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中医要能挣钱，会养家糊口再说别的。如果中医不能获得有尊严的生活，这个行业注定是要萎缩的。”诚如御源堂负责人、知名中医医师徐文波女士所说，传统中医诊所的发展，已经到了不改革不能活的阶段。 孔医堂创始人孔令谦存在同样的困惑。孔医堂位于望京的中医诊所，有3200平方米，即便加上夜诊，每天能够接待的患者也不过300人左右。孔令谦说，这家诊所按照最大负荷运转，每年也不过4000万元左右的营收。即便不说利润微薄，规模上充其量也只能算个中小企业。 一家从事中医行业的民营企业，只能创造这么大的能量吗？这并不是孔医堂一家民营中医诊所面临的尴尬。 “适合中医学科的模式还没有找到，现在中医的发展状况已经证明：这个学科不适合医院模式，同仁堂的药店模式也过时了，适合不适合医馆模式呢？还不确定。”徐文波的思考很具代表性。在固生堂的涂志亮看来，中医要想发展好，核心在于要首先解决“谁来埋单”的问题。 京朋汇董事长邱琳在投资界盛会——“里昂全球资本论坛”上，听到的全球性医疗企业和睦家的报告中，出现频率最高的词汇，居然是政府补贴和商业保险补助。若没有数年后拿到政府补贴，并与商业保险绑定，和睦家即使进入中国后，各项收费标准一直超出医保范围100倍，也根本难以盈利。 “在这种情况下，医疗机构的生存只能靠什么？我觉得是需要靠技术，以及自己找准市场定位。对我们来讲，能够活下去并且走出来都不容易。”京朋汇董事长邱琳坦言。 这一次英雄所见略同，不管是IT出身的孔令谦、投资金融行业出身的邱琳、西医健康管理出身的涂志亮，还是媒体出身的梁冬，中医诊所都采用了相同的模式：诊所作为根基和平台，在诊所之外，由企业来为大多数亚健康人群的健康埋单。他们试图利用中医擅长“治未病”的优势，用健康管理的思路来探寻让中医能够健康成长的新商业模式。 3000平方米的诊所，每年也不过4000万元的营收。规模上充其量也只能算个中小企业。一家从事中医行业的民营企业，只能创造这么大的能量吗？这并不是孔医堂一家的尴尬。 医疗是根基 养生为盈利 几家新生诊所，不约而同选择同样的发展模式，必然有其不得不如此的理由。 传统民营中医诊所一直势弱，固然是起因于一些历史、文化的复杂纠葛。但眼下最直接的原因在于，传统诊所的模式已经无法解决“谁来埋单”这一根本性的生存问题。 大多数人的医疗消费预期，都寄托于医保和社保，而中国医保资金使用的现状是：在中西医的配比上，中医得到的医保分配资金，只占到百分之零点几，少到可以忽略不计。 这意味着，传统中医诊所甚至国立的中医医院，都是在和社保和医保分配比高的西医医院“抢病人”。且不说正处于病痛中的病患，有多少人信任中医疗法，只在社保医保埋单，还是个人掏腰包这一件事上，中医就大大落了下风。 而公开数据表明：70%的医保资金是给了50岁以上的人，其中又有50%是给50岁以上的人做手术。中国人80%的健康投资，用于临终前的一场大病。但早在两年前的调查数据就显示：中国有97%的人，愿意把健康投资用于对疾病的预防，而不是临终前的一场大病。 像邱琳这样从投资金融行业进入中医的“外行人士”，得益于他们曾经不同的背景，开始把目光瞄准了另一群人——在中国的比例已高达70%的亚健康人群。 邱琳验敏锐地观察到，国家在医保资金使用效率上的改变、中医医疗机构得到扶持的态势逐渐显露、商业医疗保险开始接纳养生和理疗项目成为保险范围。 这是一个进入中医行业的好时机。 因此，投入中医行业时，邱琳的京朋汇和固生堂、御源堂、孔医堂等，虽然都以中医医馆起家，但一开始就有不一样的思路。从邱琳的京朋汇医馆，布局的设计就可见一斑：医馆入门左侧是诊疗区，右侧是会员养生区，两个区域各行其是，在后堂又浑然一体。这与固生堂将诊所分为门诊区和VIP区的格局大同小异。 虽然是外行人，邱琳却因为自小热爱中医而对此有深刻研究。甚至已经拜师在国医大师李济仁长子张其成的门下，成为其入室弟子。所以，邱琳的医疗加养生两只手的思路，背后有她个人对中医的深刻理解和认识。 在她看来，中医不仅治病，更能鼓励人的身心调养，讲究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健康是每个人先天的资源，如同每人的财产，跟我们的车一样，需要后期去妥善维护和管理。而中医颐养天年的一些办法和理念，是管理自己健康资源的重要手段。”因此，在京朋汇成立之初，邱琳的理念就是用中医的自然疗法和颐养天年的理念，去管理现代人的健康。 “健康管理”在西方提出来不过20年，这个命题至今未得到妥善解答。 曾在爱康国宾从事多年西医健康管理工作的固生堂董事长涂志亮，对此深有体会。本来，西医体检被各大企事业单位作为福利，提供给员工是件好事，但却造成了大多数职员的“恐检症”：每当体检完，各项不正常指标会让企业士气大减。许多企业甚至在体检报告发放后一两周之内，再也没有员工加班。 在病症显现之前，用一张写满各种不正常数据的体检结果，宣告身体的亚健康状态，西医的作用仅止于此。如何使不正常指标恢复正常，这正是治未病的中医所擅长的。 因此，不只是京朋汇、固生堂和孔医堂，在以医疗为根本、健康管理为创新模式的理念上，不谋而合。 他们首先集结了一批优秀的中医医生，坐镇医馆，提供日常的问诊看病业务。然后，通过派驻医生的形式，把诊所开到了企业的办公现场。 企业员工的健康管理市场，之所以被很多机构当作核心经营，是因为在根本上解决了“谁来埋单”的问题。不愿自掏腰包的员工，和本就有体检预算的企业，以及希望解决生计问题的中医诊所，一拍即合 中医体检 企业埋单 其实，把医馆开到企业办公现场，深入企业做员工的健康管理，并非邱琳他们的首创。早在四年前，正安中医馆创始人之一的陈晓岚，当时所服务的英智健康管理中心就为普华永道北京公司提供员工健康咨询服务。 四年前，在普华永道北京公司所在的财富中心写字楼内，英智健康管理中心使用了四十多平方米的场地提供健康咨询服务。他们根据普华永道北京公司三千多员工的年龄段、性别、工作强度，做出了年度体检项目建议，并帮助其员工组织、预约每年的疫苗接种。而员工一旦生病，英智的健康咨询医师会先进行病情判断，常见病症则告知简单的治疗方法，或者告知选择适合治疗的医院及科别，并帮助预约。除此之外，每个月还开设一期针对性的健康讲座，为员工做健康答疑。 而孔医堂，如今的企业员工健康顾问的思路，与当时英智健康管理中心的健康咨询服务的思路异曲同工。唯一不同的是，孔令谦曾经的IT背景，让他在这件事上的思维更系统和IT化：孔医堂已经进驻数家大型央企，根据企业人员的年龄结构、工作环境、工作性质、工作流程，来分辨未来哪几大类疾病高发。然后，根据现有几类的预防措施，给企业提供一些流程干预的建议。而企业，只需要为此给每个员工付出几十元钱。
“我等于给企业做ERP，做一个流程再造，我们做的是企业员工健康规划，最多为员工做一做中医体质辨析，不看病。”孔令谦说，“因为中医有一个信条，叫医不自荐。” 孔令谦甚至请来用友软件副总裁高作义，希望能将孔医堂以现代科技手段去做放大，基于中医诊所平台来做增值业务，比如健康咨询、客户端等盈利性服务。不仅如此，孔医堂还计划搭建一个电子商务网站。因为孔令谦的IT行业背景，孔医堂在公司最初的骨架设计上，已经显现出IT企业的模样。 也正因为创始人背景的不同，京朋汇和固生堂则希望能深入企业的不只是健康咨询，而是更像一个小型的社区医院，会从诊所派驻医生，在办公现场为有需要的员工提供治疗、理疗等服务。京朋汇已经开始在联想集团内部实现这个想法。 固生堂则在企业员工的健康管理上，往前多走了一步。除了在一些国企内部派驻医疗团队成立企业保健室，还会把诊所里的名中医，以出诊的方式去企业内随诊，给员工看病、配药、煎药。煎好的药放在保健室冰箱内，员工按需按时服用。而且，员工还可以在工作间歇，花15～20分钟时间，在保健室做理疗。 此举在企业内大受欢迎。不只员工获取了应有的健康管理福利，企业也间接收益，用三五百元就赢得了人心和士气。而对固生堂这样的医馆来说，进驻企业也是一笔划算的生意：“对我来讲没成本，场地是企业的，人力成本企业埋单了。比我自己开店简单，我自己开店还有房租。” 涂志亮一语道破天机。企业员工的健康管理市场，之所以被固生堂、京朋汇、孔医堂等，当作核心市场来经营，是因为在根本上解决了“谁来埋单”的问题。不愿自掏腰包的员工，和本就有体检预算的企业，以及希望以此解决生计问题的中医诊所，皆大欢喜。 相比一年以前，涂志亮主打礼品和高端路线的思路，如今让企业来为员工和客户埋单，进驻国企、航空公司和银行等VIP室服务的想法，显然更加清晰、市场前景更为广阔。 中医这种技术上的退化怎么解决？用现代科技带动中医。徐文波说，有的时候中医代替不了西药的作用，中医应该知道自己擅长什么、到底治什么、到底干预什么。 中西医融合 是长远之计 虽然找到了一个看上去很美的新盈利模式，但模式解决的是生存问题，而中医要想长久发展，也要解决其诊疗手法和理念上一些与时代发展不再吻合的问题。 “中医已经失去了很多市场，现在来诊所看病的少，调理之类的多，大病的、急诊的在中医诊所内几乎绝迹。一个是因为我们技术力量不够，再一个政策和大家的认识有问题。”在邱琳看来，“中医现在的确是叫好不叫座，因为大部分人是不接受中医的，认为中医是忽悠，是没有科学依据的东西，看不到中医的优势。造成这一现象的很重要因素，在于原来中西医结合出了问题。” 中医和西医，原本是两个理论基础完全不同的体系。西医是建立在自然科学基础上的，本质为对抗理论的寻证医学，而中医是建立在哲学和人文学科基础上的，本质为整体观和谐共生的辩证医学。但从前的中西医结合，是用西医的理念和方法，来管理和统领中医学科。 这对中医的伤害之深，略微懂得中医的人都能够分辨出来：整体观的中医学科，现在也如同西医般，有了妇科、儿科、心脑血管等科室的划分。优秀的中医必然应该是全科医生，一个人就是一个医院。但如今能称得上全科医生的中医，已寥寥无几。 实际上，在徐文波看来，虽然两个医学体系各自为派，但“大家都是为了患者着想，都是为了救死扶伤”。而西医有先进的技术，中医有更为适合现代人健康的治未病的理念。两者在诊疗手段上的优势互补，那一定是患者们的福音。 中医辨证，讲究望、闻、问、切，对人的感觉的依赖性很强。而现在的医生，过多依赖现代医疗技术，望诊变成了B超、核磁共振，听诊变成了心电图……五感已经完全达不到曾经没有技术辅助的医生的敏锐程度。 中医这种技术上的退化怎么解决？“用现代科技带动中医。”徐文波说，“有的时候中医代替不了西药的作用，心脏的支架之类的，在古代就是死症，必须要有现代科技的发展和带动。中医应该知道擅长什么、到底治什么、到底干预什么。” 她认为，西医的一些手段恰恰可以为中医所用，来弥补不足。比如：西医只需简单尿检即可确诊患者是否怀孕，那中医就没有必要把精力花费在去研究怎么通过号脉确诊怀孕。 用西医的技术手段检验，配合中医的理论辨证、治疗。这种思路，被徐文波作为她的新诊所——东源文际医疗的指导思想之一，正在得以实践。 其实，并不是只有徐文波一人意识到中医“技术”的重要性。邱琳的京朋汇，把中医古法的艾灸之术，结合现代的一些设备和医疗技术，研究出了一套自己独有的艾灸疗法。曾有身患“带状疱疹”的患者，通过这套艾灸设备进行治疗，七天内便痊愈。京朋汇类似这样治疗方法上的核心技术，已经有11项申请了专利。 通过技术的配合和弥补，把中医从对人的过度依赖中解脱出来。而被解脱出来的中医大夫，则可以分出更多精力去接受治疗方法和手段的模块化培训，这也是徐文波第二步思考的前提。 对于职业医生模块化培训，周期非常短，一两年之内就可以复制一批人才，去实现徐文波新诊所的连锁化、规模化经营。 而且，徐文波在日本有八年留学经历，显然她并不想浪费她在涉外医疗上的优势。但外国人绝大部分只接受西医，西医与中医的优势融合，不失为徐文波打开涉外诊所市场的又一法宝。 中医煎熬在「商业化」的火上 中医如今的困境不是一日而形成的，也不可能在短时间内消除；不是一个原因而造成，也不能通过一种单纯的努力而改善。抑或，中医商业化是解决中医面临现实困境的一个最切合实际的方案。伴随中华文明走了几千年的传统中医，现在已经走在了产业化的路口。 中医的商业模式 1.获得一个中医老字号，是中医商业化的切入点。 2.规范行医：要求机构必须有中医资质，所聘用的专家也必须是合格的中医人才。 3.百年老店（自创或沿袭一个中医字号）+高端中药材连锁，是目前可行的中医战略部署。 4.非中医专业人士，反而能把中医的商业化做得很成功。 《狮子王》中的土狼有句名言：“我恨在食物链的底层晃来晃去。”这句话道出了中国中医发展面临的窘状。 1844年，中美签订《望厦条约》，规定美国人可以在通商口岸设立医馆及教堂等。此后，英、美等国以教会名义相继在厦门、宁波、上海等地设立医院和医校，并渐渐遍及全国。 1871年，清政府在同文馆科学馆中增设医科，教授西医学，成为中国西医教育的开端。 1881年，李鸿章在天津开设“医学馆”，教授西医学。 1903年，京师大学堂添设“医学实业馆”，1905年改建为“医学馆”，1906年又改为“京师专门医学堂”，分习中西医学。 1907年，清政府与日本千叶医专签订接受中国留学生办法。以后逐渐扩大范围，向美、法、德等国派出医科留学生。 1912年，北洋政府主张废止中医中药，遭到全国中医药界的强烈反对。北洋政府内务部设立卫生司，管理全国卫生行政机构。 1925年，北洋政府拒绝将中医课程列入医学教育计划。同年，曾是一名医生的孙中山被确诊患有晚期肝癌，有人希望他接受中医治疗，孙中山即说了这样一番话：“一只没有装罗盘的船也可能到达目的地，而一只装了罗盘的船有时反而不能到达。但是我宁愿利用科学仪器来航行。” 1929年，国民政府第一次中央卫生委员会议通过了余云岫等人提出的“废止旧医案”，由于全国中医药界以罢工停业反对而被迫取消。但仍禁止中医应用西药西械，禁止中医学校立案，禁止中医开设医院。各地中医学校改成中医传习所，次年又改称中医学社。 1933年、1935年，汪精卫两度提出废止中医中药。 1949年以来政府即提倡中西医的团结和互相学习，很多中医也逐渐学会了注射等西医诊疗技术，并且参加各地防疫活动，但中医整体被贬抑的评价并没有根本改变。 中医的危机加重，不只是因为西医专业人员掌握医政，也在于100年来，中医渐渐失去了不少知识精英的信任。 1950年召开的第一次全国卫生大会上，留日医学生余岩提出《改造旧医实施步骤草案》，主张用西医基础医学的科目考核中医，以达到“淘汰多数中医”的目的。该草案虽然未获通过，但提出的一些办法，得到一定程度的实施。 1954年开始，国家陆续成立卫生部中医司、中医研究院，开展“西学中”（西医离职学习中医班），在成都、北京、上海、广州开办中医学院，培养了一批中医人才。将价格低廉的中医药纳入治疗，降低了成本，有利于广泛覆盖、低水平的医疗保健制度建立。 1958年，毛主席批示：“中国医药学是一个伟大的宝库，应当努力发掘、整理、提高”。但毛主席的兴趣与其说是医学的，不如说是政治的。这种兴趣既源于他对中国文化和中国农村的了解，更和他的政治构想不可分割。“六二六指示”认为西医教育和诊疗手段不适合农村。 1960年，赤脚医生制度出现，随之流行。其本义是指中国农村中不脱产的基层卫生人员。赤脚医生大量采用中草药和针灸疗法，一度扭转了中医在20世纪日渐衰微的社会影响。 1976年，“文革”结束后，城市里迅速恢复了西医在医疗体系中的主流地位，赤脚医生的专业能力受到了怀疑，政治地位也急遽下降。很多人放弃了中医治疗手段，同时接受了市场经济的法则。 1982年在湖南衡阳召开的全国中医医院和高等中医教育工作会议，特别强调了中医单位保持和发扬中医特色的问题，对此后的中医工作影响很大。 1990年代药价飞涨，医疗资源分配的不公平在城乡之间变得更加显著起来。 中医商业化不是魔鬼，不是天使，只是中医发展中的一个选项，一个现状，一条出路。 2001年，一些药店的坐堂医生受经济利益驱动，开“大处方”误导、诱骗病人购买药品、保健品，被卫生部列为“非法行医”，下令禁止。 2006年，中南大学教授张功耀坚持认为，中医药应该退出中国的医疗和教育体制，回到民间自谋出路。10月，他提出的“促使中医5年内退出医疗体制”观点，激起一波激烈争论。 2007年，曾是传统中医存在模式的“坐堂行医”，广东率先在全国破冰。2010年底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向全国推开试点工作。 2008年，各地中医馆开始兴起，着眼中医传承。 2012年，传统医药类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基地在北京市朝阳区国葆堂揭牌。四大中医绝学齐聚一堂，并准备“组团”闯世界，共同推介传统中医文化。 2012年5月12日，妈妈A+计划正式启动。不同于西医1+1=2的治疗模式，中医通过向妈妈传授一些简单、实用的中医基本技能，使妈妈在照顾好自己的同时，能更轻松地为家人服务。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最新统计显示，目前，中国共有中医药医疗、教育、科研等机构36000余家，具有中医执业（助理）医师资格的人员803000余人，高等中医药院校教职员工35000余人，中医药科学研究与技术开发机构从业人员15000余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