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太学是古代的最高学府，从汉武帝立五经博士起，中国有了太学，其后延绵两千多年，其间有兴有衰，对国家和社会有利有弊。在汉代，太学的兴衰，首先表现在数量方面。 汉代太学有两次大扩招，而这两次大扩招，恰恰都在王朝的中后期。武帝立太学，仅仅置博士弟子五十人，可以说是“皇家学院”级别的。由于太学与朝廷相结合，地位显赫，人数稳步增加。昭帝增至百人，宣帝再加倍，元帝好儒，按照掌握经书的人员数量不限名额扩大，但遇到经费瓶颈，于是定为千人。到成帝时，有人说孔子也有门徒三千，堂堂皇家学院，不能低于孔子，于是扩大名额到三千。但可能还是经费缘故，不久又压缩回千人规模。这一阶段太学的扩张，大体还算正常。到王莽执政，为了扩大自己的支持队伍，打破名额限制，广建学校，征召天下通知各种学问和儒学经典堪为教授者数千人，“为学者筑舍万区”，在长安南郊兴建辟雍，太学规模急剧扩大。这次大扩招，很快随着王莽的覆灭而烟消云散。（《汉书·儒林传》序） 东汉立国之初就重视太学，明帝时，太学之盛前所未有。史称“济济乎，洋洋乎，盛于永平矣”，连匈奴人也慕名派遣子弟前来就学。安帝时太学衰败，顺帝时为了重振太学，先从基本建设抓起，修建了240栋房屋，达1850间，太学起码在外观上气派多了。从梁太后下诏让高中级官员子弟到太学读书后，太学又活跃起来，游学的学生达到三万人。但是，校舍人数在扩大，而学风却在下滑。扎实读书的越来越少，考证研究的更不多见。“多以浮华相尚，儒者之风概衰矣。”（《后汉书·儒林传》序） 西汉和东汉太学的两次大扩招，都伴随着硬件的改善，大规模的校舍建设为扩招奠定了基础，人数急剧增加。按道理，规模的扩大和硬件的好转，应该促进质量的提高。但根据历史记录，事与愿违，太学的扩招，带来的是质量的大幅度滑坡。清代学者皮锡瑞撰写《经学历史》，对此深为感慨，说：“是汉儒风之衰，由于经术不重。经术不重，而人才徒侈其众多；实学已衰，而外貌反似乎极盛。于是游谈起太学，而党祸边天下。人之云亡，邦国殄瘁，实自疏章句、尚浮华者启之。观汉之所以盛与所以衰，皆由经学之盛衰为之枢纽。” 从汉代太学的兴衰来看，规模似乎不起决定作用。西汉武帝到元帝，规模在稳步上升，太学的作用正常。从元帝因经费问题限制名额来看，太学的经费也不怎么宽裕。王莽时期的大扩招到底有多大规模，史书无载，但就王莽的建设规模来看，是很花了些本钱的。不过，这些本钱并未推动学问的发展，也未对王莽新朝提供明显的支持。只有一点是肯定的：后来开创了东汉王朝的刘秀，正是在王莽的大扩招中去了长安读书，专门攻读《尚书》。至于东汉的太学，在明帝时确实非常兴盛，不过，按照史书的记载，皇帝亲到学堂讲授，观看的百姓成千上万，很难说这就能推动学术研究，那种“济济乎，洋洋乎”的场面极有可能是造势而已。
国家权力支配学校，学校也会反过来更深入地介入国家权力。所以，东汉后期的太学，基本上不是做学问的地方，而是议论朝政的地方。东汉的太学影响极大，但不是因为学术造成的影响，而是因为党锢之祸造成的影响。两汉的两次大扩招，不但没有推进太学的正常发展，反而在很大程度上成为太学变质的表现。这种古代大学城建设的教训，很值得研究。 皮锡瑞的感慨中有句话相当重要，他认为所有问题都是源于“经术不重”，所以扩招仅仅显示出表面的兴盛。这里所说的经术，就是现代说的学术。如果不以学术为核心，不把学术摆在首位，那么，盖校舍、招学生都无济于事。那么，即便是太学的正常时期，经术到底如何？西汉时，曾经出现过一部经书的解释达百万言，先后产生的大师达千余人的情况，这算不算“重经术”呢？大概很难算。因为这时的“成果”，是“劝以官禄”刺激出来的，“盖利禄之路然也”，究竟有多少学术价值谁也说不清。看看两汉《儒林传》和各位名人本传就可以发现，真正的儒学发展上作出过历史贡献的，往往都在太学之外的民间。就以东汉为例，学问名家贾逵、赵岐、马融、郑玄、许慎等人，都不是在太学做的学问。他们有的还曾经担任过官职，有的就干脆在民间游学。太学的那些所谓“成果”，能够传世的如凤毛麟角。所以，汉代太学的教训，是“行政化”把利禄待遇问题摆在了首位，导致学术的衰败。最好的情况下，太学也不过是把民间有成就的研究者以官方手段吸引过来，而不可能在太学产生出原创性成果。反过来，太学让学生学什么不学什么，涉及到太多老师的饭碗，于是形成了持久争论，即经今古文之争。跳出这种争论专门进行基础研究的民间学者，反而取得了流传久远、影响巨大的成果。 太学的盛衰关系到国家的盛衰，其教训也值得企业经营借鉴。首先，不要被规模所迷惑，更不要用规模来争面子。当一个企业经营发生了问题或者出现困境时，简单地加大投入、基建扩张，或者像汉代太学那样争取经费支持扩招，都无助于解决经营中碰到的实际问题，反而有可能把问题掩盖起来。其次，必须明确什么是经营宗旨，当太学把学术追求撇开而以利禄诱导时，经营方向的扭曲几乎是不可避免的。作为企业，要定位清楚自己的核心竞争力。再次，投入并不一定产生正面效益，反而有可能造成制约后续行为的沉没成本。汉代的学术成果，如果进行投入产出分析就会发现，太学几乎无法同民间私学相比。但如果比较方法不对，单纯看经书的解释数量和所谓大师人数，太学可能会遥遥领先。只有把这些问题考虑透彻了，才有可能选择适当的行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