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2012年4月4日，INSEAD（英士国际商学院）与世界经济论坛合作的《2012年全球信息技术报告：身处一个超连通的世界》（以下简称《报告》）在纽约与日内瓦同时发布。《报告》特别关注了信息与通信技术对经济和社会的变革性影响，引入了一套以影响力为方向的标准来衡量国家竞争力中的网络就绪度。Soumitra Dutta教授是《报告》联合编辑和撰写人，INSEAD讲席教授，电子实验室的创办者和学术总监。《管理学家》近期就《报告》与杜塔教授进行了对话。 《管理学家》：网络就绪度指数由四个子指数构成：环境指数，就绪指数，用途指数和影响指数。在《2012年全球信息技术报告》中，中国排名第51位。中国最弱势的地方在哪里？您对此有何建议？ 杜塔教授：《2012年全球信息技术报告》评估了142个国家的网络就绪度，其中中国处于第51位，是四个子指数的算术平均值。中国的四个子指数的排名分别为：环境指数，64；就绪指数，66；用途指数，51；影响指数，41。如此一来，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在环境和就绪度方面表现得相对较弱。环境指数又分为两个维度：政治与监管环境，商业与创新环境。其中，中国在商业与创新环境方面排名为105，这个名次似乎有些糟糕。这意味着什么呢？在中国，开创一家企业所需要的步骤数（排名133）和天数（排名116）似乎太多了点儿。在就绪指数方面，中国在基础设施和数字内容上表现稍弱（排名87位）。 《管理学家》：《下一个社会的管理》出版于2002年。德鲁克在书中表示，互联网对非赢利组织的影响将远大于对企业的影响。您认同这一点吗？中国正在步入老龄化社会，信息与通讯技术在教育和医疗上将如何助益人们的生活？ 杜塔教授：在这个问题上，我并不能完全认同德鲁克。互联网影响所有的组织，不管是公共的、私人的、抑或是非赢利组织。互联网的影响会超越组织界限，波及到社会基础和个人权利。你可以说互联网对非赢利组织的影响更大，因为他们显然只能支配更少的资源，而互联网的出现显然使他们的运营变得更为容易。互联网使他们更容易得到全球支持者的关注，并且成本更低；他们可以不必利用只有大企业和政府才拥有的资源，而变得更有效率。当信息与通讯技术、互联网的影响越来越大时，教育和医疗是受影响较大的领域，特别是中国和欧洲国家这些渐渐老龄化的国家。举例来说，互联网使智能居室——与医院和医疗保健提供者7×24小时联通——的存在成为可能，这就使医疗能更有效地提供给年长的居民。 《管理学家》：中国在信息与通讯技术上的排名并不那么乐观，这会怎样影响中国的商业机会？您愿意对中国企业的决策者们说些什么？ 杜塔教授：中国是全球经济大国，目前发展得非常好。许多中国公司在信息与通讯技术上做得非常好，这也是为什么中国在影响指数上排名靠前（第41位）的原因。但是，中国人可以做的还有很多，比如使信息与通讯技术更为便捷可用，提升其使用水平和有效性等等。这将使中国企业的信息与通讯技术应用有一个更好的前景。这里的关键挑战在于，中国企业的决策者必须意识到信息与通讯技术的战略潜力，并且关注信息与通讯技术战略的基础知识。他们可以试着为雇主和客户提供关于信息与通讯技术的通道，教育利益相关者使用信息与通讯技术的基本技巧，并且激发合适的数字内容的创造。 《管理学家》：《全球信息与技术报告》已经发布了10年。作为核心作者之一，您一定对许多国家的信息与通讯技术的进步有卓越的观察。真实世界的变化如何影响了《全球信息与技术报告》的方法论？
杜塔教授：在过去的12年间，我们收集了许多国家在信息与通讯信息方面的珍贵历史数据。我们看到有些国家，例如新加坡和韩国，利用信息与通讯技术作为促进他们提升国家竞争力和经济增长的核心力量。我们也观察到，信息与通讯技术的边界在过去的十年中拓宽了许多：早期的信息与通讯技术主要是关于硬件的，软件和沟通的，而如今它也与娱乐，媒体和艺术有所重叠。我们还看到，信息与通讯技术是如何改变了我们周围的关键因素：政府、私人企业和民间团体。所有这些都对《全球信息与技术报告》这些年的方法论演变有影响。例如，我们加上了关于数字内容的变量，并且今年创造了《全球信息与技术报告》框架中新的支柱变量，来关注信息与通讯技术改变带来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