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向经理主义过渡，是提升中国企业的产业竞争力的关键。而从更宏观的角度来说，这个过渡，还有很强的时代紧迫性。
由于中国企业没有技术和品牌竞争力，结果中国改革开放20年来，产业结构始终处于国际分工的最底层，其特征基本就是高能耗、高污染、低附加值。中国名义上是世界工厂，实际上是世界的血汗工厂。而这种粗放经济的发展模式，在21世纪已经走到了尽头，其具体表现就是当前宏观经济的内需持续不足，以及政策层面在保就业还是压通胀选择时的左支右绌。
让我们将其中的因果关系做一简单的叙述：
首先，产业结构层级低下，在宏观经济上的直接恶果就是中国的内需长期不足。由于产业层级低下，结果企业的附加值就低，也就等于工资率和投资利润率低。工资率低，所以产业工人为主的消费群体无钱可花，自然导致中国的消费需求不振；中国企业到处产能过剩，到处都是恶性竞争，企业的投资总是低利润和高风险，自然缺乏在实体经济中投资的兴趣。
消费的不振和私人投资的不足合起来，就造成了中国严重的内需不足。其中以消费而论，中国消费需求一度只占GDP的34%，而世界平均水平是60%。中国的投资占GDP的权重倒是世界领先，但这主要是投机性的房地产投资以及国有经济部门和地方政府的无效率投资，除掉这两块以后，作为投资主体的私人投资反而很低，而且近年来，私人资本有从实体经济中不断抽出，向金融投机转移的趋势。
而正是内需的不足，导致中国为了维持充分就业的经济增长率，不得不长期依赖净出口。结果是中国在2000年以后，逐渐陷入了滞胀的陷阱。
特别是2006年以来，中国的宏观经济越来越陷入一种失业和通胀的恶性循环中。首先，为了保证充分就业，中国不得不长期压低人民币汇率，依靠净出口来拉动需求。结果中国的外汇储备急剧增长，直至达到世界第一的地位。而相伴而生的，则是中国的外汇占款，使得货币供应量在近10年中，平均每年都高于经济增长率大约10%，导致了通胀。
其次，通胀发生以后，通过能源、原材料、劳动力价格的上涨，又导致大量企业，特别是出口企业成本上升。同时，由于中国的出口品都是竞争性产品，成本上涨因素难以转嫁给外商，结果，通胀常常伴随着出口企业由于成本上涨而倒闭。而政府为了抑制通胀所采取的紧缩银根政策，更加剧了这种企业的倒闭。
最后，当民营企业大量倒闭而导致失业风险增加的时候，我们又被迫放松银根，结果又导致通胀的加剧，陷入一种恶性循环。这种滞涨的两难，在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以前，就已经预演了一次。迫于原材料、能源、和劳动力价格的上涨因素，以及2006—2007年出台的紧缩银根政策，导致2007年底到2008年初，大量出口导向型企业停产倒闭。随着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的爆发，政府又一次大规模放松银根，结果到了2011年，终于促发了较为严重的通胀，而与通胀相伴而生的，则是当前民营企业越来越严重的资金短缺，企业再一次面临着大规模倒闭的风险。
中国向经理主义过渡的紧迫性，还可以从东亚经济的雁型矩阵中各国的命运来说明。
所谓的雁型矩阵，是指20世纪下半叶东亚各国产业递进升级的态势。首先是日本，如同领头雁，从20世纪50年代到20世纪80年代期间，大约每过10年实现一次产业升级，从20世纪50年代的服装鞋帽，到20世纪60年代的重化工业，再到20世纪70年代的电子产品，一直到20世纪80年代的汽车工业。
日本产业升级以后，留下的低附加值的产业空间，就被继之而起的东亚四小龙——中国香港、新加坡、中国台湾、韩国——所填补。
到了20世纪80年代，东亚四小龙也实现了产业升级，底层的服装鞋帽一类低附加值产业，就又被更后进的东南亚各国——泰国、马来西亚、印尼、菲律宾——所承接。
而到了20世纪90年代，中国大陆改革开放，也加入了这个递进的雁型矩阵。按照雁型矩阵几十年来的经验，后进的国家补进来，上一级的国家地区就应该向更高一个产业层级递进。但是在东南亚与中国大陆的产业交棒过程中却生出了麻烦。当时，东南亚的劳动密集产业经过10年的发展之后，在土地和劳动等生产要素价格上与中国大陆相比已经失去了竞争优势，按道理东南亚的产业应该向更高的层级争取发展空间，但是东南亚当时却没有能力升级，结果其劳动密集型产业被中国大陆挤掉以后，就出现了产业空洞化，并终于在1997年爆发了著名的东南亚金融危机。结果，这些人均GDP比刚刚改革开放的中国高出不少的国家，再也没有能力继续发展，陷入了长期的经济停滞。
为什么日本和东亚四小龙都能够成功升级，而东南亚却不能够呢？国际经济学者也进行了大量的反思，其中一个至关重要的原因就在于企业界。日本和东亚四小龙的产业主要是依靠本国的一大批民族企业积累技术和品牌营销能力实现了升级，而东南亚各国，产业的主体却是外资，而外资根本不可能承载帮助东道国实现产业升级的责任。
东南亚产业升级失败和经济停滞的例子，并非个案，而是发展中国家的普遍命运。近年来，发展经济学中流行一种说法，叫做“中等收入陷阱”。就是说，20世纪以来，有很多发展中国家，在经济起飞一段时间，人均GDP达到3000～10 000美元这个区间以后，不是继续增长，而是可能长期停滞，甚至掉头向下。只有极少数发展中国家(或地区)才成功地迈出这个峡谷，走向发达国家可持续平稳发展之列。而掉进去出不来的国家总是大多数。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的时候，东南亚各国的发展水平就处在这个阶段，结果一下子掉了进去，到现在也没有挣扎出来。而远者来说，在20世纪50年代，菲律宾曾经是东南亚冉冉升起的一颗新星，结果中途夭折了；而广大拉美国家，如墨西哥、阿根廷、巴西、智利等，其经济发展水准都不低，但是到了20世纪80年代，都纷纷折翅。其中阿根廷甚至早在20世纪初的时候，其经济地位类似于今日的澳大利亚，可是后来也掉了下去，一蹶不振，不仅经济没起来，连民众都对国家失去了基本的信心和凝聚力，国家接近于崩溃的边缘，并因此而贡献了“阿根廷化”这样一个人人避之唯恐不及的标签。
而就中国的现状来说，虽然从总量上来看，中国的GDP总量已经超越日本成为世界老二，但是人均GDP却非常低下，2010年的中国人均GDP不足4500美元，排在世界第95位(如果按照人均GNP计算的话，则更低)。按照这个数字，中国正好处在这个“3000～10 000美元大峡谷的边缘”。
其实，3000～10 000美元陷阱的可怕性并不在于这个数字本身有什么魔咒，归根结底还在于一个国家的企业是否有长期持续发展的能力。从原始经济到3000美元经济的水平，一般是依靠市场经济呼唤起来的最原始的资源，使未开发利用的人力物力被调动起来，靠大规模投入，实现了经济增长，这种增长也叫做资源消耗型增长模式。到了大约3000～10 000美元期间，之所以会形成一个峡谷，是因为原始的资源已经被开发净尽，再要有进一步的发展，就必须要走集约型增长的道路。这就好像前面举的例子，大自然赐予的猎物野果子抢食的差不多了，就得转变成农牧文明，就得靠自己努力培育。具体的任务落实到企业，就必须从投机主义向事业主义转换，就得有能力培育自己的研发能力和品牌信用，获得长期持续的发展。而如果一个国家的企业群体没有长期持续发展的能力，而整个国家的经济却长期可持续发展，这显然是不可思议的事情。
自从18世纪工业革命以来，世界上的发达国家，就比较大的经济体来说，基本上还是原来那些个欧美老牌工业国家。100多年来，能够成功跨入发达工业国俱乐部的后发工业国及地区，也只有日本、中国台湾、韩国等极少数幸运儿。比较一下这些成功者与大量的失败者的差异，归根结底，就在于他们的企业成功地实现了经理主义的转型，实现了长期可持续性发展，拥有了核心竞争力。
那么，从家族主义向经理主义转型，关键的问题到底在哪里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