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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13日，全球瞩目的中国2012年上半年的宏观数据发布，和之前外界的预期基本吻合，但二季度GDP增长7.6%，不仅低于一季度8.1%的增速，更是近三年来，中国的季度GDP增速再次回到8%以内。 笔者认为，对于上半年宏观经济数据好与坏的判断，前提应该起码厘清两个极其重要的问题：第一，上半年7.8%的增速究竟是短期现象，还是意味着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转折点已经真的到来；第二，上半年宏观经济的下滑，主因究竟是欧债等外部因素导致，还是中国经济长期的深层的矛盾和结构失衡导致的结果。对这两个问题的回答，不仅有利于正确认识中国经济目前所处的周期和基本面，同时，对于中国宏观政策本身如何应对，也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 笔者一直强调，从2011年以来，中国宏观经济连续6个季度下滑，这绝非什么短期现象，可以说，中国经济在历经30多年的高速增长之后，不仅管理层已经形成了对高增长的依赖，而且行业、企业以及民众都没有做好从高速增长进入正常增长的心理准备，所以一旦经济下滑或者低于8%，就动辄出现经济“硬着陆”的论调。事实上，从上半年中国经济的表现看，在全球经济动荡的情况下，经济增速仍然能够维持在8%左右，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另外，无论是上半年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10.5%，固定资产投资增长20.4%，还是社会商品零售总额增长14%左右，都在合理增长区间。进出口总额增速回到个位数，下滑比较明显，但对欧盟的出口只下降了0.8%，欧美经济的低迷对中国经济有影响，但外界的影响绝不是中国经济下滑的主要因素。 笔者认为，2012年上半年中国经济增速的下滑，事实上意味着中国经济告别高速增长的转折点已经到来：其一，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中国经济受人口红利、结构调整、产业升级、环境治理等一系列因素的影响，潜在增长率已经降至8%到9%左右的水平，潜在增长率的下降，是中国经济进入正常增长周期的主要原因；其二，正是因为前两年的刺激政策，回避结构调整和关键领域的改革，包括房地产、钢铁、造船、水泥等行业出现了一轮非理性的成长，使得过剩的产能更加过剩，而一些需要升级的行业将再次获得喘息、延误升级的时机；其三，从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以来，进出口增长飙升，全球化的红利成就了中国出口产业的黄金十年，然而，在全球都面临调结构的大背景下，动辄30%以上的进出口增速不仅不正常，而且明显不可持续；其四，近十年来，中国依靠投资和进出口拉动经济的模式边际效应已经发挥至极致，特别是房地产投资和房价的暴涨，一方面导致了中国经济的独特的“荷兰病”，使得实体经济低迷，另一方面，房价的暴涨进一步压缩了民众的消费能力，使得提高消费的努力见效甚微。 中国经济从去年以来连续6个季度的下滑绝非短期现象，而是中国经济发展30多年来真正的转折点的到来，依靠投资、依靠出口、依靠低附加值的制造业、依靠房地产拉动经济增长的模式已经难以为继。如果不承认中国经济已经告别高速增长，如果认为中国经济的下滑是由于国际经济环境的影响，则管理层会忽视这个基本事实而再次拿出短期的稳增长的举措，再一次通过投资来稳定经济增速，显然并不能解决中国经济面临的真正问题。产能过剩、中小企业的生存、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政府权力过大、垄断、产业升级等等问题的解决，都不可能靠再一次的政府投资来拉动，更不可能靠货币政策的再一次放水来解决。 温家宝总理前段时间在江苏等地考察时，除了强调稳投资之外，也特别强调，要更加注重“转方式、调结构”，把稳定投资与实施国家中长期发展规划结合起来，与积极稳妥推进城镇化结合起来，与保障和改善民生结合起来，与调整经济结构、淘汰落后产能结合起来，努力实现速度、结构和效益的统一，为更长时期、更高水平、更好质量的发展打下坚实基础。笔者对此深为赞同，并一直认为，四年前大规模的刺激计划已经证明，不进行深层改革和结构调整的任何稳增长措施只能见效于一时，在政策的药效消耗殆尽之后，没有抓住时机进行调整的整体经济将再次陷入低迷。 有论调总是认为，结构调整的问题，转型的问题，必须在发展中来解决，必须在保持一定经济增速中来解决，笔者对此并不反对，但保持一定经济增速并不等于必须保持高速度，更不意味着不顾现实规律让经济增速超越潜在的增长率。事实证明，一旦政府强调经济增速，结构调整、产业转型以及转变发展方式根本无从提起。对于时下的中国经济而言，真正的解决危机之道仍然是，提升对经济减速的宽容度，下决心淘汰落后产能，下决心减轻企业负担，为经济转型提供良好的环境。如果在当前经济增速下滑的情况下，不下决心加大减税的力度为企业减负，不下决心调整市场与政府的关系为民间投资营造更大的生存空间，接棒政府投资，不下决心通过激励机制支持企业通过结构调整进行产业升级，不下决心调整收入分配增强居民的消费能力，而仅仅寄希望于货币的放松刺激短期的增长，除了换得短期漂亮而虚幻的数字之外，恐怕只会再次贻误转型的时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