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贝莜面村:咋把家常菜卖到10个亿?
如果说餐饮也有一定的时代性,贾国龙的西贝莜面村正在试图缔造自己的黄金时代。如何把主流菜系的餐桌上的客人分流到尚未成熟的西北菜跟前,甚至把他们培养成自己的忠实消费者,这是贾国龙当下所面临的商业命题。 这是他在给自己找位置,而不是下战书。从1989年在内蒙古临河县的那家“黄土坡风味小吃店”起家,贾国龙开过酒吧,卖过海鲜、火锅,做过美食广场。他所染指过的餐饮品类十分庞杂,但真正做成全国性品牌的只有西贝莜面村。因食材主要产自西北地区,贾国龙把西贝定位成西北菜系。 现在,西贝已经是在全国拥有50多家门店的连锁品牌,以每年新增10多家店的速度扩张。如果按时下流行的等位人数指标来衡量西贝,它绝不输阵,甚至在北京的非商业繁华区,排长队都是平常景象。2011年,西贝的收入首次突破10亿元。那么,西贝莜面村是如何一步步把家常菜卖到10个亿的呢?著名营销专家谭小芳老师表示:
一、从边缘走向主流 西贝莜面村亚运村二店,位于辛店路,亚运新新家园北侧,紧贴北京北五环路。从北苑路大屯出口开始,西贝莜面村的路引指示牌就出现了,顺着标识前行,拐两个弯,掩映在一片白杨林后的二层建筑就是西贝的店面。这原本是某部队要出租的一块地,被贾国龙知道后,就租了下来。很快,一排散发着西北民间气息的现代窑洞拔地而起。 此地,不是商业繁华区,没有直达的公共交通工具,只能打车或开车过来。有人说:“给我金子也不会去那儿开店,太偏了”。就连贾国龙也承认,西贝隐蔽在里面,能见度有点差。但是,这个店的生意却极好,中午和晚上的散台座无虚席,汽车塞满了门前的白杨林间隙。这里每天的客流都在1000人左右,周末上座率100%,工作日也能达到80%,基本都是回头客。 边缘大店有几个特征:交通方便,楼的看面大,空间结构便于利用;每5个餐位配备1个停车位;包间占到近70%——西贝六里桥店有一多半是包间,而同样开在上海商场里的店,则全是散台,没有一个包间。另外,边缘开大店一个非常明显的优势就是租金低、涨幅也低。六里桥店开业的时候,每天每平米的租金是1元,租期10年。到期后,西贝续租的价格是1.5元。相比其他地段,这个涨幅不算很高。 此外,高消费人群的住所日渐远离市区的趋势,也打消了贾国龙对客流来源的顾虑:“他们下了班都得回家,晚餐这顿饭是重点。和家人、朋友一起吃,或者招待。边缘大店只要开在交通要道上就可以,周边有大的住宅区。” 西贝通过几个指标考核客流:一个座位一天创造的收入,一个人一天创造的收入以及一平方米创造的销售。比如,西贝要求一个座位每天的销售额不能低于100元,平均值在100到150元之间,最高值是200元,在上海店。目前,整个西贝每个座位每月创造的收入是1.5万元。 而且相比翻台率,贾国龙更看重上座率:“4个位子的餐桌,坐4个人,上座率就是100%。坐1个人上座率就是25%,如果每一次坐一个人,翻4次台才能够达到100%。”贾国龙还长于盘活死店。已有的60家店,一半是从别人手里接过来的,有的甚至已经被转手了三四次。北京的六里桥、亚运村、颐和园、双井店等,天津以及深圳的分店,都是如此。 这会逐渐成为西贝以后选址的主流方式。因为以前没有开过餐厅的店面变得稀缺,尤其是在繁华地段。已有的餐饮品牌,一部分生意火爆,一部分开得很差也就歇业了,还有一大批的店在贾国龙看来是鸡肋,不死不活。这种店往往是他主动猎取的目标,而且谈判的成功率一般都比较高。 二、从县城出发 谭小芳老师说,西贝能有现在的规模,完全在于贾国龙的坚持。1999年来北京之前,他在内蒙古临河县已经开了10多年的餐厅,是一名资深玩家。1988年,正在大连水产学院读大二的贾国龙选择了退学,因为他多年来一直被神经衰弱折磨着。从高二开始,贾国龙的世界便为排球所挤占,为中国女排几连冠掀起的热潮所裹挟,还曾任校队的主力二传。在升学压力和排球引力的双重夹击下,他整夜睡不着觉,中途还休学了半年。 进入大连水产学院,他觉得自己在学习这条道路上大势已去,便经常跑去听讲座和报告,资本主义、萨特、弗洛伊德……贾国龙听得热血沸腾。那是中国自由化思潮的发热时期,“用政府的话就是泛滥”。但贾国龙又迷上了做生意。 一种“大重九”牌香烟被临河人视为名牌,在大连市面上却随处可见。放寒假的时候,贾国龙跟几个同学凑钱发回老家几大箱,赶上过年,大重九很快脱销。一盒烟的进价是4毛9分钱,回到临河卖1块。那一趟买卖,他们挣了好几百。 退学以后,母亲和姐姐分别拿出3700元和1800元资助他做生意。贾国龙跑到石家庄,发现当地的小商品很丰富,而且很便宜。于是他开始从石家庄贩卖小商品回内蒙古,从中赚取差价。一张2分钱的明信片在内蒙古大学里可卖到1毛钱;一个衣服挂钩的进价是6毛,拿到宿舍,学生用20斤全国粮票或30斤地方粮票交换,贾国龙再把这些粮票折换成现金,一个衣服挂钩的价值就陡增到6块。几个月下来,贾国龙成了那个时代的“万元户”。 尽管利润诱人,但贾国龙不太喜欢这种东奔西跑的小生意。1989年10月,他拿出3000元,在临河开了一家“黄土坡风味小吃店”。一间20多平米的小店,摆着12个座位,只有一个厨师和一个服务员。生意好的时候,一天能卖到100块。 不久,贾国龙改在对面开西贝酒吧。他像个爱好涂鸦的梦想家,在餐厅装修上挥金如土。临河第一次出现壁纸、进口仿木地板。当地人伸脚进去,以为到了国外。西贝酒吧一开始卖洋酒、鸡尾酒,客人却要喝二锅头。应客人要求不断调整,最后西贝酒吧卖得最火的产品变成了砂锅面片,贾国龙干脆做成了中餐馆。回想起那段创业经历,他说:“其实就是跟着市场变化而快速变化。” 此后,贾国龙开始在临河餐饮业大展拳脚,承包爱丽格斯西餐厅,开火锅城,做小吃广场。就在生意做得顺风顺水的时候,贾国龙却萌生逃离餐饮的念头。他不爱喝酒,除了朋友聚会从不陪客人喝酒,直到现在也不允许西贝的经理陪酒。所以,他不愿忍受官员喝醉之后,攥着他的手不放使劲套近乎,或者结账的时候要求签字赊账或打折。因为要不回来赊账,他甚至跟人动过手。他果真离开了,跑到当地一家正在改制的酿酒工厂当销售经理,还拿出3万块入股,最后发现“这是一个令人更讨厌的行业”。3个月后,贾国龙又回到了餐饮。之后,就没再想过离开餐饮。 三、升级换代 贾国龙还说:“模式的关键就是菜单,结构、价格和口味能不能被更多的顾客接受”。为此,贾国龙频繁地召集分部经理,商量怎么改菜单。 首先,他要降低门槛,这不等同于降价。为了能让客人在心理价位区间多点几道菜,西贝以后的大部分菜都分大小份。羊排拆成小块,即使就点一份,几个人也能分享。这主要是为了照顾散台客人,贾国龙甚至希望能解决一个人的就餐问题——比如客人花30块来一碗羊肉泡馍。其次,缩小两个价格区间的间隔。举个例子,假如以前单品菜式的价格以50元和30元居多,现在西贝会增加40元价格的菜式。贾国龙说:“这使得目标客户群更宽,口味更广,价格也更亲切,进来的人就多了。” 当然,这对于西贝来说,并不是没有挑战,尤其是对厨房管理和标准化的考验。贾国龙也意识到了其中的含义,所以在引进厨房设备方面不惜重金。比如一道正宗的西北烤肉,是使用新疆的馕坑烤出来的,同时需要配备一名经验老道的师傅。一道生烤羊排,老师傅花15分钟,经过一番眼花缭乱的操作,便可做出令人垂涎的美味。但是这让贾国龙犯难:“假如我开一千家店,总不能请一千多位老师傅吧?” 他鼓励厨师“解放思想”。端上一台德国烤箱,把老师傅生烤羊排的经验进行分析和提炼:温度、湿度的变化,时间的掌控。当他们成功复制了传统做法的产品出炉之后,立即锁定这个程序。从此,西北生烤羊排,不需要馕坑,也不用经验老道的手艺人,只需摁下烤箱启动键,就把个性化的手艺变成了标准化的工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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