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前 言最早是我的几个孩子极力劝说我写下自己的人生经历。他们渐渐长大成人，常常问我："生活刚刚起步的年轻男士或年轻女士，现在仍然能做到您过去做到的那些事吗？"或者问我："在这不断变化的世界，有什么东西是固定不变且持久存在的吗？"其他人一直要我讲讲在华尔街的职业生涯——我暗自揣测，他们是希望我揭示某个不为人知的致富捷径和某个必然成功的发财魔法。另外一些人更为关心的是，我对自己熟悉的从威尔逊到艾森豪威尔这7任总统都有什么看法和评价。还有一些人一直催促我回顾自己在两次世界大战和两次缔造和平期间的经历——我得坦白他们的强烈要求对我影响最大，他们想看看我的观察和观点是否会给解决今日世界面临的生存问题带来一些指导性思考。实际上，我在20世纪30年代末便已着手撰写回忆录，但一拖再拖始终无法完稿。随着希特勒的崛起，我将大部分时间用于国家备战，力图使我们国家得到最佳的战争保障。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我全身心投入其中，帮助国家加速动员战争资源以赢得战争胜利，同时也竭力避免重演我们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犯下的错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我不禁发现自己还在奋力解决战争遗留下的诸多困难以及如国际核能控制之类的问题。身负这些职责，虽然让我无暇顾及写作回忆录，但给了我更多可写的材料。这些经历赋予我新的眼光和对事物的理解，因此我也需要将以前写下的很多内容加以改写。我最初打算直到自传写作完毕才付诸出版，但一部叙述起始于南北战争后重建时期、延展于原子弹成功研制之后的自传要压缩进一卷书中并非易事。再者，我始终觉得一个人的回忆录理应趁自己尚在人世便公开发表，如此一来，对回忆录中所写内容可能提出反对意见的人，就能拿自己的观点来与作者当面对证。
因此，在年届87岁的我看来，似乎不应再等到以后才出版这本第一卷回忆录。我希望不久之后接着出版终卷本，目前我正在努力撰写。或许，回忆录格外关注我的个性和人格形成阶段的那些岁月，会特别有些益处。我们所有的人成年之后，谁也不会真正脱离年少时代留在身上的印迹。我们在成人生活中解决种种问题的那些方式，通常与我们如何处理成长中遇到的问题不会偏离太远。孩提时代，我既腼腆又胆小，在公众场合说话总是感到恐惧。我控制不住脾气，常常爆发些无名之火。随着年岁渐长，我喜欢上了赌博——如今，观看马赛、球赛或拳击赛，我依然感到紧张刺激，感到又年轻了。无论看到别人做什么事情、取得什么成就，我都满怀动力设法亲身体验。付出很多努力之后，我才领悟到该如何控制自己的情感，认识到自己如何做才能做到最佳而将无法做好的事留给他人。如果说这种成长的过程有什么"关键之处"，那就在于，为让自己受到严厉的自我审视和自我评估，我付出了系统性努力。而当我逐渐认识自己时，我便能更好地理解他人。事实上，我在华尔街和商界度过的那些岁月成了我在人性方面接受教育的一个漫长历程。无论在证券交易所还是在其他交易中遇到的问题，几乎总是如何将关于某个形势的众多客观事实与伴随这些事实而来的人类心理因素抽丝剥茧般剥离开来。离开华尔街进入公共生活后，我发现自己面临同样永恒的谜——就是如何让我们生活于其中的这个世界的事物的性质与人类的天性保持平衡。毋庸置疑，人类天性的变化较之我们所处外部环境的变化要缓慢得多。当新形势出现时，有些人尽管你苦苦相劝也要自以为是地坚守过去，宣称我们必须固守以往的规则和惯例。另外有些人则视过去的事情毫无价值，仿佛新形势要求采取全新的处理办法，必须依赖试错法反复试验。为了有效地治理自我，这两种极端做法均须摒弃。真正的问题是，要知道何时应恪守古老的真理、何时应以新的实验性方法坚定地走下去。我在回忆录中阐明了我的行动哲学，我一直以来设法根据我的行动哲学，将随时准备冒险尝试新行动与采取预防措施以免重蹈过去的错误和谐地结合在一起。我所做的事情有些可能会引来非议和责难。然而，我之所以叙说自己的错误和失败，只是因为我发现，与成功相比，错误和失败给人的教育意义要远远大得多。在准备本卷回忆录材料的过程中，我得到哈罗德·爱泼斯坦、萨缪尔·卢贝尔和赫伯特·斯沃普几位朋友的大力帮助，在此深表感谢。亨利·霍尔特出版公司的罗伯特·莱施尔也提出了很有价值的编辑建议。谨以此书纪念我的母亲、父亲及我的妻子第1章 我的父亲：南方邦联的医生1870年8月19日，我出生于一座两层木结构的房子里，房子位于南卡罗来纳州卡姆登镇那条主街上。不过，当时住在这儿几乎像是住在空旷的乡间。房子后面有菜园、马厩和谷仓，再往后面便是伸展开去的一块三英亩（1英亩=4 046.86平方米。）的田地，父亲将这块地变成颇像"试验农场"一样的地方。我现在还记得，有一年地里种上了甘蔗，父亲为栽培甘蔗不辞辛劳，仿佛这块地是一个赚钱的棉花种植园，值得那么辛苦。父亲经常在他的这个"农场"里劳作，而母亲以为，他本该把花在地里的时间用于给人看病疗伤。可不，他当时是本州最成功的医生之一。南卡罗来纳州医疗协会推举他担任会长时，他才33岁。他还在州健康局任职，是那里的头儿，在南北内战后重建时期，他积极参与纷扰又时而充满血腥的政治活动。最近一段时间，我在翻阅父亲早年行医时的一本病例记录。看着那一页页潦草字迹，就知道他当时在社会上所起的作用。他给黑人看病，也给白人看，不管是小病微恙还是意外受伤，他都给予治疗；有小孩腿上扎进鱼钩的，有贫苦的老年黑人在主人死后拒绝吃喝18天几近饥渴而死的，什么样的伤病都有。父亲穿行于乡野给人治病，常常带着我坐上他那辆两座轻便马车一道前往。有时我会把着缰绳，他坐在旁边读书看报或是打盹儿。有一回，我们来到一个粗陋的小木屋前停下来。我等在车上，父亲走进屋里。不一会儿，我看见他急忙跑出来。他拿着把斧子，朝木窗板一阵猛砍，一边大声叫着："没有新鲜空气，这男人快要死掉了！"父亲在他那"试验农场"里耕作，这反映了他有兴趣改善本地区的生活，这种对社会生活的关注他终生不渝。我十岁零六个月的时候，我们举家迁至纽约，他开风气之先，在布满拥挤不堪公寓楼的城区开设公共浴室。我们住在南卡罗来纳州的时候，州里尚未建立州办农业服务机构来试验更好的耕作方法，但父亲看到有必要进行这样的试验。尽管先前没受过任何农耕培训，他很快就成了这方面的行家里手。在父亲的诊所里，医学书籍的旁边整齐地叠放着一摞黄色封皮的农业杂志。他从杂志中吸取一些理论，将理论应用在那三英亩田地上做试验。他收获的棉花、玉米、燕麦和甘蔗还在县农贸展会上获得了头等奖。父亲把作物种子赠送给别人，再怎么忙碌也会帮助农夫解决具体问题。有一次，父亲买了几英亩低洼处的土地，想表明可以通过铺设砖瓦来给田里排水。我想这在当时是我们那个地区所进行的第一次同类试验。父亲是个标致的男人，看上去挺养眼──身高六英尺（1英尺=0.304 8米。），挺拔而有军人的英气，蓄着黑黑的络腮胡子，一双蓝眼睛温和又不失坚毅。他的穿着相当正式，我现在怎么也想不起见过他衬衫袖子露在外面的样子。可他举止友善，嗓音柔和，从口音里一点儿也听不出他出生于外国的痕迹。* * *西蒙·巴鲁克（Simon Baruch）是父亲的名字。1840年7月29日，他出生于一个名叫什未森的村庄，这个村子靠近波森，那时候属于德国。他难得说起自己的祖先。有人提到这一点时，他总会说一个人来自何处并不比现在去向何方更为重要。我20岁时，父亲带我去欧洲看望他父母，直到此时我才对巴鲁克家的祖先有所了解。伯恩哈德·巴鲁克（Bernhard Baruch）是我的祖父，从他的名字中就可以看出我的名字。他有一件老旧的家族遗物，那是一个颅骨，上面记录着家族谱系。看起来，虽然巴鲁克家族在世代繁衍中曾混有波兰人或俄罗斯人的血液，但它最初还是源自一个拉比家族，有着葡萄牙裔西班牙人的血统。祖父也声称，自己是古代编纂档案的巴鲁克的后裔，此人曾编辑过《耶利米预言》一书，多卷本的《次经》（Apocrypha）有一卷名字就叫《巴鲁克》。对于祖父的说法，父亲沉默不语，不置一词。祖父巴鲁克和我成了极为要好的朋友。他不会说英语，但我的德语相当熟练，我们相处得很融洽。他身高超过六英尺，棕色的头发纤纤细细，面颊红红润润的，厚厚的眼镜使黑眼睛显得更加深幽。祖父颇有学者和空想家的气质，喜欢坐在某个露天花园啤酒屋里，抽着雪茄，与人谈天。我们大部分时间就这样度过了，这时候父亲就待在家里陪着他的母亲。祖母则是另外一类人──勤劳、节俭、做事要求高、讲究实际。她身材矮小，有一双很蓝的眼睛，父亲和我都继承了这一特点。她的头发从中分开，纹丝不乱地梳向两侧。她做姑娘时的名字叫特雷莎·格伦（Theresa Gruen），我想她的祖先是波兰人。父亲于1855年来到美国，目的是为了逃避普鲁士军队的征兵。半遮半掩地启程前来美国的时候，他仅有15岁，是波森的皇家体育学校（Royal Gymnasium）的一名学生。只身来美国是要有点儿勇气的，他当时在这儿举目无亲，只认识一个人；这个人叫曼内斯·鲍姆（Mannes Baum），也是什未森村人，在卡姆登镇开了一个小杂货店。曼内斯·鲍姆成了父亲的保护人。年纪轻轻的父亲给曼内斯干活，做记账的工作，同时还在手边放着本翻译词典，通过阅读美国历史自学英语。鲍姆先生的妻子是母亲的姨妈，正是通过她，父亲和母亲才相互认识。母亲的姨妈很快就意识到父亲这个聪明男孩会有前途，非常赏识他。她劝说曼内斯把他送到位于查尔斯顿的南卡罗来纳医学院去读书，后来又劝说曼内斯送他到位于里士满的弗吉尼亚医学院。父亲从来没忘记过曼内斯·鲍姆的友善仁爱。我的中间名就是曼内斯，我对此感到自豪。曼内斯身材矮小，按当地人的说法，他有着"裘利斯·恺撒（Julius Caesar）的勇气"。父亲喜欢讲一个故事，说一个恃强凌弱的家伙如何跑到杂货店里逼迫曼内斯收回曾经说过的话。曼内斯拒绝了，那家伙就用锄头的铁头打他。曼内斯的头被打破，流着血，但他仍然拒绝收回自己的话。那个恶棍把曼内斯掀翻在地，两只手的大拇指紧紧抵住曼内斯的双眼，威胁着要抠出他的眼睛。"你收不收回？"那个欺负人的家伙声色俱厉地问道。"不收回！"曼内斯喊道。那个欺负人的家伙动手抠他的眼睛，果真将威胁付诸实施。曼内斯痛苦地扭动着身体。挖人眼睛的家伙两根大拇指滑脱开来，曼内斯趁机咬到一根，一直咬住不放，那个恶棍嗷嗷大叫，要他松开嘴巴。这可能是一只眼睛交换一只大拇指的一个事例，但那个恶棍可不愿意接受对《摩西律法》（Mosaic Law）的这一不对等修改。父亲给我讲这个故事，是有他的用意的。为了捍卫个人尊严和荣誉，如有必要，哪怕是决斗也在所不辞，这种传统行为在那个时候的南卡罗来纳州依然盛行不衰。父亲赞赏曼内斯的勇敢，建议我说："孩子啊，绝不能忍辱负屈。"1862年4月4日，父亲加入南卡罗来纳州步兵第三营，这天他穿在身上的制服和别在腰间的佩剑都是曼内斯·鲍姆送的。父亲刚刚从医学院毕业，被任命为助理外科医师；他过去常说，这时候的他"连疖子都未曾切开过"。对父亲来说，报名参加南方邦联军队是自然而然的事情，有人性的人都会这样做。包括罗伯特·李（Robert E.Lee）将军在内的其他很多人既不拥有奴隶，也不赞成奴隶制，但像他们一样，父亲第一次感到要对自己选择居住的州心怀忠诚。另外，他在卡姆登镇认识的年轻人几乎全在报名应征。父亲身着戎装开赴北方前严肃地告诫17岁弟弟赫尔曼（这时他已从德国过来），叫他远离战争，不要沾边儿。九个月之后，兄弟俩又见面了，赫尔曼已是南方邦联军队的一名骑兵。父亲呵责赫尔曼，赫尔曼解释说："我再也受不了了。那些娘儿们的脸上挂着鄙视，我看都不敢看一眼。"作为一名外科医生，父亲看到了战争中最悲惨、最恐怖的一面。他很少谈到他在军队里的经历。当我和三个兄弟央求他"给我们说说打仗的事儿"时，他通常会打发我们去学习，或者给我们布置些家务杂活。不过，当四个儿子围挤在父亲身边的时候，父亲有时也会追忆往昔的军旅生涯。有个故事我们最爱听，说的是他如何在塞达河试图阻止南方邦联部队退却，谢里登（Sheridan）将军从温彻斯特驰马赶来，这使故事更加难以忘怀。"我看见厄尔利（Early）将军挥着一面旗子，恳求士兵不要再四散溃逃，"父亲回忆说，"我一面快马加鞭向前疾驰，一面高声呼喊：‘振作起来！伙计们！看在上帝的份儿上，振作起来！‘北方佬的炮弹在四面八方隆隆炸响。有一颗在我头顶上方爆炸。我骑乘的那匹母马执意不听使唤，驮着我跑开了。我身后的那些人大喊大叫：‘见鬼！你怎么不振作起来?‘"还有一个我们最爱听的故事，说到父亲第一次作为战地医生在马纳萨斯第二次战役中的经历。父亲到达野战医院报道时，正赶上一名资格老的外科医生准备给一个伤员做截肢手术。这位外科医生估量父亲没有经验──还真没猜错，把手术刀拿出来捏在手上，阴阳怪气地挖苦说："医生，或许你想来操刀。"父亲接受挑战，实施了手术──这是他第一次拿刀动真格儿的。父亲做的手术很成功，足以赢得这位外科医生的称赞。尽管父亲亲临了战争中伤亡最为惨重的一些战役，但他常常评说的却是战争双方展现出的如同中世纪骑士般高尚仁慈的品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他评价说，相形之下，美国的南北内战属于"绅士之间的战争"。有一个例子说明战场上这种高尚仁慈的精神，给父亲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他在1921年临终弥留之际还记得起来。在怀尔德尼斯战役阵亡的北方联盟军人中就有詹姆斯·沃兹沃斯（James S.Wadsworth）少将，他的孙子后来成了来自纽约州的国会参议员。沃兹沃斯少将头部中弹身亡。南方邦联的李将军递信给北方联盟防线，说乐意送还如此英勇的敌军的尸首。当救护车插着飘扬的休战旗载着沃兹沃斯将军的尸体穿过南方邦联防线的时候，穿着破烂灰军装的军人都摘下了帽子。* * *在回忆战争中的点点滴滴时，父亲从未对北方联盟表示过强烈敌意。这也许说明他每次被俘后受到的待遇对他产生了影响。父亲第一次被俘是在安蒂特姆战役中。在南山发动初步猛攻时，南卡罗来纳州第三营伤亡惨重，三营的指挥官乔治·詹姆斯（George S.James）上校战死沙场。南方邦联部队蜂拥着潮水般向后撤退，父亲受命负责在布恩斯伯勒的一个教堂墓地照顾伤员。一扇门板匆忙卸下来权当手术台，下面支着两个炮管用来保持平衡，一个伤势严重的军人被抬上台子。伤员正在接受三氯甲烷麻醉剂注射，父亲刚刚拿起手术器具，这时一阵弹雨呼啸而来，打断手术前的准备工作。伤员被转移进教堂接受手术。父亲还没做完手术，教堂外面的路上就挤满了北方联盟的骑兵。父亲和给他打下手的医护人员继续做着手术，而在几英里（1英里≈1 609.344米。──编者注）之外的夏普斯堡，猛烈的炮声连续不断，震得天摇地动。北方联盟的一位外科医生顺路走过来，问父亲是否需要帮忙。这一主动提出的援助实在出人意料，给父亲留下了深刻印象，直到50多年之后他仍然记得这人的名字。他叫戴利（J.P.Daly）。接下来，助理外科医师巴鲁克成了军事囚犯。但他知道很快就会获得释放，因为南北交战双方尽快交换被俘军医是两军定下的规矩。他在布恩斯伯勒差不多滞留了两个月──他一直说这两个月是他在北方联盟军队中度过的最自在的日子。随后他和另外好几个医务人员被带上开往布恩斯伯勒的火车。在火车行驶途中，这些军事囚徒得到消息，在前方小车站同情南方邦联的人会迎接他们，安排他们到声誉杰出的平民家中寄宿、等待交换。但是，负责押送的北方佬中尉军官不喜欢这样的亲善安排，强拉硬拽着把他拘押的囚徒带去见宪兵司令。结果，宪兵司令就没那么谨小慎微，他给父亲和同行的一位军医官放行，同意他们在城中自由活动，但条件是他们得发誓保证第二天来宪兵司令部报到。这两个南方邦联的年轻人被带到一个富有的平民家中，他们在舞会上受到款待，舞会一直进行到凌晨两点。用过早餐，他们在许多年轻女士的要求下，乘坐一辆没有围护的马车前往一个摄影师的照相馆，在那里每位女士都摆了个姿势与父亲合影。仰慕父亲的这些异性付钱拍的照片中，有一张还挂在我幼时的卡姆登家里。第二天，这些被俘的南方邦联外科军医踏上前去弗吉尼亚州的路途，在那里他们将被交换。10个月之后，父亲在葛底斯堡第二次被俘。我长大成人后，父亲和我去了一趟葛底斯堡，他根据自己的亲身经历将那场战役做了一番描述。父亲一边谈着战况，一边手里拿着顶黑帽子打着手势比比画画，长长的白发在风中拂动。他描绘的皮克特（Pickett）将军部队向皮奇奥查德推进的画面真是让人惊心动魄。父亲回忆说，几乎所有的伤员都被北方佬的纵射火力击中身体的侧面，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南方邦联部队接到命令改变了进攻冲锋的方向。南方邦联的野战医院先前已设在黑马酒馆。父亲指给我看位于马什一带的地方，说当年医院里的勤务兵就是从那儿给外科医生取水。他告诉我，自己连续两天两夜都在做手术或是密切照看伤员。后来，当南方邦联部队开始令人心碎的撤退时，传来李将军指示，他命令父亲和另外两名医生留守医院直到接悉下一步通知──这个命令意味着留下来的人必被敌军俘获。在等待北方联盟部队过来的同时，父亲和另外两名医生忙着烤一只雄孔雀吃，这只孔雀此前一直在附近的一块草地上招摇地走来走去。这可是父亲他们三天里第一次好好地大吃一顿。他们刚把最后一块骨头啃干净，北方联盟的一队骑兵就出现了。北方佬对待父亲的方式让他惊得目瞪口呆。几乎不一会儿工夫，一个名叫温斯罗的文书模样的人文质彬彬地顺便过来见父亲，主动要提供急诊医药用品。然后，他指给父亲看设在葛底斯堡的公共卫生委员会的仓库，仓库里的军需用品多得漫到了街上──在南方军人的眼里，这真是罕见的景象，他们在部队里过的日子可是温饱不保。这位文书建议父亲向军需官申请一辆马车。父亲将信将疑地去了军需官总办事处，在那里受到的待遇又一次让他感到大为惊讶。"坐吧，医生，"一位年轻军官礼貌地说，"这是一份《纽约先驱论坛报》，上面可以看到李将军的近况。看吧，等我们的一辆马车过来。"不久，一辆骡拉的马车停在那里，任由父亲使用。他往车上堆满医疗和军需用品，足足可以维持一个月。这些东西里还有一桶埋在锯屑里的鸡蛋、一些葡萄酒、柠檬和放在冰块中的黄油。两位马里兰州妇女和一位年长的英国护士过来看护伤员。布恩斯伯勒的一名医生给父亲带来一套精良的外科手术器械，装器械的箱子上面还刻着父亲的名字。后来父亲把这些器械寄到卡姆登镇，他想等战争结束之后，凭这些东西开始行医生涯。六个星期就这样以战俘的身份度过了。突然间，父亲与其他南方邦联军事囚犯一起被带上一架牛车，拉到位于布恩斯伯勒的麦克亨利堡。原来，由于战争形势的发展，父亲和其他南方邦联医生要作为人质扣留在那儿。西弗吉尼亚州的查尔斯顿有位名叫拉克尔（Rucker）的医生，同情北方联盟，此前已被判犯有谋杀罪，将被处以绞刑。他的妻子申诉到联邦当局，声称丈夫未受到公正审判。华盛顿方面已中止交换南方邦联的被俘军医官，直到拉克尔获得释放，交换才能重新开始。父亲总是很肯定地对我们说，拘押在麦克亨利堡并没有想象的那样恼人。事实上，他经常把这次拘押的经历称为"在海边度假胜地度过了一个夏天"。他和其他医生可以在要塞内的地面上自由活动。他们踢球、下棋、教语言课、开展辩论。而最能提起精气神儿的事就是，每天都有年轻女士来要塞，为他们这些俘虏加油鼓劲，逗他们乐；他们为了外表更好看，会讨价还价要买新做好的纸质衬领。要塞看守队的一名军士得到贿赂，允许一些囚犯在夜间去布恩斯伯勒。这样一直相安无事，直到好几个医生一天早晨未能赶回报到才出了事。其他的被囚军医想替外出未归的人喊到，但这个伎俩很快就露了馅。于是拘禁更加严厉；最后，留下的军医官信誓旦旦地保证不企图逃跑，拘禁才松下来。两个月以后，南北双方政府之间的僵局因拉克尔医生逃脱而得以打破。麦克亨利堡的囚犯均被遣返南方。在麦克亨利堡期间，父亲撰写了一篇论文，文章后来以《胸部两处刺刀穿透性刺伤的救治》为题公开发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美国军方公共卫生部的部长梅里特·艾尔兰（Merritte W.Ireland），告诉我说父亲写的论文对外科军医仍然有价值。* * *还有个故事讲的是父亲最后一次也是最为艰难的一次战争经历。1864年7月，他晋升为外科医师。次年3月，他被派往北卡罗来纳州的托马斯维尔，为南方邦联军队准备野战医院设施，此时南方邦联军队正努力阻止谢尔曼将军的部队向北推进。作为外科医师的父亲组织一个由半职军人构成的独立小分队，指导他们将两个小型工厂的厂房和一家旅馆改建成医院病房。当传来消息说280名在埃弗里伯勒战役中负伤的军人正赶往这里时，父亲派出一名武装警卫到附近寻找人员帮忙，只要是男人和半大男孩都要强制来干活。让他们干的活就是赶紧将两座教堂里的长木椅拆除，以便给伤员腾出更多的空间，同时收集松树枝和松树节。松树枝塞进麻布袋中当做床垫；松树节则点燃起来，伤员在夜间乘火车抵达临时医院时好为他们照亮路面。伤员的伤势令人怜悯，他们躺在车厢里痛苦地呻吟、诅天咒地，身下松散的棉花和着血凝成了污块。这天早些时候，父亲已挨家挨户请妇女给伤员烘焙面包、准备黑麦咖啡和熏猪肉。他思虑周到，确保每个能进食的伤员都有人喂食、所有的伤员都尽量被照顾得舒坦。父亲睡了两个小时后便开始做手术。无论是父亲还是两位协助他的医生都一直忙碌着，直到每个伤员都包扎好才歇下来。这是整个战争期间父亲度过的最精疲力竭的一次经历。所有手术都做完后，父亲给战区医疗首长拍电报。他感到头部阵阵作痛，难以忍受，请求暂时告假休息。拍完电报，他就昏厥了。结果查出来，父亲昏倒是因为伤寒突然发作；其实，他先前已染上了此病，只是一直在做手术没有意识到。两个星期后，父亲苏醒过来，战争也结束了。父亲病倒躺着神志不清时，北方联盟军队穿过医院所在地区──父亲"被俘"了，并得到正式假释，这些他都一无所知。父亲能动身上路时立刻就返回曼内斯·鲍姆在卡姆登的家中，这是父亲一直以来在美国熟悉的惟一的家。父亲伤寒症突然发作，身体非常虚弱，回到家时不得不拄着拐杖。与南方邦联其他成千上万的人一样，此时他已非常贫困。为了让自己开始乡间的行医生涯，他本指望布恩斯伯勒那位朋友送的医疗器械能派上用场，但谢尔曼的部队把这些东西都洗劫了。战争对父亲产生了刻骨铭心的影响，在此后的人生中他一直未能释怀。要是有乐队奏响南方"迪克西爵士乐"，无论身处何地，他都会蹦跳起来，声嘶力竭地发出反叛者似的呐喊。旋律一响起，母亲就知道会发生什么，我们几个男孩子也知道。母亲总会抓住父亲手中的鸡尾酒杯，恳求说："安静，医生！安静！"但这从来都不管用。父亲平素是个不苟言笑、庄严自持的人，可我曾见过他在大都会歌剧院里纵身跳跃、扯着嗓子尖利地嘶叫。第2章 北美殖民地的几位母系先祖从父亲那边来说，我是移民的后代，但在母亲这边却是另一回事，我是17世纪90年代来美国的一个家族的后裔。母亲祖先中第一位抵达北美海岸的人是伊萨克·罗德里格兹·马奎斯（Isaac Rodriguez Margques），在过去的文件中，他的姓也有写成马奎兹、马奎伊斯、马奎赛的。他大约于1700年之前某个时候来到纽约，作为船主确立了地位，他的船只往来于三个大陆从事海运生意。他与富有传奇色彩的威廉·基德（William Kidd）船长身处同一时代，这位船长因海盗行为被处以绞刑，不过现在很多人认为他被判处绞刑是因为有人伪造了证据。基德遗孀居住的地方与马奎斯的家仅为一街之隔。她受到上流社会交际圈的接纳，最终再婚，嫁给一位家资殷实、受人尊敬的市民。马奎斯选择居住在纽约这个城市并从事海运生意，说明他有着敏锐的商业判断力。当时的纽约城区在其木板城墙的北边只有两三条街道。不过，这可是个熙攘喧闹的所在，有居民3 500人。纽约所具有的蓬勃发展的特征，在很大程度上是英国皇家任命的该殖民地总督本杰明·弗雷切尔（Benjamin Fletcher）对海上生意包括海上抢劫采取自由放任态度的结果。弗雷切尔欢迎每一位海员，其中包括著名海盗托马斯·图（Thomas Tew）。弗雷切尔曾在行政公馆款待过他，还美其名曰"一个和蔼可亲、与人为善的人"。托马斯·图投桃报李，实际上放弃了纽波特（Newport），而将纽约作为自己的常驻港口。在弗雷切尔总督的治理下，纽约逐渐发展起来，成了纽波特和查尔斯顿的有力竞争对手，人们在这里处理海上贸易事务极为便捷，不会有人问起货物原产何地之类令人尴尬的问题。一直有传说，弗雷切尔在位期间，几乎每个在纽约城之外经营的船主都有从事海盗的嫌疑。如果我可以说自己是某个海盗的后代，一定能为家族历史增添光彩。甚为可惜，迄今为止我收集到的所有文件都不能让我声称自己是海盗后裔。所有可以获得的证据均表明，马奎斯把他的海上冒险生意都限制在法律允许的范围之内。还有一点间接证据支持上面的结论，证据源自一个事实，即在马奎斯成为纽约城的自由民一年之后，海盗行为突然间不再时兴了。海盗行为之所以偃旗息鼓，是因为新来了一位叫贝勒蒙伯爵的总督，这位总督推翻弗雷切尔的政策，发起强有力的反海盗运动。基德船长便是这场运动的一个牺牲品。贝勒蒙的改革措施，挫伤了纽约一些最杰出市民精心架构起来的商业组织，这些市民包括我的祖先马奎斯的好几位朋友。但马奎斯本人似乎并未受到影响，他的财富增长了，进行改革运动的贝勒蒙的黑名单中也未出现他的名字，通过这些你可以判断出他没受到牵连。马奎斯的确切出生日期和出生地，都没有记录可查。家族里传说他原是丹麦人，也传说他是牙买加人，后面一种说法可能更切实些。不管怎么说，他的祖先是西班牙裔葡萄牙犹太人。关于第一个在美国的这位先祖，我至今能找到的最早文件所记载的日期是1697年9月17日。这一天，马奎斯登上市政厅的台阶，经过适当审查之后，站在市长和市政委员会委员的面前，成了纽约市的自由民。有了这一身份，他在当地选举中便享有投票权，同时也有在军队服役的义务。马奎斯接受自由民的这些权利和义务之前在纽约居住了多长时间，现在仍不清楚，但看来他走这一步可能并未拖延太久。那时，人们尽管并非市民身份，还是可以居住在这个城市，但法律明文规定："除自由民之外的任何其他身份的个人或集体在上述城市不得……不得从事任何……行当，不得出售或致人得知出售任何类型商品。"而在马奎斯成为自由民之前，他就已经在忙碌地从事海上生意这种"行当"了。据说马奎斯拥有三只海船。我已发现的记录是一只，即"海豚号"；看上去它有两条常规航线──一条往返于纽约和英国，一条从纽约到英国，然后至装运非洲奴隶的西印度群岛海岸，最后返航纽约，这是著名的三角贸易航线。有时马奎斯也会辟出从非洲至纽约的直达航线，因为奴隶劳动力当时正大规模地引入纽约殖民地。值得一提的是，"海豚号"至少在一次海上航行途中载有一名外科医生，这表明其关心海员和奴隶的健康状况，而这种关心在商人和奴隶贩子当中是不常见的。还有一点也值得一说，无论马奎斯通过非法而残酷的贩运奴隶的贸易获得了多少财富，他的子孙后代在南北内战中都为此付出了惨重代价，他们在南方和北方都遭到人身折磨和侵害，财产遭受损失。马奎斯成为自由民一年之后，妻子拉切尔（Rachel）产下一子，取名雅各布（Jacob）。此前他已有一个女儿，叫伊斯特尔（Easter），马奎斯自己是这样拼写女儿名字的。马奎斯发达起来时，花费550英镑在女王街购置一处房产，房契上将其描述为"一座大砖房"，房子所占土地一直延伸到东河。这座房子所在的位置现在已变成了珍珠街132号。我查看了记录，看到那个时代治理纽约的一些规章制度，觉得非常有意思。纽约城市管理条例上载明，在没有月光的夜晚，女王街须用灯笼提供照明，每隔六座房子须在房前的杆子上悬吊灯笼，由居民按实际接受的照明服务支付费用。夜间，一名看守人手执铃铛沿街巡逻，报告天气状况和钟点。每隔一段时间，烟囱和壁炉会接受官方检查，以防发生火灾事故。马奎斯遗留下来的文件显示，他生活在一个富裕又有影响力的社交圈子里。他在女王街的家与以前的一位市长亚伯拉罕·德佩斯特（Abraham DePeyster）的府邸只有一个街区之遥。食糖进口商尼格拉斯·罗斯福（Nicholas Roosevelt）是这一城区的市政委员会委员。在马奎斯遗嘱上签名的见证人有如下几位：市长伊本内兹·威尔森（Ebenezer Willson）、第一位出生于美国任纽约殖民地总督的里普·万·达姆（Rip Van Dam）、威廉·皮尔特雷（William Peartree）。皮尔特雷本是一名水手，发家后拥有一只海船从事奴隶贸易，再后来成了纽约市长，在市长任上建了第一所免费学校。亚伯拉罕·德·卢森那（Abraham de Lucena）是海狸街上（Beaver Street）犹太教堂的拉比（相当于西方的神父。），鲁伊斯·高梅兹（Luiz Gomez）也是一位杰出的犹太市民，他们两位似乎是我的祖先马奎斯特别信任的朋友，因为马奎斯在自己的遗嘱中指定他们俩协助其妻子管理遗产。这份遗嘱上注明的日期是1706年10月17日，遗嘱开篇用令人好奇的花体字写道："由于……，由于航海前往西印度群岛的牙买加，鉴于生死的不确定性以及死亡到来时间的不确定性，……"接下来便是清楚记述的马奎斯遗嘱正文。他指示为他母亲购买一个女奴作为佣人，他母亲也分割他的遗产。遗产剩余部分须由他妻子和两个孩子伊斯特尔和雅各布等额继承。另外，伊斯特尔须"享有50英镑，年届18岁或婚嫁时经其母亲同意购买一件珠宝。"文件记载，马奎斯立好遗嘱之后就突然去世了。我一直未能了解到他的孩子伊斯特尔和雅各布及妻子拉切尔的任何信息。我常常想起马奎斯，当乘坐的轮船进入纽约港而我站在栏杆边的时候，更会想起他。抬眼眺望整个海湾，看见纽约在天空下轮廓发生了惊人的变化、与马奎斯当年在此登陆所见的木板城墙已迥然不同，我便慨然惊叹世间的沧桑巨变。然而，在城市轮廓的背后，没有发生变化的是这个国家的象征意义。在马奎斯的心中，这是一片自由的土地，一个充满机会的地方；250余年来，这片土地也一直保持着自身的本色未变。这个国家所代表的象征意义保持得如此长久──即使面临巨大的物质变化亦未嬗变，我相信这正是美国国民性经久不衰的明证。我们的物质生活发生了一次又一次变革，而我们这片土地仍是自由的岸边。* * *根据我持有的记录，在马奎斯之后，我接下来的母系祖先便是伊萨克·马科斯（Isaac Marks），他本人就是这样拼写自己的名字的。在记录上，他被列为马奎斯的儿子，但因他出生于1732年，所以更可能是马奎斯的孙子。在独立战争期间，当大陆军撤出纽约城开往阿尔巴尼时，马科斯跟随军队走了。他在阿尔巴尼加入阿尔巴尼县民兵第四团。马科斯的儿子萨缪尔（Samuel）正是母亲在南卡罗来纳州的第一位祖先。他于1762年出生于纽约城，长大成人后搬到南卡罗来纳州的查尔斯顿，在此成了一家小商店的业主。他的一个孩子德波拉（Deborah）嫁给查尔斯顿的犹太教拉比哈特维格·科恩（Hartwig Cohen）；从我母亲这边说，德波拉便是我的曾外祖母。曾外祖母德波拉年过80岁，我才认识她。她年事已高时还是个穿戴过分讲究的人，肩上披着整洁的大围巾，手上戴着"半只手"（"半只手"是当时人们给妇女用的无指手套起的名字。）。与大多数老年人一样，她对于遥远的往事总比新近发生的事情记得清楚。那时候，我11岁，听着她忆起往事，我总是全神贯注、欣喜若狂。她心中最珍爱的记忆是，1825年拉法耶特（Lafayette）于全国巡演期间在查尔斯顿的一次舞会上与她跳过舞。1812年美国对英国的战争则属于她童年时期的记忆。她讲述的童年故事栩栩如生，就像她母亲给她讲的故事一样历历在目，她母亲孩提时住在纽约，当时纽约正处于独立战争时期英国军队占领之下。当我想起这位曾外祖母时，便不禁想到我们这个国家实在是太年轻了。通过我自己的观察和她告诉我的那些故事，我仿佛荣幸地目睹了国家自获得独立以来很大一部分历史。我的外祖母萨拉·科恩（Sarah Cohen）是德波拉和科恩拉比夫妇的女儿，受到萨林·沃尔夫（Saling Wolfe）的追求。萨林是一位年轻商人，也是一个种植园主，家住南卡罗来纳州人烟稀少的"内地" 温斯伯勒。1845年11月，他们结婚。婚约用希伯来文起草，要求遵循犹太教堂的婚礼仪式，并订明新娘的嫁妆和新郎应履行的义务："根据摩西律法和以色列律法，犹太日历5606年（即美利坚合众国独立17年）2月26日星期四，伊萨克之子泽埃布（即萨林·沃尔夫）于南卡罗来纳州查尔斯顿请求牧师后代泽比之女萨拉（即萨拉·科恩）为其妻子……上述萨拉现已同意为其妻子，为其带来的陪嫁之物包括饰有金银的服装、床上用品和家具，共计价值1 000美元；上述新郎在此基础之上添加其财产2 000美元，作为上述新娘的信托财产支付给财产信托人即牧师后代耶切尔之子泽比（即哈特维格·科恩）和伊赛亚之子耶胡达（即LI摩西），以便自此日直至永远约束新郎及其继承人、财产受让人和财产执行人，上述财产合计本城流通货币3 000美元……"萨拉和沃尔夫夫妇共生育13个子女，其中3个孩子夭折。我的母亲伊萨贝尔·沃尔夫（Isabelle Wolfe）出生于1850年3月4日，是他们的第三个孩子，也是年龄最大的女儿。家里用的《圣经》上有一行字记录了母亲的出生，这行字是"上帝赐福予她"。我乐于认为这行字预示着母亲与父亲将来会缔结婚姻，因为"巴鲁克"这个名字在希伯来文中就是"得到赐福"的意思。南北内战爆发时，外祖父还是个富有的蓄奴者。战争让他倾家荡产，同时也摧毁了他生活在其中的整个社会结构。4年战争之后，他所剩无几的那点儿财产也被谢尔曼的突袭部队毁灭殆尽。为了留下一些珍贵财物，外祖父沃尔夫把银子藏在井里。当北方佬的军队出现并开始洗劫房子的时候，站在井边的黑人有几个号啕大哭："不得了，他们会找到银盆子的。"毫无疑问，他们找到了。房子、其他建筑和棉花都被付之一炬，牛也被赶走了。当地圣公会的那位牧师和一些女士，包括我的外祖母，向谢尔曼将军提出申诉，要求他们中止这种肆无忌惮的破坏行径，但传回来的消息说他们对此无能为力。我小时候认识了外祖父，当时他正挣扎着重置自己的家产。他拥有的好几座种植园这时都在恢复往日的兴盛，但自南北内战以来压在身上的旧债实际上使他所有的财产都丧失了。尽管奋力拯救家业，他84岁去世时仍是穷困潦倒。他生病期间，家人允许他从床上爬起来坐在火堆前烤火，他坐的椅子倾斜着好让自己能烘暖脚。椅子翻倒，他跌入火堆，身上烧伤得厉害，失去了生命。后来我得知，他以前的财富一无所剩，只有大衣柜的一只抽屉里装满了南方邦联时期使用的旧钞票。外祖父的家在战后重建了，每每想起孩提时去他家玩，我心中就涌起温馨的回忆。每天早晨，外祖父看起来就像从前英国乡村的大地主，跨上名叫摩根的那匹马，骑出去巡视他的庄稼。有时，他会让我和我的几个兄弟帮他给黑人帮工分发按周配给的食糖、咖啡、咸猪肉和稻米。我们得到一把食糖作为犒劳。我铭记于心的是一条铁路──就是那条古老的夏洛特—哥伦比亚—奥古斯塔铁路。这条铁路从外祖父的房子后面经过，火车开过时，我总是朝车厢扔石块。每当看着火车司机在歪歪斜斜疾驰而过的车厢中来回走动时，我就想：长大了要是能经营一条铁路该多棒啊。想拥有一条铁路的雄心一直伴随我度过了整个金融生涯。有好几次我都动手收购一条铁路的控制权，但这个梦想实现起来总是那么困难。有个发生在母亲老家的故事，家族里的人都津津乐道。在南北内战爆发之前，父亲就曾到沃尔夫家做客，他对沃尔夫的大女儿伊萨贝尔产生了兴趣。战争期间，父亲回家休假，经常与她见面。有一次会面时，贝尔（Belle）（贝尔是伊萨贝尔的昵称。──译者注）还给父亲这个年轻的外科医生画了一幅肖像。当谢尔曼的突袭部队纵火焚烧沃尔夫的房子时，年龄大约15岁的母亲从火中救出了这幅画像。她拿着这幅画像跑过院子，突然一个北方佬士兵猛地从她手中夺过画像，拿刺刀对画像一阵乱捅。她抗议时还遭了他一记耳光。一个名叫坎廷（Cantine）上尉的北方佬军官急忙奔过来，用剑面拍打那个胆小懦弱的士兵。贝尔小姐自然很欣赏上尉这种骑士般的高尚举动。北方联盟的军队尚未离开温斯伯勒，一段恋情便悄然萌生。父亲从战场返回时发现自己与贝尔的感情处于危险之中。这时她和坎廷上尉正在不断地鸿雁传书，联系已持续了一段时间，但父亲不久便掌控了情势。1867年，父亲作为一名乡间医生开业之后，与贝尔喜结良缘。父母共有四个孩子，全是男的。哈特维格（Hartwig）年龄最大，生于1868年，两年后，我出生了，赫尔曼生于1872年，塞林（Sailing）生于187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我任战时工业委员会（War Industries Board）主席，有个陌生人来找我，在华盛顿办公室里他郑重其事地向我提出一个请求，希望帮助他赴海外到前线参加战斗。他随身带来一封介绍信，信上的字是母亲的笔迹。"持此信的人，"母亲信上写道，"是坎廷上尉的儿子。我知道你会尽力帮助他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