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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些日子，我看了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明星经济学家达龙·阿塞莫格鲁与另外两位作者去年发表的论文《经济增长的两大引擎：创新与标准化》。他们的思路是这样的：如果只有创新而没有适时的标准化，则创新的成果就很难转化为经济福利和未来创新的制度基础。但若过分强调标准化，则容易形成官僚化的管理体制从而扼杀创新。健康的增长模式，是在创新与标准化之间权衡。我们可以想象一条彩虹形的曲线，对应于创新与标准化的不同比例有不同的GDP增长率，并由这条曲线唯一的峰值决定一个最优的“创新-标准化”比例。 极端而言，如果完全没有标准化或标准，就根本不会有“商品分类”。你到商店买一只水杯，可以见到许多形状不同的“水杯”，有些很细小，有些很粗大。你可以想象最细小的水杯其实是“试管”，而最粗大的水杯其实可演变为“酒桶”和“脸盆”。当然，你还可以将你个人的情感赋予它们，例如，你特别钟情于其中一只水杯，哪怕任何他人都无法感受到它与那里摆放的其他水杯的任何差异。 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商品是有价格标签的物品。可是，巴泽尔观察到新鲜草莓分类标价的困难。新鲜草莓千差万别，几乎很难找到完全无差异的两颗草莓。如果定价是免费的，则草莓的价格就应千差万别，每一颗有一个价格标签。但由于定价不是免费的，草莓卖家只能为每一类草莓确定一个价格。这样，草莓买家就可能在标有同一价格的草莓里继续挑选更合意的草莓。如果挑选草莓是免费的，卖家当然不会干预买家的过分挑剔行为。由于天下没有“免费”这件事情，所以，卖家必须预先想象买家挑选草莓的通常标准，并根据这些标准将自己的草莓分类和标价。由于技能专业化，由卖家挑选草莓远比由买家挑选草莓损耗更小。因此，交易费用学派的经济学家当然建议由卖家预先挑选草莓（分类和标价）。也就是说，卖家根据买家可能有的标准，预先分类标价。 我们还可以将上述见解运用于学术领域，草莓卖家预先设想草莓买家可能有怎样的标准，类似地，学术的标准要由卖家预先替买家设想。这里，卖家是学术作者，而买家是包括其他学术作者在内的一切其他人。但学术毕竟不是草莓。一件学术作品，必须在特定的学术传统之内才有意义和价值。学术传统主要是由传统内的权威学者和权威之间的持续对话来维系和传承的。 谁是学术权威？这是一个问题，尤其在当代中国社会，在各种传统价值与各种现代价值错综复杂地互替与互补的时期。我们常将权威分类为二：其一是内在的，其二是外在的。人们心悦诚服地遵守的权威，是内在的。人们因为既定规则或强力威胁而遵守的权威，是外在的。根据韦伯的政治社会学论述，现实世界的任何权威，如同创新与标准化的关系一样，或多或少要依赖于内在的遵守（领袖感召力），也或多或少要依赖于外在的遵守（官僚化的制度力量）。 我们可以想象，这两种类型的权威依照不同比例组合，对应于学术繁荣的程度，呈现为一条彩虹曲线。中国目前如此普遍的学术腐败，首先意味着承担学术传统维护功能的权威们的失职，其次意味着中国学术标准的外在权威太强而内在权威太弱。最荒唐的是，由于研究经费多年以来由政府垄断，大多数学术权威要么是政府权威的代理人，要么干脆就是官僚。 何种品质构成内在学术权威？人格魅力当然重要，这是内在权威通有的要素；另一要素是学术判断力，学术权威必须能够判断学术传统未来可能的演化路径。凡能够准确预见未来10～20年学术发展方向的学者，常可在学术传统内确立权威地位。而在转型期中国社会，学者只要对未来几年的学术演变路径提出准确判断，就可确立自己的内在权威。 当然，在文明程度很低的社会，买家和卖家都很少为他人设想，那就根本不会有上述这些麻烦，卖家可以禁止买家挑选——爱买不买，即经济学教科书里的“All-or-None”交易方式。市场之所以重要，是因为不论你有何种文明程度，交易机会永远存在，只不过在文明程度太低的社会里只有最粗略的交易，而那些更精细的交易将无法实现。 测量一个社会的文明程度，直观而言，就是看那里的人们是否相互之间更“Thoughtful”（顾及他人的利益和思想）。地球上有许多人类社会，它们之间有竞争。演化至今，我们看到的社会，多数是文明的。因为更精细的交易，其实有更大的利益，所以，更文明比更不文明要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