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时间：2011年11月
地点：广东·佛山
嘉宾：
陈 刚 广东爱康太阳能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
李强强 《中国经济和信息化》常务副总编辑
当美国、印度对中国光伏企业的“双反”（发补贴、反倾销）调查闹得轰轰烈烈。其他企业在“寒风”中瑟瑟发抖的时候，陈刚却依旧在埋头工作。他担任董事长的广东爱康太阳能科技有限公司（下称爱康太阳能），是国内为数不多仍在全负荷运转的太阳能企业。
6年前，作为应对中国铝型材行业第一次“双反”调查的企业代表，他曾眼睁睁地看着原本胜券在握的“双反”调查官司的失败。这样的结果令他很失望。
时隔6年，太阳能光伏业“双反”再次来临，无疑又一次刺痛了他敏感的神经。他曾给广东省政府高层上书，甚至直接向温家宝总理建言，表达他多年来的思考。
作为广东省太阳能光伏领军企业负责人，陈坦言，他们还有很多事情要做。而目前，他最想做的一件事情，就是效仿改革开放，在广东推动“光伏综合试验区”的设立。他说，这样的试验区应该不止一个，要设立几个具有代表性的区域，让其充分尝试。这是中国光伏产业下一步的出路。
作为曾经在铝型材领域应对过“双反”调查的企业代表，他到底有着怎样的思考？为此，《中国经济和信息化》常务副总编辑李强强与陈刚进行了对话。
失利
李强强：你曾参加过2005年那次铝型材行业“双反”调查的应诉，想必对“双反”调查有切身的体会。当时的情况如何？
陈刚：中国应对的铝型材行业第一个“双反”调查，是2005年加拿大对我们的铝型材行业的调查。我是行业的两名代表之一，代表企业全程参加“双反”应诉。
当时加拿大边境服务局提出“双反”，我国对应的是商务部公平贸易局。中国有色金属工业协会和我们之间沟通得非常好，我们一起代表企业参加“双反”应诉。佛山市南海区的铝型材产能最好的时候占到了全国的70%，作为企业代表和牵头人，我们做了很多准备。
李强强：当时可供借鉴的案例比较少，既没规矩，也没先例，你们怎么样做决策？当时都做了哪些准备？
陈刚：我们聘请了加拿大著名的律师事务所，并拿了对方很多证据资料，然后我们跟中国有色金属工业协会一起去。对方非常害怕，因为他们很多数据都是虚假的，如果数据公开，他们也难以下台。
我们跟对方谈，证据一项项列出来，对方哑口无言。但是这一次“双反”我们还是失败了，这一次失败对我们铝型材行业来讲影响是深远的，接着美国、澳大利亚也开始了对我们铝型材的“双反”。对于相关官员而言，这只是一场普通的贸易官司，他们不需要对这场官司的输赢承担任何责任。在整个“双反”案中他们没有认真做好准备，资料也没有好好研究，也没有向我们了解过情况，这样打官司当然没法赢。
李强强：整个“双反”调查事件的来龙去脉，你事后了解清楚了吗？
陈刚：国外企业对中国进行“双反”，会通过中国的某些咨询机构拿到第一手资料。我们铝型材行业的资料是北京的一家咨询机构提供给他们的，据说只收了10万元的咨询费。美国的“双反”也是一样，他们找我们所谓的咨询机构，把我们的资料买过去。在这些资料中所有企业的补贴、政策写得清清楚楚，而且没有落实的补贴也写进去。
李强强：有人认为，在美国、在欧盟，政府对光伏等一些行业的补贴也是事实存在的，但他们补贴的对象是用户，而中国政府是直接对企业进行补贴，这样就很容易被人家揪住小辫子。你认同这种说法吗？
陈刚：不仅仅是补贴电价，欧洲政府同样也会对企业进行补贴。欧洲政府为了促进新兴产业发展和保证就业对企业进行了大量的补贴，补贴力度比中国大得多。在欧洲一家几百人的企业就能够获得600万欧元的设备投资和人员聘请的补贴。实际上在欧洲和北美，他们的企业获得的补贴比中国多得多。我们为什么不可以通过行业协会定期向国外的咨询机构购买同样的资料呢？
李强强：你的观点很犀利，但有一些看法我并不认同。互设贸易壁垒，最终只能是双输。怎样从根本上解决贸易保护问题？怎样在更为合理的框架下去支持产业的发展？在产业崛起的过程中，这种针对中国的贸易保护是必然的吗？
陈刚：不是。这叫做游戏规则，这种游戏规则大家都遵循。你给我一枪，我也可以给你一枪，我们同样可以用这种方法拿到他们企业的补贴资料去对付他们。同时不要总是被动地应对国外“双反”调查，可以有预见性地主动对他国发起“双反”调查。在全球经济不景气的当下，不仅是新兴产业，也包括传统产业，有些国家对建新厂和增聘员工的补贴远远大过中国。
反思
李强强：2005年那一次铝型材行业遭遇的“双反”调查，到最后其实是我们输掉了。作为主要参与者之一，你反思过吗？根本原因是什么？
陈刚：我原以为我们肯定赢。因为我们准备得天衣无缝，他们去调查我们上游的供应商，我的供应商没有问题。之所以输了是输在体制上，企业发展很快，政府的体制改革和机制改革跟得很慢。
李强强：现在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如火如荼，地方政府热情很高，一些优惠的政策也陆续出台，某些做法容易遭到误解、曲解。这就更需要总结以前经验和教训。
陈刚：首先是有关部门重视不够，“双反”是一场经济战争，跟南海争端和领土争端没有任何区别。在这场经济战争中，我们在人力、物力的配备上都远远不够。加拿大仅有人口3000万左右，它的边境服务局就有200多人，全部是专业水准，专门负责“双反”事务，而我国商务部当时负责“双反”的全部人员才80多人。
我们根本没有研究过别的国家有多少部门在合作。所以，我们必须在组织架构上进行调整，从策略上高度重视。否则，下一个10年，我们将会很被动。
李强强：除了在体制、机制上进行改变之外，我们还应该反思什么？比如说，我们补贴的手段是不是确实存在一些问题？
陈刚：太阳能这个行业，国外的企业比中国企业获得的补贴更多。大家都有补贴，问题是有没有抓住人家的把柄，你认为人家有补贴，人家说没有。我完整地看过一家欧洲企业的财务报表，600万欧元的现金补贴。土地基本是零地价。中国现在企业享受的补贴远远不能跟欧洲相比。
问题的根源不在这些，关键在于经济战争到来了，我们连“部队”都没有，怎么跟人家打。战争，没有统帅部、没有参谋部，就靠几个兵，很难想象。
李强强：你把原因归咎于我们在应对“双反”时缺少有效组织，协调、统筹等环节也太薄弱，跟不上？
陈刚：首先，我们不觉得政府的补贴力度有多大，企业拿到的补贴跟美国、欧洲是没法比的。2011年8月16日，美国政府曾宣布对生物燃料项目提供了5.1亿美元补贴。第二，经济和战争是一样的残酷无情。我们光伏行业为什么竞争力这么强，主要是国内光伏行业人才和企业家的素质比传统行业高，很多都是海归博士，所以整个产业链领导者的素质是世界级的，跟国外先进国家的企业没有什么区别。这批企业家带领着光伏行业达到了一个世界级的水平。
李强强：这一点大家是有共识的。但这次“双反”也给我们一个反思的机会：中国的光伏行业应该退退烧了。光伏上网电价坚冰已破、行业洗牌也在加速，正是政策退出的好时机。
陈刚：行业洗牌符合市场规律，这个行业跟20年前进入铝型材行业是一模一样的。那个时候的铝型材没几个人会做，也是高科技。对于制造业来说，不会做的东西是高科技，大家会做的是大白菜，太阳能也会成为大白菜。
我们那个企业是广东省第二家铝型材厂，是国营的。当时，全国的铝型材用量不到2万吨，加工费非常高。我们的供应商看钱很好赚，就进入这个行业，一年内开了5家，加工费马上从每吨8千元降低每吨5千元，企业生存就逐渐变得比较困难了。现在铝型材的销售每年是600万吨，比以前增加了300倍，现在的加工费是每吨2千元，很多企业一样活得好好的。
太阳能也是一样的，你不用担心，这是一个市场行为。当一个行业充满暴利的时候，大家都抢着进来，出现严重的过剩。过剩就要降价，就要淘汰出去一些企业。然后再降价再淘汰，这是很正常的市场规律。政府要做的事情是想办法扩大这个行业的市场规模。以前我们铝型材的发展是5年为一个阶段，现在太阳能是2~3年一个阶段，速度加快了。
李强强：在你看来，我们这一次行业低潮与2009年比起来，有哪些区别？
陈刚：2009年那个时候，行业没有什么低潮，反而出现了高潮。
李强强：你没有感到行业巨大变化吗？
陈刚：没有。那一次是教大家怎么做科技企业，这次是教大家怎么做传统制造企业。之前是按科学家的想法做企业。那次之后，很多企业就知道了，我们一定要做品质，做管理，要引进专业的人才来做了。
这次是一个回归到正常利润的传统产业的过程，更强调如何降低成本、规模化生产、适应客户的需求，我觉得跟国际金融危机没有太大的关系。
李强强：从2005年开始有大量的其他行业的企业都进入到这个行业。2009年之后，又有一个小高潮，做眼镜的、做袜子的企业都开始进入到这个行业。为此很多人就讲，爆发式的增长势必伴随着爆发式的危机。
陈刚：任何一个行业都经历过爆发式的增长和爆发式的危机，与铝型材业是一样的。后来，我们那个企业倒闭了，我才开始自己创业。在这种大起大落的过程中，会有一大批企业死掉，但生存下来的企业是更健康的。
出路
李强强：在今年的行业危机面前，大家的日子都不太好过，有数据显示，停产、减产的光伏企业比例已经很可怕了，但爱康太阳能却没有减产，这是比较有意思的事情。你有什么秘诀？
陈刚：首先，我们的产能不大，现在大概600MW，一个月40~50MW，因此销售上更容易一些。相对于大企业的1 ?2GW，他们的困难可能更大一些。第二，我们的产业链短，爱康只做电池，相对容易一些。
同时，应该清楚市场要回归到需方市场，作为企业家就要把心态放平和。我们做了很多变动，目前还在变革。刚开始我们是在管理上下功夫，目前我们在各个部门中做变动。我进入这个行业，越来越发现光伏业跟传统制造业没有任何区别，应该按照制造业的规律去做。我们在回归。
李强强：目前广东光伏行业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陈刚：广东是少数几个没有光伏产业政策的省之一。广东是商业化很成熟的地方，我觉得我们要出台一个商业化的政策，而不是一个简单的行政政策。一个行业只有商业化运作，这个行业才会有永久的生命力。
李强强：听说你此前还向国务院总理温家宝面陈你对光伏商业模式的一些想法？
陈刚：我提了几个问题：第一，光伏产业政策的公平性问题。我认为国家出台的光伏产业政策不公平，目前补贴上网电价的政策是不公平的，它很难形成一个好的商业模式。它没有根据不同地域区别不同的日光条件，也没有适合民营企业的上网电价政策，它是对大型地面电站的统一补贴，这个是在补贴央企。所以，一个政策不但要考虑到央企的需求，也要考虑到民企的需求，没有民企的行业是没有竞争力的。第二，要继续加大光伏发电上网的力度和广度，明年国内至少要有4?5GW的市场。过去主要是欧洲对光伏行业的发展在做贡献，现在这个时候需要中国和美国站出来为光伏行业做贡献了。第三，就是商业模式问题。我们国家出台的所有政策，包括光电一体化，金太阳工程等没有整体考虑一个光伏生态圈，这是商业模式的问题，我们的政策应该形成一个商业模式，德国的上网运行模式是非常成熟的，我们为什么不可以照搬。如果不可以，能不能在广东先做一个“光伏综合试验区”，我跟汪洋书记也是这么提的。
我想，广东可能会在全国率先探讨光伏上网的商业化运作模式，而不是依靠政府。一种商业模式，首先应符合市场规律，品质上有保证，投资回报有保障，政府监管之外，肯定是保险公司承保。保险公司承保一个长期的发电量才允许并网，政府就不需要去管了。
李强强：你认为形成这样一个良性循环的商业模式，需要什么样的土壤？
陈刚：任何行业的商业模式的产生都是有规律的，它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无论是日本、欧洲还是美国，他们发展光伏所走过的路，我们也是一定要走的，应该先设光伏试验区来探索发展规律。改革开放初期，我们不是通过先设立深圳、珠海、厦门、汕头等特区摸索经验，然后再全面推广的吗？
李强强：设立这个试验区，能达到什么样的目的？
陈刚：不同的试验区可以探索不同的发展模式，最后了解哪种模式是最好的。因为中国太大了，设立一个政策会牵一发动全身，所以轻易不敢出台政策，这就拖慢了产业发展的速度。国家的意识是非常够了，分布式发电、智能电网等等如何发展，都应该设立特区进行尝试。这么大的事情，不去搞几个试验区去尝试，怎么可能成功呢？
李强强：在你看来，“光伏综合试验区”设置的标准应该包括哪些内容？设置以后，政府、行业组织、企业分别应该做些什么？
陈刚：首先，使用电价最高的地方要设，因为它是能够最早在用电侧达到与传统电价持平的地区。第二，土地资源、日光资源最丰富的地方也要设，它是能够最早在发电侧达到平价的区域。第三，产业比较集中的地方也要设。选择这么几个地方，一两年之后就有经验了，我们就知道该怎么做了，那时再向全国大规模推广。
在这个特区里，政府不干预，让试验区自己去探索，去打破不同的利益集团的阻碍。这些既得利益方包括电网、发电公司等等，给一个松绑的政策。比如，国家给你300MW，连续给5年。允许根据不同的情况，设定不同的上网电价和不同的发展模式，试验区自己来控制。这一点必须要有突破，不然我们光伏是没有希望的。我希望将来实现一个全球的电联网，太阳照到的地方都在发电，发的电再通过一个全球的输送网络供应到每一个角落，这样仅靠太阳能就能满足人类的用电需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