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目前，东莞各界正在如火如荼地筹备将于年底举办第一届“世界莞商大会”。 莞商即东莞商人，多年来在商帮文化中并未被独立提及，而一直藏身于粤商之中。然而，正如独立经济学家金岩石博士所讲，“如果我们把粤商定性为中国商道的主流，再把粤商比喻为一支野战军，那么莞商就是‘独立师’。” 就像热播电视剧《亮剑》中李云龙率领的独立团，虽然隶属于他的所属部队，但又有自己独特的个性，“莞商最本质的特色，就是莞商的生存能力强。无论处于什么逆境，他们都能够找到自己立足的基础。所以目前整个珠三角，以东莞这个位置，往左边是广州往右边是深圳。那为什么在两强之中，莞商能够独立生存呢？别人没有的东西就是莞商在逆境中可以生存，可以发展，可以壮大，这才是真正的莞商精神。” 那么，何为莞商？东莞市委副书记、市长袁宝成认为，目前，莞商的构成呈“三足鼎立”格局：其一是本籍在本土发展的；其二是外籍来东莞创业的；其三则是祖（户）籍东莞走出去创富的。也就是说，莞商的范畴不仅仅是当下活跃于东莞的企业家群体，还包括祖籍为东莞、早年漂洋过海、现在生活在世界每个角落的东莞华商，他们与东莞经济经验之谈的发展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毋庸置疑，在中国经济大潮中，东莞商人扮演着重要角色，甚至在某些领域算得上是数一数二，但他们却从未像同是地级市商帮的温商那样叱咤风云，成团出击，动辄搅动市场，相反，一直以来，他们的深藏不露掩盖了许多事实与真相，让公众对“莞商”这一群体总如雾里看花，琢磨不透。如今，“莞商”的概念首次被政府高调提起，显示了东莞市新一届领导班子对东莞商界的关注，而神秘的莞商有望从此揭开面纱。 深藏不露的莞商 在与东莞商界人士的交流中，媒体记者的身份常常会成为障碍。虽说商界从来对媒体又爱又恨，但东莞商人对媒体敬而远之的态度似乎已成为一种不成文的惯例。如果不是企业本身有宣传需求，企业家往往拒绝被大肆报道，对行业与产业的点评也大都要求匿名。还有少数知名企业家，甚至从来不接受媒体采访。所以，外界对莞商知之甚少，甚至没有概念。 即便在业内，莞商的标签也是低调、务实、谦虚、谨慎，还有一诺千金的诚信。 在这个拥有五星级酒店最多的地级市里，你不要小看任何一个衣着朴素其貌不扬的路人，也许他就是一位千万富翁。几十年来，关于财富的故事每天都在东莞上演。外地人去东莞，的哥们会津津乐道当地的大企业，以及到底谁才是真正的“东莞首富”。 经常发布中国富豪榜的胡润曾把东莞与东北、北京、福建、武汉一起并称为“中国五大富人聚集地”，因为他发现“东莞的水很深”。2006年胡润中国财富排行榜出炉，此前名不见经传的张茵以260亿的身家稳坐当年的中国首富宝座。但无论是胡润、东莞商界还是张茵本人，都有一个共识：张茵绝非真正的东莞首富，如她这样身家的人，在东莞不在少数。 是否在胡润富豪榜上占个位置并不重要，在东莞本地，有民间公认的首富，据说是王金城家族。然而，这个“隐形富豪”家族却从不接受媒体采访，因为并未上市，外人难以确切知道他们的身家。 王金城本人简直是个低调到极端的人。胡润曾表示，他同王金城接触并不是很多，他2003年与王金城见过一次面。“那个时候，东莞的官员、本地商人都跟我提到他的名字，说他是本地的首富。但他这个人非常低调，比起更多的东莞商人，简直低调不知多少倍。我们根本找不到他的公开材料，互联网上也找不到任何相关信息”。据称，王氏家族的产业涉及石材、化工、航运、码头、医院、家具、木材、酒店、娱乐、房地产等多个行业。至2007年去世前，王金城的投资遍及大江南北，中国北京、上海、武汉、香港、澳门和加拿大等地都有他的产业，他一直被视作厚街乃至东莞民营企业的领军人物。 王金城的财富究竟有多少？坊间有各种猜测，“他的身家估计至少有300亿元。”一位知情人透露。胡润称，王金城没有上过百富榜是由于一些个人原因，但他称得上是很有实力、影响力的企业家。 据厚街镇的居民称，早在上世纪80年代后期，王金城在厚街已经很有名气了，一直以来关于他的发家过程有很多种传言，但谁也搞不清他的产业究竟有多少，到底多有钱。 王金城式的低调似乎成了东莞本土商人的本能。也正是因为这样，近些年，当我们津津乐道于温商、宁商、潮商的商场神话时，却很少听到关于莞商这个群体的传说。一位本土观察者称：东莞的企业和企业家们似乎更习惯于一种沉默的力量，他们往往缺少在公众视野和大众舆论中的一些重要的话语权。甚而言之，东莞的企业在行业中也缺乏必要的潮流引导作用，即使它们可能在某种程度上已经具备了这种能力。 河南商人刘吉多年来游走于大江南北各地商界，与各地商人打交道的过程中，总结出东莞商人与其他商人的不同，首先是东莞人务实，这虽然是南方商人的普遍的共性，但东莞商人尤甚，比如在谈合作时，北方商人往往要比较一下，你赚多少我赚多少，如果你赚得比我多很多，那这生意很可能就谈不拢。而粤商，尤其是东莞商人，只要自己有得赚，不管对方比自己多赚多少，合作就会顺利达成。 另外，莞商的诚信守约在业内口碑极好。严格遵守契约，遵循游戏规则，这是刘吉及许多北方商人对莞商的印象。在北方做生意，常常有些一锤子买卖，就算跟你签了合同，到时候也不一定按合同办，搞得你以后再也不想跟他合作。许多来东莞创业的北方人惊讶于这里商人们相互之间的信任程度，签了合同后，一切照章办事，一是一二是二。比如许多莞商之间相互借贷，并不需要签署繁琐的合同，也不需要找第三方保人担保，只需打个白条，甚至白条都不打，喝茶时口头打个招呼即可。这种对个人信誉名声的看重比法律约束更有效。 低调神秘的背后 凡事皆有两面，莞商的低调也有弊端存在。仔细观察莞商经营的产业，却会发现，很难找出与他们巨额财富相匹配、具有全国乃至世界知名度的企业、品牌。 正如一些商界观察者所分析，东莞本地莞商的崛起，早期更多的是依靠对于土地的占有、政府资源的优势，飞速积累财富。东莞人信任“落袋为安”、“闷声大发财”，为求安全，不愿意在外扬名。这就个人而言，属于一种智慧练达，本无可厚非，也难以评价其对错。但对企业而言，却意味着另一种命运。 复旦大学管理学院院长陆雄文对多位莞商直言，东莞企业低调的背后是有一些不好放到台面上来的（东西），（他们）不想让人知道我是怎么发展起来的，因为他们对未来仍然缺乏信心。 人们总喜欢把莞商与温商相比较，而温州资本的活跃程度“地球人都知道”，温州炒房团、温州炒金团，温州炒玉团，温州炒茶团，温州收购团等，哪里有商机，温州资本都不旁观。而东莞资本却总是给人“小家碧玉”、难得大手笔走出去的低调感觉。东莞土生土长的商人刘先生的话可以解释这一点：“就像外界认识的东莞商人那样，外表很土，但很有钱。这么说比较形象，但是我现在听到这句话却笑不起来，这其实也体现了莞商的文化弱点。”刘先生指出，这种弱点就是单打独斗，“宁为鸡头不为凤尾”。 在借贷上也是如此，“更多的时候，我们都习惯向周边相好的家人和朋友借钱。先借一点点钱，然后越滚越大，而不会冒进。”刘先生说，“这是很保守的做法，与东莞人的个性有关。” 这样的保守为东莞赢了“金融绿洲”的美名，如果是周期长数额大，担心还不起，东莞的商人也不会上门来借钱。这也是东莞的银行为什么在全国呆账和坏账少的原因。 低调的东莞，还是个让外来资本纠结的地方。东莞夹在深圳、广州之间，一度原本是风投热衷之地。许多广深风投乘兴而来，却败兴而去。一位风投惋惜称，东莞好的企业多不愿意上市，也不愿意风投介入——因为那意味着需要让企业的管理模式从家族制变为专业的经理人制。 中山大学一位多年观察珠三角区域经济的学者称，东莞商人危机意识很强，他们对未来缺乏信心，他们只相信拿到手里的钱，而中国的政策环境又加剧了这样的意识，所以东莞商人从不冒进，不作大风险的投资。另一方面，因为注重实在的财富，本地莞商对于企业形象、品牌塑造也并不热衷。 两年前，在莞温商对皮尔·卡丹品牌地竞逐曾引发热议，“温州人胆子大啊，他们连英国的电视台都敢买，买下个皮尔·卡丹又算什么？”听闻在莞温州商人有意竞逐皮尔·卡丹事件后，刘先生如是说：“温州商人胆子大，东莞商人求稳，怕死。” 于是，会做生意的东莞商人眼睁睁地看着同样会做生意的温商在自己眼皮底下上演了一幕“收购”好戏，这引起了一些东莞商人的反思。 一位曾在温州呆过多年的东莞鞋企老板向记者表示，东莞企业早期接订单太容易，做订单做得太顺手，所以没有危机意识，而长三角一带早就开始转型做品牌，你看看现在商场中的各大品牌，几乎全被温州人把持，要么直接收购，要么买断代理。而东莞企业还在做产业链最低端的一环，赚利润最少的钱。
东莞市经贸局局长陈桂明在总结东莞本地商人创建名牌意识为什么不强时曾说过，这其中一个关键原因是一些企业怕露富，担心政府会增加税收，不愿意宣传出名，也不愿意把自己的生产成果拿出来分享。这种“小富即安”的特殊心理状况，使得东莞企业在本地发展得很好，但走出去甚至在外国发展的少。 前述中山大学学者认为，这与中国企业税负过重有关，如果不减少各种税费负担，给企业直接的实惠，企业很难拿出财力和信心来投入品牌创建。如此一来，东莞经济的转型升级将遇到难以突破的瓶颈。 现实已有佐证。近几年在国际经济形势严峻、外贸订单利润大幅下滑的情形下，多数东莞企业仍坚持贴牌加工的道路，因为“省心，只在做好产品就可以了，做品牌太麻烦，投入那么大还不一定能做起来”。无论是微薄的东莞市场广告蛋糕份额，还是外地大牌机构来到东莞被“东莞似乎是个不需要品牌的城市”所迷惑，这都说明了这一切。 幸好，当地政府已经注意到，莞籍企业家巨额的财富与弱小的企业品牌之间的巨大落差，已呈现出病态的成分。而这也影响了东莞的城市竞争力。因此，东莞决策者力推转型升级、高水平崛起，都试图提升东莞企业创建品牌的意识，并将品牌战略上升到了全市的决策高度。 而部分东莞企业也意识到做品牌、提高产口附加值的重要性，如琪胜鞋业，宝贝家具等企业都在一边做代工，一边坚持推出自己的品牌。 查阅东莞商人的出身，发现绝大多数莞商既非“官二代”也非“富二代”，反而是读书不多，学历不高，家底很薄，甚至是耕地出身的金字塔底层的平民。这种平民式发家显示出东莞商人吃苦耐劳、踏实肯干的一面，同时“平民意识”和“家族观念”也掣肘了东莞企业的发展。 前述中山大学学者表示，东莞企业家不愿意把企业交给职业经理人去打理，甚至企业家们私下里交流时说，“让我请经理人，那等于让我去死”。有几家曾试图做现代企业制度改革的企业，都以老板与经理人不和经理人出走而告终。白手起家的老板不放心别人插手自己的企业，担心财富被外人分走，而自己的孩子又不愿意接手做起来很辛苦的事业。于是，越来越多老板或富二代投资金融、地产等领域，或干脆将资产转移到国外，只待老了后移民出国贻养天年。 类似的想法将许多东莞企业的发展空间限制在很小的范围内，也约束了东莞经济的活力。当地政府和业界都已意识到，东莞的转型升级需要低调的莞商们高调起来，胆子大一点，再放开一点。 值得欣慰的是，有些家族企业已建立起成功的现代企业制度，上市的东莞企业也越来越多。上月末，东莞易事特电源股份有限公司成功过会，董事长兼总裁何思模在见朋友时对企业的未来信心满满，“最近过会，天天跟媒体打交道，很忙。”宝贝家具的潘文告诉记者，公司成立五年来业绩增长超40倍，已跻身行业前三。东莞需要更多这样“敢于”向世人展示自己成功的莞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