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人生刚刚起了一个头，她们就成为一件贩婴产业链上的商品，被亲生父母低价出售，在辗转于形形色色的中介、批发商、供货商、转运商之手后，最终，成为与家乡相隔千山万水的异乡人的女儿。 等待她们的，是未知的人生。 2012年4月18日至5月13日，在公安部的部署下，云南、河北、山东三地警方开始统一抓捕行动，抓获犯罪嫌疑人76名，解救女婴31名。 但这并非结局。 比贩婴产业链更令人感到悲哀与心痛的是，并非每一个被贩卖的婴儿身后，都有着一个望眼欲穿的家庭。在云南文山，那些被从贩婴者手中解救出来的婴儿，最后往往成为福利院里新来的孤儿。父母和那个她们曾经短暂居住过的家，躲在她们也许永远无法找到的地方。 贩婴之家 2011年5月17日，昆明火车站候车室。昭通籍妇女陈荣抱着一个女婴，茫然地站在车次电子信息屏幕前。她很紧张，紧张得顾不上怀中的婴儿在哭。 女婴刚满4个月，是陈荣以8000元的价格从云南省文山州砚山县一名男子手中买来的。如果她顺利地把女婴带到河北邢台，交给另一个人，那么，她不单能收回成本，还能挣上2万元。而这笔钱，相当于一名普通云南农民几年的收入。 然而，这一次，她挣不到这2万元钱了。执勤民警过来询问时，她顿时慌乱无措，当场露出马脚，就被抓了。 在其后的审讯中，陈荣供出卖给她婴儿的那个砚山男子名叫陆祥。 陆祥是砚山县蚌蛾乡人，49岁。但他和家人并不住蚌蛾乡。多年来，他带着妻子刘美，儿子陆明，儿媳陆丽，以及两个孙女，一家人分分合合地住在砚山郊区一所租来的民房里。陆明与陆丽是5年前在浙江打工认识的，他们有两个女儿，大女儿刚满4岁，在砚山县城里上幼儿园，每月开支200元，小的一岁多，已经会走路。 陆祥被抓后，他的家人搬了一次家，还是在砚山城郊。 此后半年，昆明铁路公安在站线上又先后抓获4名贩卖婴儿的昭通籍妇女。 昆明铁路公安局案审大队队长刘磊对时代周报记者说：“2011年是公安部指定的打拐年，所以，铁路干警特别注意带着婴儿的乘客。在识别是否拐卖婴儿上，我们已经有了很成熟的专业技巧。例如，一般带着未满月婴儿出门的，随身带着奶粉瓶的，母婴年龄看起来不相符的，我们都会进行盘查。这5个昭通籍嫌疑人都是在站线上被我们识破的，在对4名嫌疑人进行审问后，她们都提到了一名叫“刘姐”的女人。” 但“刘姐”具体名字是什么，住在哪，她们都说不清楚。 直到这年11月7日。夜晚，在一辆昆明发往北京的列车上，当列车行驶到曲靖时，昭通籍妇女吴均琪被抓。其时，她正带着一名从“刘姐”手上买来的女婴。 吴均琪供述：刘姐名叫刘美。而刘美，正是几个月前落网的陆祥的妻子。 “在陆祥被抓后，刘美搬了一次家，不知道搬去了哪里。但是从吴均琪的供述中，他们是在砚山交易的，估计他们一家并没有离开砚山。我们在砚山郊区一带进行查访，有人指出在城北一带曾看到过刘美，我们怕打草惊蛇，就没有对所有民房进行查访，那边有一条菜街，我想，人总是要生活的，而生活总是要买菜的，于是，我们根据照片，在菜街上埋伏，最后终于找到了刘美。” 贩婴产业链 但办案组并未立即抓捕刘美，因为在对几名昭通籍嫌犯的审讯中，他们发现：除陆祥刘美一家外，在砚山还有另外四个家族式贩婴犯罪团伙。 侦查过程中，昆铁警方发现了一个从“供、转、运、销”的跨省贩婴链条。 “在这条链条上，各层别的团伙相互勾结，手法老练，只需三天就可以完成一笔跨省交易。” 处在一级的批发商是一伙苗族拐卖婴儿团伙，他们提供最初的婴儿来源；砚山当地的5个家族，则是二级供货商，他们把从批发商手中收购来的婴儿，交给下一级昭通籍“中间运转商”。而昭通籍妇女则利用火车、汽车将婴儿运往河北、山东等地，交到当地的田某、朱某等人手上；然后，田某、朱某等人则通过一些中间介绍人，将婴儿卖到河北、山东等地的收养人手上。 在这条产业链上，那些被贩卖的婴儿，被称为“大货”（男婴）“小货”（女婴），其身价，从最初的进价3000元至5000元，到最后的出货价3万元。 由于案件牵涉跨省，昆明铁路公安将案情层层上报，最后由公安部将案件列为全国“打拐”专项行动第298号督办案件，并在云南、河北、山东等地成立了专案组。 经过几个月的侦查，2012年4月18日至5月13日，公安部下令收网，三地警方开始统一抓捕行动。最终，共抓获犯罪嫌疑人76名（其中已判决3人、逮捕18人、取保候审11人），解救女婴31名。 42岁的刘美，是在4月22日凌晨被抓的。 那晚，干警进入她的房间时，她没有开灯，背着孙女径自往客厅走，一边说：“有话出去说。”她似乎知道将要发生什么。 仅仅三个月前，2012年1月，她的丈夫陆祥被昆铁法院判刑7年6个月，而那时，她旁听了整个庭审。 昆明铁路公安局民警刘磊全程参与此案。当时，他心生疑惑，这个女人为什么那么急着要离开房间？他借着手电筒找到电灯开关，开灯后，只见屋内有两张床，其中一张床上面盖着一床厚厚的被子，掀开被子，床上正躺着一名女婴。后来，刘美交待，那个女婴刚出生7天，是她当天才从山里买来的。 刘美被抓后不久，她的女儿陆道花、儿子陆明、儿媳妇陆丽，相继落网。因为两个年幼的女儿需要人照顾，陆明只关了一天，就取保候审。陆道花怀有身孕，不久后也取保候审。陆丽则是在被羁押34天后，被准许回家。 参与办理此案的砚山县公安局副局长李田民，告诉时代周报记者，很多孩子都是刚出生十来天就与父母隔离，被带上漫漫长路，一路上，为了不让孩子哭闹，他们在劣质奶粉中掺入大量头痛粉，这样，婴儿很快就迷糊了。“抓获运孩子的妇女后，我们从她们包里都搜出成包的头痛粉。”李田民说，甚至有婴儿死于漫长而艰难的运输途中。 昆明铁路公安局宣传科一民警告诉时代周报记者，“被抓的人中，有18人来自文山州。多年前，昭通是贩婴重灾区，被打击后，逐渐转移到文山。一些昭通人带动文山砚山、广南等地的贩婴犯罪。” 福利院无人认领的女婴 这次专项打拐行动中被解救出来的31名女婴，有19名被送往昆明市儿童福利院。云南当地媒体刊登“女婴待认养”消息后，无一人被父母认领， 在昆铁警方的调查中，那些女婴最初来自被抓获的5位苗族人。“那些苗人审讯起来非常困难，他们的回答从来不超过三个字，‘不知道’，‘听不懂’”，他们装作听不懂汉语，所以几个月过去了，根本找不出婴儿是从哪里来的。同时，因为超过90%的女婴是亲子亲卖，根本无人报案，追查起来就更难了。而在以前，还出现过这样的案例：警方已经找到了婴儿的亲生父母了，而他们却不承认这是自己的孩子。” 刘磊说：“我们不知道该怎么处理那些女婴，只好把她们放在儿童福利院里。其中6个，我们已经移交了监护权。我想，如果一直无人认领，这些女婴或者被人领养，或者只能在福利院长大。” 砚山县公安局刑侦大队队长秦绍年说：“警方对被解救的小孩都提取了DNA，放在数据库里，如果有小孩是被盗拐的，父母来报案后，通过DNA在数据库里进行碰撞，是能够通过对比而找出的。我们也希望丢失孩子的父母，能找回自己的孩子。” 昆明市福利院办公室主任对时代周报记者说：“把小孩送来这边其实是不符合规定的，这些女婴应该是被送去救助站。但因为救助站那边条件不够，所以暂时让这边照顾。至于孩子的监护权，我们决定不了任何东西，我们无权将小孩送养，这个得由民政厅决定。” 而31名幼儿中的另12名则在河南、山东等地，也许，他们的人生会更幸运，即便他们是被贩卖的婴儿。 而仍留在河北、山东另外12名儿童，她们大部分都还在养父母手里，最大的已经4岁多了。她们与养父母之间也有了感情，是该从养父母手里抱走，还是带回来放进福利院里？这种情况让公安部非常头疼，现在，公安部已经默许那些小孩由养父母带着，只是让他们到当地的民政局去补办一个领养手续。 但在这起案例中，那些养父母因为参与买卖婴儿涉嫌犯罪。 他们不认为自己在犯罪 昆明铁路公安局一干警对时代周报记者说：“文山是买卖婴儿的高发地区。以前昭通、红河是买卖婴儿高发地，经过公安部门的打击后，近年转到文山州的砚山、广南地区了。一些昭通人，带动文山当地的人进行买卖婴儿的违法活动。就我国的买卖婴儿来说，输出地主要是云南、广西等地，而输入地则是河北、山东、广东。” 砚山县公安局副局长李田名则对时代周报记者说：“广南、砚山是文山州贩卖婴儿活动比较多的，近几年，每年都有公安部、政法委牵头的打拐专项运动。在‘2011?11?7’专项行动抓获的嫌疑人中，其中14名属于砚山辖区，4名属于广南辖区。” 云南省文山州与广西交界，属边远山区，人口众多，在最近的一次人口普查中，广南县有80万人，砚山县则有49万人，其中绝大多数属农村人口。 “在广南、砚山农村地区，青壮年都出外打工，早婚、超生现象非常严重。许多家庭在生育第一胎后，还是生女婴，为了逃避罚款，或者为了能继续生小孩，她会选择把小孩送给别人养，之前是送给亲朋，但现在有很多外地人来收购，所以一些人便把自己的婴儿给卖掉了。很便宜，就三五千元。”李田明说。 “第一层级贩卖婴儿的批发商在农村还有中介人，中介人看到谁家生了女婴，就会去游说，‘你这个女婴是超生的，怕不怕被罚款，不如我帮你给她找个好人家，你还能拿点收养费’，而这些卖力的中介人每次只收二三百元的中介费，然后，在他们的介绍下，人贩子便上门了。” “他们中很多人并不认为自己在犯罪。” 刘美就不认为自己在犯罪。面对昆明铁路公安的审讯，她说：“我这是在做善事，那些小孩那么可怜，送到我这里来，让我给她找一个出路，我不能拒绝。我只是在做好事的同时，收取一点中介费。”
“除了利益的驱动外，她们不认为自己是在犯罪。” 而这似乎也解释了，为什么刘美在目睹丈夫被捕并判刑后，仍然能够泰然自若地继续从事贩卖婴儿的活动。 砚山县公安局刑侦大队长秦绍年对时代周报记者说：“贩卖婴儿在我们这里变得非常复杂，因为亲子亲卖，在源头上很难侦查，他们既不报案，甚至当我们找上门时，也根本不承认小孩是自己的；而养父母那方，他们把买来的小孩养了几年，有了感情，小孩也不愿意离开养父母。所以，我们一般只重点打击人贩子。” 舆论认为，某种程度上，计生高压政策促使超生农民将婴儿非法处理。地方政府习惯于以经济惩罚来遏制超生行为，这让很多妇女怀孕后，到外地生小孩，男孩抱回家，女孩交给别人收养，收取少量收养费，还能躲避征收社会抚养费。 砚山县计生局副局长王芬拒绝了时代周报记者的采访。砚山县人口和计划生育局官网显示，2011年，砚山县被云南省人口计生委评为“省计划生育优质服务先进县。”全县当年违法多生育数为54人，年底，砚山县人民法院对拒不缴纳社会抚养费的17户违法生育户予以强制执行，执结14件，共执行征收社会抚养费24.9万元。 “我的女儿不会送给别人” 2012年6月8日，砚山县城西郊的一段斜坡上。这里散落着许多民房，陆明和陆丽租住着其中一间。那是一座单层的小院落，每年租金2000元。 这天陆明出去了，只有陆丽和她最小的女儿在。 当砚山县的干警带着记者到来时，她丢下手头上正在搓洗的衣服，局促地招呼大家。她说：“陆明一大早就出去了，不知道去哪了。”警察让她打电话叫陆明回来，她犹豫着，最后还是打了电话。电话打完后，几位警察离开了，只留下记者。 这时她的话才多了一点。 她才20岁，却已是两个孩子的母亲，而丈夫陆明，也只比他大1岁。 她说，她在昆铁看守所关了34天，一共被审问三次；她说，“说实在话，现在特讨厌警察，无缘无故抓了我，又无缘无故地放了我，我想他们有他们的理由，反正我也说不过他们当官的”。 对于今后，她觉得，“现在也没什么好担心的，坦然面对吧，经得起大起大落，才有好的明天，电视里都这么说的。反正我很后悔那么早结婚，不知道他是怎么想的”。 “他”指陆明。她和他是在浙江打工时认识的，那时，她才15岁。 陆明在电话里答应了回家，但等了很久都不见人。陆丽对记者说：“他应该不会回来了，我都不知道他去了哪里玩。” 一个多小时后，陆明回来了。他留着一头长碎发，待人和气有礼，讨人喜欢。 他没有出去玩，而是开着自家一辆长安小汽车，到广南收购野蘑菇去了。而这，也是他如今的营生。 回到家中，他抱起自己的小女儿，放在腿上，掏出手机让她玩。他微笑地看着她，像是看着这世界最可爱的小公主。她妻子幽幽地说，在那34天里，两个女儿一直是他在带，现在就只跟他亲。 时代周报记者问：“你已经生了两个女儿了，要是你想要生一个男孩，会不会把女儿送给别人养？” “那是不可能的。” “这地方很多人都这样。” “别人是别人。我？那是绝对不可能的。” 文中部分人名为化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