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新不失法:高凯明书《好大王碑》



    先明遗儒王船山尝为自画像结联曰,六经责我开生面,七尺从天乞活埋。辩其寄托,察其堂奥,进以味其酸辣,其意实承宋儒陆九渊“六经注我”而“我注六经”之旨,由是,近世跌蹉,一日三变,乃以开儒学近代法与变、开与守之数百载激荡。

  书法艺术,本于儒学文明,自是身在激荡之中。然观儒学或书法之近世激荡,每或为变而变,离经叛道以至荒诞不经,而失之法度流于个人心绪意念涂鸦之外化;或每拘于旧法,泥古不化,以致空洞板滞,追形失神反画虎类犬,背书先师前贤犹不能达。观近代百年跌宕,一念之差,循此二径颠仆者甚夥,而执中守正者几稀。

  每览凯明高君书作,尤其是阅其近年所临之《好大王碑》,便不禁要做若是之想。究其里,乃在于我观高君之作,私意以为或可一言蔽之:法古而不拘泥,开新却不失旧法。临而出新,以临成家,熔炼个人体悟,裨使经典开出新意境,是为为数不众的执中守正之书家。

  高君凯明,生于书圣乡里,得沐翰墨乡风,幼年托砚拭笔,追随伯父书家以为游戏之乐,及长,从乡贤书法家高崇业先生以习颜柳;再长,投戎岭外,中岁以后,转事政务衔监察之职,然数十余载,勿论戎马关山,抑或政务繁累,均未为懈怠,著作文章以瞰世事,乃有多部文集风行于当世;运笔催毫以冶心性,不意别出新枝,自成一家气象。

  与高君过从数载,始知其前师从著名书法家,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佛教协会副主席刘炳森先生攻隶书,潜意研习《张迁碑》、《乙瑛碑》、《石门颂》、《封龙山颂》、《褒斜道》、《莱子候》诸碑帖,历时十载光阴,后再得中国书法家协会副主席、著名教授陈永正先生指点,专志研习《好大王碑》,倏忽又历十载,始成今日青焰。

  《好大王碑》在篆隶之间,方正拙朴,圆浑敦厚,遗周秦篆籀之风,与“二王”清丽典雅大不相同。融篆隶为一炉,并时见楷书之笔,高君早岁修习楷书,习练汉隶廿载有余,中岁以后,渐次开悟,心手互通,此间所习临之《好大王碑》,由是颇具艺术价值。究其本根,我意以为便在“意格双俱”四字。

  比照原碑,高君所书《好大王碑》每在法与变之间、开与守之间,别有意致在,此“别有意致”,于审美而言,便即个人心性才情之外见,齐鲁山形,岱宗雄正;沂薰风水,岭外奇异,所浸所染,耳目心思之所聘一时俱来,吐诸笔端毫锋,乃以自成其空阔遐远、灵秀段丽之书风。“兼且高君本人谨厚端正,朴实谦和。读其文章,有军人阳刚之气而常怀柔情;观其做人,有深思穆穆之容而不乏风致。”有以致之也。

  再以书艺法度论,高君之书路,则约略可以概言为“以法守格,以意开新”,由是在以恣意为本的文人书法与重格循法的技艺书法之间,达致和谐平衡,营造出其独特审美价值之同时,且于路径上形成法古而不拘泥,开新却不失旧法的收放扬弃之道,是以成为为数不众的执中守正之书家。

 开新不失法:高凯明书《好大王碑》
  儒学自明入清以后,由义理之大学一转而为考据辩证之小学,由是相互发明,发微而见著,是以开出儒学的第三期煌煌大世,书艺亦当作如是之观,设若世间多几个高君凯明,法不泥古,开不失法,不以奇技以炫世,不以守缺而抱残,执正开新,沉淀累积,书界真正大师璀璨之世,斯诚可期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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