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假如一个城市有300万户籍居民和700万农民工，过几十年不需要这些农民工了，便遣散他们回家，城市人口又回到300万，那么这个城市化过程是不健康、不正常的。”
在黄奇帆看来，“可以把农民工户籍改革作为我国经济转型、解决危机带来的困难的一个撒手锏，一个启动内需的重要动力源泉。”
“我们不是简单地把农民请到城市里来，而是给本来就在城里有工作的农民工转户口。”一打照面，黄奇帆便向《中国经济和信息化》记者强调。“农民”与“农民工”，虽然只有一字之差，但对于创新重庆户籍制度改革工作而言，却意味着一层窗户纸真正被捅开了。
自2003年开始，一种被称为“民工荒”的现象开始在东南沿海城市出现，直至如今形成每年的“习惯性用工荒”。与此同时，频频见诸于报端的“农民工犯罪调查报道”不断强化着城市居民对这群“边缘人”的抵触情绪。
稍加研究，人们会发现中国从计划经济中走来，这些社会现象的产生，背后大多存在着体制机制急需要改革的问题。
黄奇帆认为，凡是长期影响社会发展、大面积存在的突出问题，不适应生产力发展、不与国际经济管理接轨的体制机制问题，就应该考虑改革的思维。
2009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把解决符合条件的农业转移人口逐步在城镇就业和落户，作为推进城镇化的重要任务。
2010年8月，重庆市迈出了破冰的一步，推出《重庆市统筹城乡户籍制度改革意见》，改革重点直指农民工转户。黄奇帆说，“重庆一共有800多万农民工，除去在东南沿海打工的，还有400多万在重庆城里。那么这400万人中，进城3~5年以上的农民工，只要他们本人愿意，我们都把他们转为城市居民。这个过程迄今已经15个月，到去年底，我们转了320万农民工”。
这一次改革被黄奇帆称为“共和国历史上一个城市最大规模的农民工户籍转移”。在外界看来，这有两大难点：第一，迁移人口规模之巨，16个月内让300多万农民工转城市居民，等于给重庆市搬来相当于一个大城市的城区居民；第二，城市承载能力面临的挑战，重庆市主城区现有700万城市居民，此举将使城市户籍再扩容一半，对城市的道路、能源、教育、医疗等公共设施和公共服务形成巨大压力。
相较于其他城市，重庆独辟蹊径，也敢为天下先。
黄奇帆认为，重庆的做法经过科学的顶层设计，是经得住考验的。他用“自愿地”、“自在地”、“顺利地”这些词语来形容这次移民潮，用“风平浪静”来形容这一历时16个月的改革过程 。
农民工是包袱还是资源
不管是全国城乡二元户籍制度的启用，还是现阶段重庆农民工户籍制度的改革，都是符合我国城市化、工业化进程的必然选择。
上世纪60年代初，到过中国的外国人会惊奇地发现，中国人可以简单地划分为两类：吃商品粮的和不吃商品粮的。这正是户籍制度被启用之时，此后户籍制度一直沿用至今。
冰山松动在20年前，彼时户籍制度对经济的制约作用开始显现。直至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来，我国需要启动内需、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以应对呼声日高的危机。在黄奇帆看来，“可以把农民工户籍改革作为我国经济转型、解决危机带来的困难的一个撒手锏，一个启动内需的重要动力源泉”。
长期以来，在中国城镇化进程中，农民工群体为城市发展做贡献，却无法拥有城镇户籍，难以融入城镇，导致了日益严重的社会问题。黄奇帆看到了问题的根源，他提出，中国农民工长期处于两栖状态，会带来三方面问题。
首先，农民工这个群体实际上处在社会底层，受到很多不公平待遇。比如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待遇的不同。
其次，对用工企业来说，好像使用农民工的成本低，但实际上会造成用工成本高。他说：“对于城市里的企业来说，每年就算农民工到位了，还会有30%的流失率。今天这拨农民工回去了，再来可能就是另外一拨人，每年有30%的培训费要发生，使得生产过程、产品质量不稳定。”
第三，农民工的长期存在也会形成社会问题，比如农村的空巢老人、留守儿童，以及年轻夫妻两地分离，造成社会不和谐。
黄奇帆表示，作为全国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重庆市也力图通过更为制度化、规范化的手段，让农民工真正摆脱“身份被排斥、福利被漠视、地位被歧视”的境地，让他们在城市生活得更有尊严，真正地融入城市。
从2010年8月到现在，约有320万农民工在重庆落户。这种户籍转移制度带来的另一个好处，就是使得农民工的消费力变为城市内需的一部分，从而正向推动了城市消费市场的扩大和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黄奇帆告诉本刊记者，重庆市民是欢迎农民工转为城市居民的，“重庆是一个开放性的城市，重庆人和天下人是一家”。
黄奇帆认为，此举推广至全国范围内，也是可行性的。“中国人均GDP是4000多美元，在往人均1万美元GDP走的过程中，十三四亿中国人差不多会增加10万亿美元的内需。所以，这是一个内需巨大增长的过程。”黄奇帆算了一笔经济账，“在这个增长过程中，如果农民工的（户籍改革）问题不解决，我国继续累积的4亿~5亿农民工像候鸟一样迁徙、震荡，各种社会矛盾就会显现出来，中国城市化进程就会受到
阻碍。”
试想农民工户籍改革这一重庆样本如果复制到全国，整个国家的人口分布地图都会因此重造。
在《新地理：数字经济如何重塑美国地貌》一书中，作者乔尔科特金阐释了这样一个全球趋势：信息技术不断改变劳动力分布，从而影响了美国地貌。“各个地区为了争取公司在本地落户，竞相提供税收刺激及配套的基础设施，如今地区的重要资产已不再是自然资源，而是高技能劳动力等人力
资源。”
同样，重庆顺应了这一历史的潮流。
一座城市的度量
任何从事城市管理工作的人员都会认同这个观点：城乡户籍制度改革，不是一纸文件的力量足以驱动的。大规模农民工转户，城市承载力是关键问题，这座城市的“度量”到底能有多大？再往深处推断，能否提供充足的就业岗位，这与重庆市工业转型升级规划和产业布局的科学与否息息相关。
“如果我们把转户的300多万农民工集聚在一个点上，这个城市的承载能力就会出现问题。”在这一政策的顶层设计阶段时，黄奇帆已经意识到这一点。
提到重庆，大多数人会联想到以重庆主城区为中心的重庆城市群。据黄奇帆介绍，除了现有700万人，以后将容纳1000多万人的一个国家级中心城市以外，重庆周边还有30个中等城市共同形成了一个城市群。
目前，重庆转户的300多万农民工中，有60%分布在重庆的主城和30多个区县的县城，还有40%则分布在七八百个中心镇的基层企业中。“我们是六四开，形成了一个合理分布。”黄奇帆总结道。
出台不久的《重庆市工业转型升级“十二五”规划》（下称《规划》）明确提出，“十二五”期间重庆市工业总量将达到3万亿，力争基本建成国家重要的现代制造业基地和内陆出口商品加工基地。重庆市将发展的工业重点产业包括汽车摩托车工业、信息产业、装备制造业、化医工业、材料工业、能源工业和轻纺等产业，即“6+1”重点产业，同时兼顾战略性新兴产业。这些工业重点产业不乏劳动密集型产业。
其中，《规划》的一个创新点是，把重庆工业置于全球产业转移和全国发展大局，“跳出重庆看重庆”，把加快发展作为重庆工业的首要任务。最近5年，重庆的工业增长率保持在30%左右，吸引了大量的投资，也大量吸纳了劳动力就业。
关于引入投资问题，黄奇帆对本刊记者表示：“重庆是国资、民资、外资三管齐下，我们一年吸引外资近100亿美元，是中西部城市中外资增长最快的。”
劳动力和人才分布与产业布局相适应，“人才布局合理，协调发展”是重庆市经济发展的目标之一。将人才逐步向重点优势产业、非公有制企业、工业园区、区域性中心城市和区县流动，基本实现人才分布与产业布局发展相协调目标。
这与黄奇帆所提的六四开布局理念互为支持。
同时，重庆市道路交通、水电煤气、教育卫生等各种市政设施，包括农民工的住宅都将同步进行配套。其中，黄奇帆重点提到了重庆首创的公租房制度：“重庆3年启动4千万平方米公租房，明确目标就是服务于农民工，服务于新生代大学生，服务于城市原住居民当中的住房困难户。我们还明确了一个口径，50%公租房给农民工，15%给新生代大学毕业生，35%为了解决城市原住民困难户，这样就能把城市承载的问题平衡好。”
重庆不需要退路
城市化、工业化进程是不可逆转的，而全世界城市化、工业化的进程都是农民进城的过程。
“假如一个城市有300万户籍居民和700万农民工，过几十年不需要这些农民工了便遣散他们回家，城市人口又回到300万，那么这个城市化过程是不健康、不正常的，违反了国际惯例，违反了市场原则，违反了公平正义原则”，在重庆农民工“风平浪静”地融入城市居民之后，黄奇帆继续坚定地发表他“历史要对得起农民工”的观点。
与此同时，重庆农民工户籍改革也将会是一场持久战。
“城市化进程是不能设想现在两类人群分离三四十年，然后等到中国积累了几亿农民工之后，突然在某一天宣布转户的决定。这不应该是一个突变，而应该是从现在开始，自然而然持续不断的转化过程。”
在黄奇帆眼里，重庆之所以能实现“风平浪静”的转身，主要得益于科学的顶层设计和对民意的把握。
在户改中，重庆首次明确提出，农民工在转户进城的同时，其在农村的土地可以保留，变为“新市民”后，可同步享受城市居民所享有的养老、医疗、保障性住房、教育、就业等待遇和公共服务，真正赋予农民工以“市民权”。
重庆市在户籍制度改革中配套设计了土地、社保、教育、卫生等十个方面的政策，如转户农民与市民共享保障房体系，完善公平的社会保障、养老保险、子女入学体系，促进就业的机制。
此外，重庆农民工转户制度注重抓好顶层设计，涉及5个关键环节。第一，凡是转户的农民实行“5件衣服”一步到位，包括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小孩读书、就业、住房，享受跟城市居民完全一样的待遇。第二，转户进城的农民一定要有工作岗位。第三，要考虑城市的承载能力。第四，解决好成本问题。第五，保护好中国农民的既得利益，就是解决好承包地、林地、宅基地这三块地的问题。
黄奇帆切中要害，为重庆户改提出了切实可行的措施。重庆户改与以前的改革相比，一项突破在于摆脱了“就户籍改户籍”的思路，通过完善城乡公共服务、要素资源配置、基础设施建设体系，让“新市民”同样能获得城镇居民待遇，保证了户改顺利有序地进行，这也为中国工业化和城市化探索出了一条可以借鉴的道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