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相比在一家公司等待慢慢晋升，不如通过跳槽的方式换一家公司得到更好的职位，这样相对更容易。”从业刚六年却已经换了三家基金公司的小曹（化名）这样告诉《时代周报》记者。 除了像小曹这样的基金公司中层员工流动性颇大外，基金公司高管的流动也再次呈现出上升势头。在最近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四家总部在上海的基金公司均出现高管层人事变动，其中包括万家基金、中欧基金、华富基金以及长安基金。 智库金融研究中心负责人告诉记者，“现在基金公司人才流动频繁的根本原因还是整个证券市场的疲弱，因为基金行业的发展状态本身也取决于证券市场的状态。” 投研营销全覆盖 还没到三十的小曹进入基金行业整整第六个年头，在这六年时间里从事营销工作的小曹换了三家基金公司，职位也从普通员工晋升到公司中层。 “我现在这个跳槽的频率算是很正常的，每个人的诉求都不一样，有些人看重薪水、有些人看重职位。”小曹这样对记者表示。提到跳槽的途径，小曹表示，“一般来说刚入行时会去通过应聘，入行之后特别是大家对你有一定了解之后，通常都会有猎头来挖，或者圈子里的朋友推荐。” “现在基金公司并不会有固定时间就升职的情况，薪水也不会是每年都同样递增,如果行情不错那么就会上调，但并不固定。” “我现在选择的这家公司，更看重它给我提供的未来成长空间，职位和薪水肯定也会比以前有所上调，基本上我每跳槽一次职位和薪水都会相应上浮。”对于自己频繁跳槽的原因，小曹认为公司所提供的平台更为重要。 除了营销部门人才跳槽频繁，基金公司的核心—投研部门同样面临人才的频繁流动。从毕业之后就进入基金业的的小李（化名）一直从事投研工作，如今已有十个年头了，在这十年间小李也换过三家基金公司。 对于自己的三次跳槽，小李认为：“我觉得这是很正常的现象，并不是说只有通过跳槽才能晋升和加薪，关键是希望能做一些自己想做的事情。” 在经历数次跳槽之后，小李终于得偿所愿进入了一家规模排名靠前的公募基金公司。“跳槽也是一个综合考虑的结果，主要是薪水、职位以及工作平台。” 业内分析人士告诉本报记者，“对于行业来说，现在这样高频率的流动并不一定是坏事。如果一家公司长期没有新鲜血液加入，也缺少新的想法；但是如果一家公司的流动性非常大，四五年员工就全都换了一拨，那也是存在问题的，积淀也不会传承下来。” “从目前来说，这样的情况并不会对行业造成太大的影响。基金行业目前所面临的困境并不是人才流动所形成的。 造成人才频繁流动的因素很多，例如薪酬、职位、公司平台以及未来的发展空间。 这样的人才交流相对还是比较正常的，因为这样的情况不仅出现在基金公司，其他行业也同样有。毕竟人往高处走，当这家公司不能为人才提供他所要求的，很自然就会选择其他更好的平台。” 高管频繁变动
除了基金公司中层人员跳槽频繁，基金公司高管的变动同样令人侧目，六月份刚过几天便已有两起基金公司高管离任。 6月2日，中欧基金和万家基金同日发布了高管变动公告，根据万家基金的公告，公司总经理杨峰因个人原因辞职，离职日期为6月2日，董事长毕玉国代任总经理。 根据中欧基金公司公告，公司副总经理徐红光因个人原因辞职，其于5月31日正式离任。 此外，华富基金也于前几日发布了一则高管离职公告，华富基金副总经理邹牧同样因个人原因辞职，其正式离任时间为5月24日。无独有偶，5月12日，总部同样位于上海的长安基金发布公告称，公司总经理曹阳因个人原因辞职，副总经理盛军代任总经理一职，而此时离曹阳上任仅仅过去了8个月的时间。 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四家总部在上海的基金公司均出现人事变动。 上海基金业高层高频率离职并不是头一回，相同的景象还出现在去年的6月，当时招商基金、中海基金、国海富兰克林基金、华泰柏瑞基金、申万菱信基金等五家上海基金公司齐寻总经理，景象蔚为壮观。 纵观整个2011年，离开的基金高管就包括原益民基金总经理祖煜，原招商基金总经理成保良，原浦银安盛基金总经理刘斐，原天弘基金总经理胡敏，原申万菱信基金总经理毛剑鸣，原国海富兰克林总经理金哲非，原金元比联总经理易强，原华富基金总经理谢庆阳，原东方基金董事长李维雄，原万家基金董事长孙国茂，原广发基金董事长马庆泉。 今年刚过半，情况同样不容乐观，据不完全统计，今年已有超过30家基金公司的超过80位高管（副总以上）的职位发生变化。 智库金融研究中心负责人告诉记者，“现在正处于基金行业发展的瓶颈期，除了华夏基金以外，这段时间的高管离职更多集中在中小基金公司。反映了当中小基金公司遭遇发展瓶颈的情况下，股东对管理层考核的压力，也反映了考核基金公司管理层的方法有待提高。” 在未来，基金公司只有寻求差异化路线和在产品上创新才能有所突破。同时我们也应看到，现在这样的局面对整个基金行业的人才储备提出了考验，从前的其他金融行业人才单向朝基金业流动变成了基金业与其他金融行业间人才双向流动。” 尽管高管们挂靴而去的理由不尽相同，但是如此频繁的离职也间接说明了这个行业所面临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