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近来政府密集出台有关民间投资的“扶持”举措。铁道部、交通部、国资委、证监会、银监会、发改委等先后颁布向民间资本开放的相关文件，国税总局推出涉及民间投资的33项优惠政策。不仅是中央部委，地方政府也对民间资本频频示好。6月8日，重庆市召开发展民营经济大会。据称，此举是2007年以来重庆首次高调“挺私”。
种种迹象表明，原本处境尴尬的民间资本，似乎迎来了自己的“春天”。但深究之下，情势并不容乐观。我们不能不注意到此次“民资热”的背景。事实上，早在2005年，国家已经出台了非公经济“36条”；到2010年，又有了新版的民间投资“36条”，人们称之为“新36条”以示区别。其时，外界对此欢欣鼓舞，有论者称之为继80年代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90年代的国有企业改革之后，中国的“第三次重大制度改革”。但此后，其实施细则却屡屡难产，各个部委对制定细则并不积极。 此种情形一直持续到今年。在严峻的宏观经济形势下，“稳增长”成为最大的政治，出口、消费不振，政府投资面临资金瓶颈，民间投资才真正开始得到重视。两会期间，针对民间投资的问题，温家宝总理公开承诺“今年上半年一定要把实施细则制订出来”，方才有了上述的文件出台“热潮”。 这种在政治背景之下迸发的热情，其真诚度有多少还有待检验。如若不能落到实处，再多的政策也只不过是摆设。更为重要的是，民间资本能否真正“热”起来，成为“稳增长”的重要驱动力，从某种角度来看也许不在于“政府能做什么”，而在于“政府不做什么”。 过去的三十多年，中国虽然稳步进行市场化取向的改革，但政府主导的色彩浓烈，以至于面对大大小小、宏观微观的经济问题，不少人的思维定势是——政府能做什么？殊不知，市场经济的一个精髓就在于，政府的有形之手要让位于市场的无形之手，拿红头文件上的话语来表述，就是“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基础性作用”。民营经济过去之所以能够撑起中国经济的半壁江山，就在于其所涉足的领域相对而言受到的管制较少。反之，在政府监管较多的领域，权力的介入极易造成市场竞争环境扭曲，民间资本无法和国企角逐资源，甚至遭遇“玻璃门”，根本无法进入这些领域，遑论平等竞争。此外，政府之手伸得过长，也是造成民营企业所谓“原罪”的一个重要原因。由于政府权力得不到有效制衡，唯有与当地政府、官员合作，才有可能获取商业机会。 市场经济还有一个重要的基本前提，即对产权的尊重和保护。但在中国的民营经济领域，产权被侵犯的事例却屡见不鲜，这一点在一些地方的“招商引资”过程中表现得尤为明显。今天因为发展经济的需要，地方政府可以对民资眉开眼笑、大力扶持；明天就翻脸不认账，通过所谓的“国有化”肆意侵犯民营企业家的产权。在这一波对民资的热情中，同样需要特别警惕“民营经济工具论”。 民间资本当然也需要适度的扶持，但前提是这种扶持不会造成市场的扭曲和不公平竞争——特权是民资最窝火的，而平等是民资最渴望的。6月8日，发改委、财政部公布《关于安排政府性资金对民间投资主体同等对待的通知》，明确各地方、各部门在安排政府性资金时，不得单独对民间投资主体设置附加条件。这无疑是一种进步，但必须看到，这只是针对政府扶持措施而言。民资在市场准入、竞争平台上仍然面临种种“非国民待遇”。 总而言之，中国民营经济能否健康发展，关键在于政府角色的定位。其一，政府之手不能伸得过长。“企业家精神”才是经济增长的稀缺资源，只要政府不过度干预，民间资本就能找到生存和繁荣的空间。其二，政府真正应该做好的是产权保护，在平等的环境下民间投资才可能有持续性和稳定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