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1944年生于北京，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文学博士，曾任普林斯顿大学葛思德东方图书馆馆长，现为耶鲁大学首任 Malcolm G. Chace ’56 东亚语言文学讲座教授。与哈佛大学的宇文所安(Stephen Owen) 共同主编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剑桥中国文学史）。中文著作有《我看美国精神》、《走出白色恐怖》、《文学经典的挑战》、《游学集》、《文学的声音》、《耶鲁·性别与文化》、《古典与现代的女性阐释》、《耶鲁潜学集》、《亲历耶鲁》等。 回忆“白色恐怖”，孙康宜说叶嘉莹是她的好朋友：“叶嘉莹的研究从中文开始，再到英文，我很佩服她。我自己却是从英文开始，再到中文。从学英文再来读中文，好像比较容易，而且每天都有惊喜，就像发现金银岛一样。” 北大停发薪水 孙康宜的父亲孙保罗，原名孙裕光，天津人，早年到日本早稻田大学读书。孙康宜的母亲陈玉真是台湾人，也到日本念书。这一对中国青年在东京相遇相爱。后来两人想要结婚，但是当时中日两国还是敌国，陈玉真才21岁，一个人先从日本坐船到了韩国，再到东北，又从东北坐火车到了天津。孙裕光和陈玉真终于在天津结婚。1943年，孙裕光到北京大学当讲师。1944 年，孙康宜就在北平出生，住在北新华街，以前的中央电影院对面。孙家和张我军家很有关系，张我军是张光直的父亲，与孙裕光是好朋友。张家每次到中央电影院看电影，就先来孙家聊天吃饭。 抗战胜利后，时局急剧变化。孙康宜回忆：“1946 年，我两岁时，北平已经开始通货膨胀，现在很少人谈到这件事，但是我父母跟我说，那个年头的北平经常有人冻死在街头上。那一代的年轻人都非常辛苦，对当时的国民党很失望，但那时候还不是政治的而是经济的。北大已经停发薪水，我们一家人基本上就很难生活，所以我父亲就跟我母亲商量：怎么办？因为我母亲是台湾人，就建议干脆到台湾去工作，我们全家就这样去了台湾，那是1946年。” 不久，台湾发生了“二·二八事变”。孙康宜说：“虽然台湾人通常都知道‘二·二八事变’，但是真正把亲身经验讲出来的却不多，都只是说：‘我是受难者，有一天发现自己父亲的尸体在桥下’，并没有讲其中的经历。所以，我决定把我父亲告诉我的一些亲身经历写出来。‘二·二八事变’发生在1947年，那时我才3岁，但是我自己居然还记得几个情景，我想是因为小孩子受到非常厉害的惊吓之后，一些深刻的情景自然就像影片一样，常常在自己的脑里旋转。我后来问我父母：为什么那时他们常常从楼上紧急地跑到楼下的地下室，而且两个人跑的时候都不同？原来是这样：当外省人要杀台湾人的时候，我母亲就赶快到地下室躲起来，当台湾人要杀外省人的时候，我父亲也就逃往地下室。特别令人心痛的是：台湾受难者很多，外省人受害的也不少。其实并不是大家打来打去，而是经常互相保护，但可惜后来官方却把双方的冲突弄得不可收拾。” 忘掉京片子说闽南语 灾难还是降临到了孙家。孙康宜说：“我父亲非常同情受压迫的人，他们通常是台湾人。后来我父亲坐牢10年，主要是受人连累。那时候留日是一个禁忌，台湾光复以后，日本殖民时代已经过去。对国民政府来说，日本留学生都很可疑。我的大舅陈本江（陈大川）曾留学日本，他被称为‘鹿窟事件’的领袖，另一个领袖是吕赫若，是当时‘台湾第一才子’，人很聪明，写小说非常地道。对他们来讲，那一代的台湾年轻人没有出路，他们不喜欢国民党，也不喜欢日本人，所以他们就变成左派。‘鹿窟事件’后来被说成了台湾最大的政治事件。但其实我很能同情他们，因为他们没有路可走，觉得台湾没有希望。我的大舅和吕赫若经常在一起活动，蒋介石的政府迁到台湾才三个礼拜，就要抓他们，还压迫所有的亲戚朋友，要我父亲说他们在哪儿，我父亲当然不知道他们在哪儿，最后就给保密局的人抓去了。据说我父亲是那一群人里少数的生还者之一。从1950年1月到1960年1月，整整10年在监狱里。” 父亲入狱后，孙康宜觉得整个世界都变了。原来她的第一母语是京片子，可是跟着母亲逃到林园乡下，几个星期之间，几乎就把京片子忘了，只会说闽南语。 孙康宜在困苦中自强读书。她回忆：“我当时很痛苦。但可能因为从小遇到这种灾难，就比较独立，而且很小就学会受苦，后来觉得再苦也没有什么。其实在读书方面，我反而是受到优待，因为我很会读书，虽然我父亲坐牢，我居然拿到‘中山奖学金’，后来还获得‘陈果夫奖学金’。但我尽量保持沉默，绝不提我父亲，所以很少同学知道我父亲入狱的事，等到多年后我出版了《走出白色恐怖》，他们看到这本书，感到很惊奇。” 何时走出仇恨的情绪？
孙康宜在《走出白色恐怖》的序中说：“当我站在今天的高度来回忆过去时，我发现我又学到了许多。我原来以为从前幼时所遭遇的患难是我生命中的缺陷，但现在发现，那才是我的心灵资产。” 《走出白色恐怖》惊心动魄的篇章，不禁让人产生时空变幻的错觉，在中国知识人的历史世界中，这样的故事从来就并不孤独。更为可惊的是《虎口余生记》一篇，当时孙康宜的父亲早已离开监狱，而孙康宜姐弟三人也早在美国生活，为了申请父母从台湾到美国，竟费了那么大的周折，最后几乎功亏一篑。孙康宜甚至写了一封致蒋经国的信，请住在蒋经国家对面的文化大学校长张其昀代为转交。信是转成了，孙康宜的父亲在1977年9月8日收到出境管理局寄来的出境证及其他附件，然而，有关证件早已过期。在近乎绝望之下，孙康宜的先生张钦次亲自从美国飞到中国台湾弄清楚情况，居然发现：“几个月来许可证之所以出了问题，乃是因为某一个办事人把父亲的档案一直压在最底下的缘故。”柳暗花明又一村，父母的证件顺利办成。孙康宜写道：“这次的经验告诉我：在我们的制度里，上面的高官领导似乎都很仁慈而通人情，但底下的官僚却时常不合作，甚至狐假虎威，徒增老百姓的痛苦和重担，于是本来一件好事时常会变成坏事。同时又想到，多年来那一连串施加在我们身上的‘查户口’、监视、翻箱倒柜等行为，似乎不太可能全是上头领导的指示，事实上他们也不一定会知道这些详情。但可惜的是，许多中下层的官僚却习惯了威胁诈取，不以服务为己任，我想那一定是几千年来官僚制度所流传下来的恶习所致。何时才能使人普遍地变得博爱而宽容呢？何时才能走出仇恨的情绪呢？” 飞出天罗与地网 1978年2月3日，孙康宜的父母终于飞抵美国大陆。孙父后有诗云：“二月初三怎能忘，飞出天罗与地网。” 父亲入狱了，一个几岁大的女孩子会如何面对生活呢？孙康宜的答案是：“那时候我只对外国东西有兴趣，我想是这样：因为受到政治迫害，我的目标是要离开这块土地。我很小的时候就喜欢学英文和法文。”她自我剖析：“如果用心理分析的话来说，可能就是一种逃避的心理，使我很早就走进了西洋文学的领域里。因为我六岁不到，父亲就被抓走，小小年纪当然也不敢和别人随便提起这事。我母亲反复告诉我们，千万不要跟人谈论我爸，因为如果谈到我父亲坐牢，我们可能会遇到灾难。总之，我从小就知道，谈论就是一种罪过。对我个人来说，语言就是文化认同。在生命第一个阶段里，我的母语失落了，在仅仅几个月里把京片子全忘了。在第二个阶段里，我又把闽南语忘掉了很多。第三个阶段才是现在的双语阶段，但我自己并不觉得那是母语。但无论如何，一些有关自我认定的问题，我居然完全表现在语言里了。” 高中毕业后，孙康宜成绩优秀，以保送的方式进入东海大学外文系。本科毕业后，孙康宜考入台湾大学外文研究所。赴美后，孙康宜后来拿了普林斯顿大学文学博士学位。她曾任普林斯顿大学葛思德东方图书馆馆长，现为耶鲁大学首任 Malcolm G. Chace ’56 东亚语言文学讲座教授。 1979年6月20日，孙康宜由纽约登机，飞往香港，再由香港乘火车抵广州，开始在祖国的寻根之旅。当孙康宜在叔叔面前滔滔不绝地讲起父亲在台湾坐牢10年的经历后，叔叔觉得如晴天霹雳，口中直说：“不可能的……这些年来，我几次被批成‘右派分子’，被定为‘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加上我的名字屡次上了‘大字报’，那都是因为我的台湾关系。啊，怎么会是这样呢？真没想到！”当年逼迫者不断对他说，他的大哥在台湾当高官，并且“曾为蒋介石开过飞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