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湖南小伙邓锦杰为救一家三口而陨命，被救者却漠然离去，此事近日在网络和当地发酵。人们在谴责被救者一家的同时，也有人号召，要人肉搜索之，邓锦杰先前所在公司老板还悬赏一万元寻找被救者。同时，邓的家人也希望被救一家三口现身，在邓遗像前鞠躬，否则，邓锦杰就死得不值。而当地政府也承诺要找到被救者。 无疑，被救者的冷漠行径要受到谴责，尤其是一句“关我屁事”，寒了许多人的心，相信这是激起舆论反弹的重要原因。像大多数人一样，我也希望被救者能够良心发现，不论以什么形式，向邓锦杰一家表达歉意。但是，对人肉搜索以及悬赏之类的做法，或者动用政府力量，将他们找出来，我持保守态度。 假如被救者的现身与否会影响到邓锦杰“壮举”性质的认定，那么，被救者一家必须现身。但是，现在不存在这一问题，当地政府已经认定邓锦杰的行为属于“见义勇为”，并向全市发出了学习他的号召。也就是说，邓之救人已经在价值层面得到了政府的确认和肯定。至于民间，更是把邓作为英雄来纪念。被救者的冷漠引起的反响和讨论，乃至民间的悬赏之举，都充分说明邓的行为被民众高度认可。这样看来，被救者的冷漠与缺席，对邓的家人固是一大遗憾，但并不影响社会对其救人壮举的意义和价值的评价与褒扬。所以，不存在邓的家人及一部分民众担忧的“死得不值”的问题。 在这种情况下，是否一定要通过上述方式逼被救者现身，向邓锦杰道歉，就值得探讨。因为这涉及道德的自觉与强制问题。被救者如果能向邓表达歉意，当然很好，有助于社会正气的形成，但若他出于各种考虑，至今不现身，人们可以去谴责他，却不能强迫他必须现身，此有违于道德的自觉和自愿。 感恩必须出于自愿，任何有违自愿的感恩，既非一种真心的感恩，也违背道德本身的正当性。当然，从社会的角度看，为了社会的发展，在历史的演化过程中会形成一套基本的道德规范，任何有违这套规范的言行和举措，人们都可以谴责和批评。这就是道德责任的外在强制性。但反过来说，社会不可拿这套规范，强迫每人遵守。个人遵守与否，看他是否认同这套规范，假如他认同，自会自觉和自愿按照规范的要求行事，否则，即使在外力强迫下，彼时彼地遵守了，此时此地也可能不遵守。 当然，在一个社会中，多数人会去认同和遵守一些基本的社会道德。比如，对有恩于自己的人要学会感恩。之所以会有这种共通性，是因为在个人的成长中，会通过一种学习效应而将这些基本的道德内化为自己的做人要求。因为他们知道，这样做，社会成本最小。此乃所谓道德的自觉。
不过，社会千差万别，每个人的禀赋、性格、经历不一，对待道德的要求和态度也不一。一些人就对社会的基本道德规范不认同、不遵守。对此，道德本身没法强迫他。就此而言，道德的外在强制性不像法律和制度一样，可以通过一种外在的硬约束来让人就范，道德本身没有此种惩罚力量，人们担忧不遵守道德会受惩罚，不是害怕道德自身，而是害怕会导致其他方面的利益受损。当一个人对此没有忧虑时，道德的强制力就不会对他发生作用。 此种状态下，社会若要倡导一种健康向上的道德，不是通过某种强制力，让道德低下者去服从这种道德要求，而是通过对道德高尚者的褒扬，以其人格力量和道德水平，用说服和劝导的办法来提高社会成员的思想认识和道德觉悟，就像社会对邓锦杰的宣扬一样。鉴此，对于被邓救出的一家三口，社会不能以人肉搜索等方式强制他们现身。如果这样做，实际等于在鼓励一种道德暴力，也是在昭示，如果受恩者不主动谢恩，人们就不会有善举。显然，这是不利社会道德建设的。 事实上，可以想象，即使被救者一家不出面，他们也已经在为其冷漠行为付出代价。这段时间他们一定生活在忐忑甚至恐惧之中，随时担忧自己可能被人肉出来，或被人指认出来。也许他们已经后悔了当初的举动，而现在之所以不敢出来，恐怕更多还是考虑到在强大的社会舆论压力下，被当作一个坏典型。毕竟这里还有一个小孩，他不应为大人的决策而承受代价。就如邓锦杰的姐姐邓秋琼所说：“只要一公布被救者，他们一家就没有办法生活下去了，唾沫也会淹死人。我们希望他们跟我们悄悄见一面，或者打个电话都好。他们小孩这么小，我们不希望孩子成长受到影响。”（编者注：7月10日，在当地政府、派出所30余人的护送下，被救者3人终于现身，在邓锦杰遗像前叩首致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