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6月10日，2012年度高考结束后的第一天，路翔就出现在了上海虹桥火车站。在那个被称为“老家”的湖北襄阳市，他没有多待上一段时间。急急忙忙地赶回来上海，因为这里有他在此工作的父母和分别一年多的朋友。 “如果不是因为考试我肯定不回去，在那边一点都不习惯。”略显羞涩的路翔告诉记者。 比路翔更苦恼的是他的父亲路振国。一年来，没有上海市户口成了这个44岁中年男人的心头之痛。原来，依照《2010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工作规定》，2012年参加高考的学生，只能在其户籍地报考。 “没上海市户口，就不能在上海参加高考，只好让孩子回老家了。从出生以来，这是他第一次离开我们。”路振国说。 作为父亲，路振国很清楚：面对记者，儿子并没有说出来，就在这短短的一年间，他需要学习两套教材，体会两种不同的学习进度，感受两种不同的学习氛围…… 被户口决定的高考
直到2011年的夏天，路翔都没有意识到他和自己的那些同学有什么区别，甚至还因为在私立高中上学有一点点优越感。 当时父亲路振国告诉他，为了高考，他需要回襄樊（2011年改名为襄阳市）上高三了。 “我和孩子的母亲从小伙子、小姑娘的时候就来上海打拼了。小翔就是在上海出生的。”如今在一家公司从事销售的路振国告诉时代周报记者。 在上海这座寄托着他们夫妻青春和梦想的城市，路振国一直努力为儿子的学习创造良好的环境。从幼儿园、小学一直到初中，路翔都和其他的上海孩子一样，在本地就读。“尽管当年是为了上初中，曾经给学校缴纳一万多元的借读费。” 初中毕业后，路振国又花了一大笔钱让路翔进入了上海一家私立高中。“只要是为了孩子，能用钱解决的问题都不是问题。”路振国说，他们这样做完全是为了让儿子离他们近一点。 当2011年高中二年级暑假到来的时候，路振国听从了孩子班主任的建议，“如果不能在上海市参加高考，那么最好还是提前回去适应一下。” 路振国知道老师是好意。实际上，多年来，他一直以儿子为骄傲。因为孩子非常要强，也特别争气，成绩也一直优秀，“这么多年来不容易，眼看就要熬到头了，没想到到头来还是无奈”。 “那一刻，我真的体会到了上海市户口的重要性。”路振国对记者回忆道。 没有办法，路翔不得不面对要回湖北参加高考的困境。而实际上，之前除了随父母偶尔回去过几趟，他几乎没有在故乡生活过。 “一年的日子终于熬出来了。”6月10日，在与记者交谈中，路翔如释重负。据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结果，全国现有流动人口2.6亿人。在这2.6亿流动人口背后，则是5800万留守儿童和2700万随迁子女。 正是如此，自2010年7月起，北京、上海等地的部分随迁子女家长每个月都会向教育部提交一次建议书，呼吁取消高考户籍限制，允许随迁人员子女随父母在经常居住地上学、参加高考。他们还成立了“我要高考网”，截至6月13日，一共征集到了101742个签名呼呼早日实现“异地高考”。 “随着大量城市流动人口和进城务工农民工在异地工作时间的推移，其子女在流入地参加高考的问题日益迫切。”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指出。 缓慢推进的异地高考 自2005年起就有家长开始进行努力，一些家长走上街头，发放传单，向市民征集签名，寻求对“随迁子女就地高考”的支持。 而2011年10月26日，北京大学教授张千帆、中国法学会教授郭道晖、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何海波等15人联名向总理上书，建议立即废止教育部关于高考户籍限制的规定，将高考报名条件改为考生的学籍所在地，并实行全国统一高考，同时呼吁取消大学招生的地域歧视。 同年的10月29日，20多位随迁子女家长共同起草的《随迁子女输入地高考方案》。在这些家长组织召开的发布会上，他们希望“取消高考户籍限制”，高考报名资格依据学籍和父母经常居住地等标准认定。这些北京、上海和广州等地不少家长还选择前往各地、市教育局表达诉求，希望政府重视他们的诉求。 在这些努力下，异地高考的政策闸门，也慢慢开启。 2011年8月15日，《湖北省普通高校招生考试改革方案》(征求意见稿)只要湖北省高中学籍满3年，户口在外省的考生有望在湖北省报名参加高考。 而在今年全国“两会”期间，教育部部长袁贵仁和分管此事的副部长杜玉波接受媒体采访时均透露，将定于在今年出台总体性方案，并要求地方于今年年底出台具体实施方案。 高考大省山东成为异地高考第一个吃螃蟹的省份，在其近期出台的政策里，明确规定：从2014年起，凡在山东省“高中阶段有完整学习经历”的非户籍考生均可在山东省就地报名参加高考。此后，福建、广东、江苏等省份纷纷跟进。 值得注意的是，这些省份当中不少是因为用工荒倒逼的。 以福建为例，作为中国沿海的经济发达地区，福建是外来务工人员输入大省。可从上个世纪90年代起，福建省的教育资源就面临着挑战。 根据政府提供的数据显示；2011-2012学年，福建省义务教育阶段学校共接收随迁子女67.8万人，其中来自外省的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共有41.9万人，占62%。 然而，据福建教育考试院最新发布的情况来看，2009年以来，福建省已连续4年出现高考报名人数下降。主要原因是适龄人口出生率下降，2012年高考人数再创新低，与去年比减少了近万人。 一边是招工难，一边是本地高考报名人数逐步减少、高校生源面临冲击，这直接导致了一些省份在异地高考政策上做出调整。 然而，异地高考在北京、上海等指标性城市却停滞不前。 实际上，北上广作为最先开放的人口流动的大型省市，成为异地高考最难啃的骨头。在今年的两会上，全国政协委员、教育部副部长杜玉波就指出，“有关异地高考的问题的主要矛盾集中在北京、上海、广东，其他省的问题都不是很大。” “根本原因还在于地方教育状况的问题”，长期关注此事的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储朝晖说，高考录取成绩在各地有较大差异，且各高校在不同省份的录取人数也多不同。 而教育部今年上半年出台政策的承诺恐怕也难以兑现。“有些问题，不能一蹴而就。全部一下解决，到不了那个程度。高考方案要先让专家间讨论，之后递交教育部讨论，再经各部门和各省讨论，然后再上报决策。决策部门也正在讨论之中，”一位熟悉决策部门政策制定过程的人士告诉记者。 这位人士吐露，正是要顾及到北京、上海等地改革难度的差异，直接导致了目前决策部门难以下定决心。 地方利益与门槛难题 作为去年10月26日上书总理建议立即废止教育部关于高考户籍限制的规定的人，北京大学教授张千帆明确指出，高考与户籍挂钩不合法，认为该项制度违反《宪法》和《教育法》。 “全国每年几百万考生遭歧视，却没有人站出来从法律上挑战招生指标制度。在我看来，高考户籍限制违反了《教育法》，从法律角度解决这个问题的一个方式就是起诉，但教育部是国务院的下属部门，所以我们通过行政复议程序提请国务院审查教育部的规定。事后我们得到了国务院的反馈，大家也看到目前教育部在着手解决这个问题。”北京大学教授张千帆向记者回忆“上书”的原因。 而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也指出，“这让那些原本可以留在父母身边，享受家庭温暖的孩子，将不得因为一个不合理的制度因素，被迫加入‘留守儿童‘大军，有的甚至要从初中开始，即要承受三年以上的分离之苦，并可能由此带来一系列严重的社会问题：家庭和谐、青少年教育、不同族群的割裂等。” 据统计，2010年，我国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在流入地小学和初中就学的人数已达997.1万。 但是专家们也坦言，异地高考的实现目前也遭遇一些阻力。而正是这些难点，让路翔和他的爸爸希望落空。 “最大阻力在于地方的既得利益和地方保护主义，尤其是京沪等教育发达省市的居民以及对决定招生和考试政策有影响的地方官员。”张千帆教授指出。 众所周知，各地现行的政策均倾向于本地考生，这与各地的高等教育资源直接相关。 即使是一些部属院校，也不可能脱离与地方政府的联系。“985工程”、“211工程”等高校，其建设资金却基本是中央与地方一比一配套，其在土地、治安、水电等各方面，对地方政府亦多有依赖。 “谁都知道在北京和上海这些地方上大学容易得多，在上海能上一本的分数，在有的省甚至连二本都上不了，有上海户口的人当然不会愿意放开这种特权。”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告诉记者。 以上海为例，2011年上海市报名参加高考的考生6.1万余人，710所高校公布计划招生5.28万余人，实际录取5.45万余人。高考录取率达89.3%，不仅高于全国高考预计录取率的72.3%，而且比山东、河南等省份高出20多个百分点。 在这种情况下，许多人担心异地高考政策一旦出台，会引发很多“投机者”奔赴“低地”，甚至引发新一轮“高考移民”。 “毕竟开放户籍限制将增加地方考生数量和竞争压力，如果按照当地标准录取还将占用各大学对当地分配的招生指标。”储朝晖对北京、上海等地市民的担心表示理解。 实际上，门槛多高是异地高考政策“何日来”的另一个焦点。 早前山东的方案是，凡在山东省“高中阶段有完整学习经历”的非户籍考生均可以。除此之外，还有人提到了纳税年限等。 “获得异地高考资格的纳税等年限不宜全国统一，各个城市应该根据自身实际情况自行确定，例如一线城市在外来人口比较集中的情况下，可适当将年限提高一些，而一些压力比较小的城市，3年左右的时间就可以了。至于北上广，可以略微提高一点。”储朝晖指出。 储朝晖指出，不管怎样改革是重要的，因为“如果不让这些异地工作的子女在当地考试，必然阻碍了社会发展进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