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漫谈社会企业新思路！文/交广企业管理咨询公司首席专家谭小芳前言：社会企业不是纯粹的企业，亦不是一般的社会服务，社会企业透过商业手法运作，赚取利润用以贡献社会。它们所得盈余用于扶助弱势社群、促进小区发展及社会企业本身的投资。它们重视社会价值，多于追求最大的企业盈利。照理说，在我们社会主义国家，应该有更多的社会企业与社会企业家。然而，在中国，社会企业和社会企业家还是一个非常新的概念。其实，社会企业并不是一个高不可攀的概念，而是每一个人都可以实践的。可以说，社会企业是一种具有前瞻性的资本主义新维度，由穆罕默德·尤努斯提出。他是一位务实的天才，率先开创了小额贷款以及格莱珉银行，获得2006年诺贝尔和平奖。社会企业利用营利企业的活力来实现其满足人类需求的目标，它创造了自立可行的商业模式，在实现经济增长的同时，它所生产的商品和服务能使这个世界更加美好。社会企业之所以成功，是因为它抓住了传统营利公司所忽略的商业机遇，其所有利润没有用来回报股东，而是再投资以扩张企业的雄心壮志。从这方面来说，它实质上是不为股东考虑的资本主义。最早，我是在《商业周刊》上看过一篇有关尤努斯30年努力的专题报道，尤努斯何许人也？他就是2006年诺贝尔和平奖得主。电视曾经报道过这位穷人银行家的努力过程，他改变了孟加拉国一亿人口的生活状况，努力让孟加拉国的乡村人口能够脱离贫穷，实现他将“贫穷送入博物馆”的理想。他是怎么做到的？“万事起头难”，他是怎么开始的，应该才是正确的问题。他只是大学教授，没有显赫的背景，来自小康家庭，他怎么有资金开始借给不知道是否会还的穷人？就像一切社会组织的开端，尤努斯先是在农村做了一些研究，找出农村无法脱贫的原因——资金。因为银行不借钱给没有担保的农民，所以他们向高利贷借款，所有的收入都缴给了高利贷付利息。区区27美元，就可以绑住47个农民的生活，陷入无边无际的痛苦循环当中。第一次，尤努斯自己掏了腰包给农民，解决他们的痛苦。吸引了整个村子的农民来找他。而无力负担的他，协助农民找上银行，银行的悍然拒绝，让他自己跳下来变成借贷者——把向银行借来的钱，再转借给农民。就像当二房东一样，尤努斯是从当“钱”的二房东开始，逐步扩大“穷人银行”的规模。但是，“资金”是解决问题的关键，这样才能造就尤努斯的志业。尤努斯的银行除了改善穷人的生活，他还有16条规定，愿意遵从，他才会借钱。除了改变生活习惯的：整洁环境、受教育、要互助之外，尤努斯还要求他们要去投票，要关心自己的公共权益。当然尤努斯并没有组织政党或参选，但是他却可以发起“选清廉候选人”的运动，而且得到热烈反应。虽然成为政坛公敌，但是尤努斯的地位远远高过所有政治人物，包括孟加拉国的总统。那么，什么是社会企业家呢？在国外已经有很多的社会企业，也有很多的社会企业家。著名领导力训练专家谭小芳老师表示，社会企业家注重实效，以及重视结果甚于过程，而其他许多的民间部门则是重视过程大于结果。他们提供不断创意和开发切合社会需求的产品或服务，为弱势社群提供真实的工作环境，从而逐步改变弱势社群的心态，提高他们的现代技术能力，使他们最终能自力生活，真正融入社会真实的生产力。再者，社会企业家倾向于回避意识型态的职位，也不会紧紧抓住声称改善苦难，却对实质现状没有提升的慈善模式，社会企业家勇于追求现状的转变！《美国医学协会杂志》上刊登的一篇文章说：“一个人的社会关系种类越多，他就越能抵御上呼吸道疾病”。这是根据一项276人参加的试验得出的结论。卡耐基.梅隆大学的研究人员发现，只有1到3个社会关系的人，与6个以上社会关系的人相比，相对风险系数为4.2。这意味着不爱交往的人更容易得感冒。国内权威的社会企业研究专家谭小芳老师认为，社会资本当然不光能用来防止感冒，它还可以让一个企业成为社会企业。社会企业是指将社会目标和商业活动结合起来的企业。它既不同于社会组织，又不同于企业，是社会组织与企业的融合体。社会企业作为公司，它以资本为边界；但作为社会组织，则以社会资本为边界。企业的网络关系建立到哪里，社会企业的边界就延伸到哪里；企业的信任传播得有多广，社会企业的疆界就有多广。在我国，“央企”是一个特殊的群体。它既要承担社会目标，又要从事商业活动。例如国家电网在雪灾中的行动，肯定不同于私人企业，它要为社会稳定分担一份责任。但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它又显露出商业的本性。例如中远集运在国际散货运输中，利用高明的商业策略，击败了竞争对手。从这种双重属性来看，中央企业也是一种社会企业。当今世界，最“时髦”、最受尊重的社会组织是NGO—非政府组织，“社会企业家”成了一个比只会赚钱的“商业企业家”更高尚的身份。在这里，谭小芳老师向大家介绍一位中国百年最著名的“社会企业家”。话说1943年5月24日，是伟大的思想启蒙者尼古拉哥白尼逝世四百年的纪念日。当日晚间，全球180名杰出的政治家、科学家和教育家聚集在美国纽约市的卡立兹教堂，隆重纪念哥白尼，同时颁布“当今世界上贡献最大、影响最广的十大名人”，名单中包括科学家爱因斯坦、哲学家杜威、企业家亨利?福特等人，其中有一个中国人，就是晏阳初(1890-1990)。晏阳初是四川省巴中市人，早年在成都的美国教会中学读书，23岁时以第一名成绩考入香港圣保罗大学(香港大学的前身)，按当时规定，他如加入英国国籍，就可获1600元奖学金，晏婉拒，理由是“这对中国人说来，代价太高了”。三年后，晏阳初赴美国耶鲁大学深造，攻读政治学与经济学，后又入普林斯顿大学，获硕士学位。就是这位喝了一肚子洋墨水的中国青年，却在后来的七十多年里把全部生命都献给了贫穷而苦难的祖国同胞。1920年，晏阳初归国，开始投身于最艰难、最漫长而难出成效的平民教育。1923年秋，他在古都北平发起成立“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总会”(简称“平教总会”)，任总干事。1929年，晏阳初带领数十位大学教授、博士举家迁往贫困地区河北定县的翟城村，开始了日后非常出名的“定县实验”。清朝时的科举出身者、大学院长以及许多留洋的博士、硕士们不畏艰苦，纷纷离开城里的职位和舒适的家，来到偏僻农村，寻找中国人民古老落后生活方式的复兴途径。在定县，晏阳初等人摸索出一套以教育、生计、卫生、自治为主题的四步方案，提出了治“愚、贫、弱、私”的农村改革理论。晏身住农家，衣着粗布，在黑板上一个字一个字地教农民扫盲，他还亲自担当村保健员，为农民治疗沙眼和皮肤病，布种牛痘及猩红热预防针。他深情地写道：“中国的农民负担向来最重，生活却最苦：流汗生产是农民，流血抗战是农民，缴租纳粮的还是农民，有什么‘征’，有什么‘派’也都加诸农民，一切的一切都由农民负担！但是他们的汗有流完的一天，他们的血有流尽的一日。到了有一天他们负担不了而倒下来的时候，试问：还有什么国家？还有什么民族？所以，今天更迫切地需要培养民力、充实民力的乡村建设工作。”1950年，晏阳初移居美国，继续在亚洲和南美洲地区推广平民教育。1960年代，他在菲律宾创办国际乡村改造学院，着重向来自第三世界五十多个国家的学员推广定县经验。1989年，美国总统布什在给晏阳初的生日贺辞中说：“通过寻求给予那些处于困境中的人以帮助，而不是施舍，您重申了人的尊严与价值。”晏阳初在世之时，从来没有被称为“企业家”。不过，进入21世纪之后，有学者将他这一类的社会活动者定义为“社会企业家”。戴维伯恩斯坦在《如何改变世界》一书中提出了这个新概念，他认为，相对于“商业企业家”，“社会企业家”是那些为理想驱动、有创造力的个体，他们质疑现状、开拓新机遇、拒绝放弃，最后要重建一个更好的世界。在这个意义上，既有远大理想又有经营管理干才的晏阳初无疑是“社会企业家”的典范。晏阳初以百龄善终，应验了“仁者寿”的格言。晚年，他的传记作者吴相湘问他，“长者今已有志竟成，但六十多年中是否也有失败的地方？”晏沉吟良久，答：“失则有之，败则未也。”晏阳初是虔诚的基督徒，他的回答其实应和了《圣经》中的这句话：“爱如死之坚强，沉默里有超越一切的持守。”这也许就是社会企业最好的注脚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