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社科院开放经济研究所副所长任志宏:广东要为中国构建开放
作为政府重要的本土金融智囊机构,广东省社科院开放经济研究所参与了《珠江三角洲金融改革创新综合试验区总体方案》、《“十二五”时期广东金融改革发展总体思路研究》等政策项目。为此,时代周报记者特意专访了该所副所长任志宏。在他看来,广州的南沙、珠海的横琴、深圳的前海,这是本次广东金融改革的金三角,这个金三角互为依托,其互补优势十分明显。 广东金融改革是“顶层设计” 时代周报:与温州金融改革相比,广东此次金融改革的规划有哪些异同点? 任志宏:不管广东金融改革也好,温州金融改革也好,改革的本质就是让金融怎样更好地服务于实体经济。但是温州跟广东相比还有很多不同点。首先改革的目标就不同,这次温州出台的12条《金改》,就是针对中国的金融发展过程中所出现的局部性和阶段性的一些问题,比如市场机制的发育对现有体制的碰撞,所以温州金改就是解决局部的问题。但是广东金改不是局域性的,因为广东的发展甚至可以说代表中国未来的发展方向,所以说珠三角这次的金改带有总体性特点,要为未来中国构建开放式的金融发展的空间和格局。广东的金改就是一个顶层设计,一个最根本的金融制度安排问题。广东这次的金融改革,既有粤港澳都市群的协调发展,同时也考虑到了广东的农村金融如何发展,如何激活农村的生产要素,带领农民迅速脱贫致富,此外还提到了广州城乡区域的协调发展,应该说中国的问题都在珠三角这块有所体现。
第二是波及的范围不一样,温州主要是解决一些体制外运行的东西,像民间集资,民间借贷,就是说灰色地带、甚至一些黑色地带要如何拿到白色地带来,也即是阳光化的问题。而广东设计更大的一个范围,即整体金融环境的构造问题。 第三,最大的不同点就是温州和广东在金融改革方面的时间跨度不一样,温州12条基本上就是为了解决目前民间金融乱象的问题,但是珠三角金改既考虑到中期发展也考虑到长远规划,像2015年要达到一个与广东市场经济协调发展的金融体系,更长远的还考虑到2020年如何与开放的经济格局相匹配。 广东金融改革有着自身的优势:第一,毗邻港澳的地域优势。第二个就是相应的政策优势,在5年之前就出台了关于珠三角规划纲要的一些政策,《珠三角2008年-2012年改革与发展的规划纲要》,这样的话珠三角从国家的战略层面上来讲就上升到一个非常重要的高度,也就是说珠三角成为了中国未来经济增长极,不仅仅是一个经济增长引擎了。包括跟港澳的紧密合作,现在的补充协议已经到了第九个版本了,这是其他地区所没有的。第三个就是创新优势,珠三角在政治经济环境方面都比较宽松,这就培育了一大批富有创新的中小微企业家群体,这个草根群体可能就是珠三角未来发展的一个人力和物质资源。 时代周报:在珠三角区域内,广州、深圳、珠海的金融发展如何区分定位,并实现和港澳的对接? 任志宏:广州的南沙,珠海的横琴,深圳的前海,是本次广东金融改革的金三角。应该说它们的互补优势很明显,广州应该成为金三角未来金融中心的总部,甚至是财富管理中心在传统银行业构造、打造南沙航运金融、未来商品期货等方面也有很大的成长和发育空间。深圳前海主要在人民币跨境贸易交易、在人民币回流集资这块发挥作用。我们现在海外人民币资产都有1.7万亿之多,深圳就有5000多亿,怎么让它有一个安全快捷回流的通道,前海无疑就承担了这么一个功能。前海还有一个最大的优势就是能够跟深港直接对接。横琴面积大,有108平方公里,比澳门还大。从一定程度来说,可以再造一个澳门。另外,横琴还有一个最大的亮点就是,中国可以和葡语国家展开更紧密的合作,其中像巴西、安哥拉都发展得非常好,包括东南亚的东帝汶,横琴可以作为一个澳门葡语金融发展的后台。 前几年金融发展广东过于谨慎 时代周报:在提高广东金融的综合实力方面,广东省要做哪些方面努力,才能让这场迫在眉睫的金融改革能够顺利落实? 任志宏:广东一直是金融大省而不是金融强省,主要体现在金融资源配置效率上跟这个金融大省的身份有些脱节,最根本问题就是出在金融如何服务于实体经济。广东是经济大省,金融总量占了全国的1/8,但是它的产出效率低于长三角,跟香港国际金融中心比产出效率就更低一些,因此必须回归到金融的本质上来,来拉动中国目前下滑的经济。我们现在还处于一种金融粗放型经营的阶段,最显著的一个特征就是我们的金融业还是靠天吃饭。最近公布的数据显示,中国几大家银行“工农中建”都排在世界银行业的前几名,但是它最主要的盈利收入还是体现在利差收入这块,现在我们的利差基本上还是在3%左右,这个虽然不是最高的,但是利差收入占到了传统银行业盈利空间的70%-80%。 此外,金融对于经济真正意义上的支持也还有很大的问题,我们还是一般意义上的存款、贷款、汇款,对中小企业量身定制的一些金融服务更是欠缺。还有就是体制上的一些限制,因为我们目前在金融管制上还是分业经营,即银行不能干证券,证券不能干保险,保险不能干银行,这是一个防火墙机制,但也在某些环节某些领域为金融支持增加了一些障碍和成本。 最后就是广东自身的问题,广东在10年前是全国金融发展的一个重灾区,出现了很多问题,像广国投事件,还有一些局部金融生态问题,如恩平、开平等地。所以在前几年的金融发展中,广东就是有点过于谨慎了,尤其是民间金融和体制内的金融在发生碰撞的时候,监管的力度过于谨慎,这就直接导致创新不足。在这点上相比于全国其他几个省,广东步子迈得比较慢,因此就会感觉创新不足,对经济的支持力度不够。 时代周报:广东的金融改革目前遇到哪些阻力?又该如何解决? 任志宏:我想可能还是认识上的一些问题,把金融从政府这个层面是把它放到引领现代高端服务业这么一个核心地位来抓,还是把它当成地方经济发展的一个陪衬?毕竟广东在十几年前还是发生了很多方面的问题,所以在对待金融方面的改革还是比较谨慎而且有些畏惧。第二个阻力就是体制本身,尽管最近出台了一些方方面面的政策,但是对于民营资本真正能够进入到金融领域还存在这么一个天花板效应、玻璃门效应,就是说看上去挺美,但是真正触及到这个领域你会发现有很多现实性的障碍。第三个阻力,就是市场培育还存在良莠不齐、泥沙俱下的问题,这样也考验了我们的监管部门能不能够火眼金睛。金融是一个高收益同时也是一个高风险的领域,广东在这30年的经济发展中出现了这样或者那样的问题,例如担保领域出现缴纳的问题,这对我们政府监管部门和宏观调控能力,以及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是一种挑战。 时代周报:如何解读广东省委书记汪洋“金融就是核心引擎,只有将这个引擎由‘自然吸气’升级到‘涡轮增压’,实现降耗增效,才能有效牵引机车转轨提速”这句话? 任志宏:广东一直是金融大省但不是金融强省,汪洋书记的这句话第一增加了我们的紧迫感,第二个就是“涡轮增压”其实是有它的动力机制在里面。就是针对广东的实际问题能够探索出一条新路,适合于广东自身发展的一个模式,用最小的力量做出最大的金融产出,因为涡轮增压的含义它不同于传统的动力机制,它是能够形成一个倍数,甚至是杠杆效应。广东是一个最大的城市群所在聚集地,像粤港澳如何紧密合作,发挥两种体制的力量,迸发出其他区域没有的优势?另外,广东虽然是全国最发达的地区,但是最不发达的地区也在广东,像粤北山区,如何使金融成为建设幸福广东的一个工具,而不能仅仅只是某些人发财致富甚至是加剧贫富差距拉大的手段,使广东在城乡统筹、建设和谐社会发挥重要作用,也是目前金融改革需要面临的一个问题。我理解的“涡轮增压”,主要还是根据广东的实际情况探讨出一些适合于广东的发展之路,广东有众多的高速增长、发展良好的大中型企业,那么在下一步的发展过程中,广东要如何通过金融改革来引领中小型企业的高速增长还需要不断地探索。 下一步:打造地方金融航母 时代周报:有人认为,广东“粤财投资”的成功是广东未来金融改革成功的一个缩影,你同意吗? 任志宏:不能那么说,粤财投资的金融改革只是一个亮点。广东下一步的金融改革如何突出重围,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广东金融航母的构造问题,我们跟京津唐、长三角相比,还是有一定的差距,我们的金融航母不论是在规模上还是在实力上或者是竞争力上,都是有问题的。广东也有其他方面的限制问题,比如前几年我们的广国投、广国际这些重量级的航母都纷纷倒闭,这样的话就只剩下粤财了,粤财这几年发展得很好,但是跟其他地方发展相比还是有差距的。我们的下一步就是培育地方金融体系很重要的一个问题,即打造地方金融航母级企业。 时代周报:广州城市中轴的“东进”之路将重新启动。目前广州出现多个金融中心功能区,很容易造成用力不均、过于分散,显然也会使国际金融城缺乏一些有力的支撑。这个问题该如何解决? 任志宏:这涉及到广东地理空间位置的一个再构造问题,对于现有的金融布局的反思和探讨,以及未来蓝图的规划问题。珠江新城的金融功能区建设在当初可能没有一个更长远的考虑,在现有的一个金融资源的配置上就存在一些问题,比如说原来的该进去没有进去,想进的进不去,造成现有的像地理空间困境,如交通拥挤、停车位不够等问题。所以广东在员村打造一个国际金融城7.5平方公里,这样就有一个足够的空间发育,我们也吸取了珠江新城设计上的一个教训,充分借鉴国际上一些发达地区的成功经验,比如伦敦、纽约、东京,在空间上高积聚,要素上高配置,产业链上高附加,这样对于广东在未来打造国际金融中心也是一个有利因素。这点对于广东未来金融中心的谋划,是一个点睛之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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