有一个吃奶的女儿，我的先生被关了，我在台湾无亲无故。至少我在彰化还教了一年书，还有几个同事，几个学生，有什么事还可以有个照顾，你把我关到台北去，我找个熟人托付都没有，如果你要关就把我关在这里好了，我也逃不走。”这样，叶嘉莹母女一同住在监狱。 当局把叶嘉莹关起来的理由很简单：丈夫的思想有问题，难道妻子没有问题吗？就在叶嘉莹任教的学校里，校长有问题，六个老师都有问题。后来当局发现叶嘉莹实在是不懂政治，也没有什么问题，第一个把她放了出来。 “我不能对不起陶渊明” 出狱后，叶嘉莹可以申请要求回到彰化去教书，可是有朋友说：“彰化那个地方受到牵连，校长都被关了，而且有些人本来就想斗这个女中的校长，回来不适合，你干脆辞职吧。”叶嘉莹没办法：“好吧，那我就辞职。”这样叶嘉莹母女就无家可归了。 叶嘉莹想到丈夫赵东荪的姐夫在海军工作，就去投奔。那个时候台湾生活很紧迫，赵东荪的姐姐、姐夫睡一个卧房，婆婆带两个孩子睡一个卧房，只有两个卧房，没有地方了，叶嘉莹母女只好睡走廊。晚上等他们都睡了，叶嘉莹就铺个毯子在那儿带女儿睡觉。那是夏天，大家吃完饭要睡午觉了，但小孩子很难禁止不哭不叫不吵不闹，人家要睡觉，不能吵人家。大热的天，叶嘉莹也要把孩子抱出去，找个树荫处，那些树都是新种的，抱着女儿在那里转悠，等人家午觉睡醒了，再把孩子抱回来。叶嘉莹是不得已在那里住，另一个原因还是希望顺便打听一下赵东荪的消息：到底他定罪了没有，罪名是什么？有时候，叶嘉莹要抱着孩子在南台湾走很远的路，去找到军法处的处长，问：“你要给我一个答复啊，他到底定的是什么罪？他什么时候可以放出来？”从来没有得到答复。 叶嘉莹回忆：“这都是命运的播弄啊。我大概就是小时候受了《论语》的影响，所以还是可以承受一些苦难吧。”当时她有个堂兄也到了台湾，他先在台南的一所私立女子学校教书，待遇不太好。如果是公立的学校，有配给、粮食，待遇就比较好，她的堂兄就转到一所公立的学校工作。他问叶嘉莹：“你要不要到私立的女中去教书？”叶嘉莹无家无业，当然求之不得，所以她就带着女儿去了台南的这所私立女中教书，当时大家对这个学校评价不是很好，说那些女孩子都是来混个文凭当嫁妆的。叶嘉莹说：“可是我是个有傻气的人，因为我教的还是文学，我不管学生怎么样，也就是说我不怕对不起学生，但我不能对不起陶渊明和杜甫。我自己很投入，学生也对我很好。我觉得我的学问也不是好到怎样，是我真的投入，真的热爱中国古典文学。我不管教什么，教《论语》、《孟子》、唐诗、宋词，不仅只是死板的知识，我是真的把我自己的体会、我自己的感受，把我自己的生命和生活的体验、实践都结合在里边。” 理想胜过于外边的饥寒 叶嘉莹带着女儿在这所私立女中教了四年书。大家觉得一个年轻的女人带着孩子，从来没有她的先生出现，觉得很奇怪。叶嘉莹也不敢把丈夫赵东荪被关的事告诉别人。但是她的内心有一个定力。“外界给我的荣辱得失，我都不在乎，再艰苦的环境我也不在乎。大家都以为中国儒家所说的‘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都是空谈，其实不是空谈。有人说怎么能有这么一个定力？为什么我们就没有？我说这在于你自己啊！他们说我们就做不到，我说你根本就不想做，想做就可以做到，内心有没有定力是在于你自己。你看苏东坡被贬到黄州，他的朋友写信安慰他，他说我们是‘道理贯心肝，忠义填骨髓，直须谈笑于死生之际’。” 叶嘉莹回顾心路历程，“就是我在沦陷区物质困难的时候，1945年我刚刚大学毕业，那时还是很困苦的时候，我们要骑车上课，我们还要穿旗袍，当时不流行短装，也不流行裙子，旗袍后面硬是磨了一个洞，我找了一块颜色相似的布补上，就这样去上课。我不怕，我不跟别人比什么，我无所谓。我的书教得好，学生尊敬我，学校也一样尊敬我，为什么大家抢着让我教了三个学校六班学生？我穿一件补衣有什么关系？孔子说‘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如果你没有一个持守，一个理想，你以为穿的衣服不好，吃的饭不好，这就是可耻，那这样的人就不值一提了。所以我虽然经过很多艰苦患难，但我所读的这些书包括诗词，使得我对理想胜过于外边的饥寒，我就不以为苦。一个人内心里有一个坦然自安之处，你就不会表现得愁眉苦脸，你可以自安！” 感谢开蒙的书《论语》 叶嘉莹在私立中学教书，公立学校没有人敢请她，因为她是一个有问题的人。一直等到她的丈夫赵东荪被放出来了，她说：“放出来了就等于他不是共产党了。”这时，命运开始好转。原来叶嘉莹1948年冬天到台湾时，她的老师顾随就给她写了一封信，说台湾有几个好朋友：李霁野、郑骞、台静农、许世瑛、戴君仁。叶嘉莹曾到了台湾大学拜访，一下子见到了很多人，可是那时只是见面而已，跟他们没有什么联系。后来叶嘉莹生了孩子，丈夫被关了，自己也被关了，就跟台北所有的人都断绝了联系。等叶嘉莹转到台北的二女中教书时，李霁野因为不堪白色恐怖之苦，早于1949年9月回到天津南开大学。叶嘉莹重新与台湾大学的老师辈联系后，大家说起她的这段遭遇，不免感慨：“没想到叶嘉莹书念得这么好，怎么命运这么坎坷呢？”恰好那时候台湾光复不久，很多本省人都讲台湾话，要找有标准国语口音的老师去教大一国文。于是，叶嘉莹从中学转到台湾大学任专职教授，其后又被淡江大学、辅仁大学聘为兼职教授。 1966年，叶嘉莹由台湾大学派往美国讲学，先后任美国密西根大学、哈佛大学客座教授。其间，叶嘉莹把女儿和丈夫都带出了台湾。1969年，叶嘉莹定居加拿大温哥华，任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终身教授。1989年退休后，当选为加拿大皇家学会院士。 当年在辅仁大学读书时，叶嘉莹的老师顾随先生常说：“要以无生之觉悟，为有生之事业；以悲观之心态，过乐观之生活。”在经历了忧苦不幸之后，叶嘉莹对这两句话有了真正的体会和了解。晚年，放下温哥华优越的生活，叶嘉莹一次次地回到中国讲学，她结合个人生活的实践来叙述学诗与学道的方法，让人更觉可亲可信：“中国的古文真的是有一种修养，在艰辛的环境里，我不管物质的生活困苦，感情多少挫折，我有一份定力，不在乎别人的毁誉。我要感谢小的时候第一本开蒙的书《论语》，它对我整个人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