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最大的移民输出国
没有语言和学历要求，没有财产背景要求，用50万美元投资美国移民局批准的项目，就能换来一家三口的美国绿卡，四五年之后这笔投资还可能获得回报。这就是美国移民签证EB-5（以雇佣为基础的第五类移民项目），如此简单直接的移民捷径，是中国每年暴增的投资移民的最爱。
美国移民局日前公布最新数据显示，2011财年共有2969名中国公民申请了投资移民的EB-5签证，其中有934人获批。在EB-5签证全球总申请人数中，中国人占75%。受到中国移民热情的刺激，截止到今年第3季度，经美国移民局批准的区域中心数量已创新高，达到173家，另有66家待审批。在如此不景气的大环境下，竟然能如此轻易地获得世界各地尤其是来自中国的移民投资，这的确让美国政府惊喜不已。按计划2011财年美国移民局将批准EB-5主申请人绿卡约1700个，这意味着为美国带来8.5亿美元的投资和1.7万人的新增就业。
到2011年，内地富豪的投资移民潮更加蔚为壮观。招商银行联合贝恩公司发布的《2011中国私人财富报告》显示，2011 年，中国可投资资产1000万元以上的高净值人群数量预计达到59 万人，共持有可投资资产约18万亿元。这些富翁们投资国内房地产的持续热情在2011年彻底冷却，而投资移民的意愿却空前强烈起来，其中60%已经完成投资移民或正在进行相关筹划。而在受访的可投资资产规模在1亿元以上的企业主中，约27%已经完成投资移民，另有47%正在考虑移民。
而据社科院2010年《全球政治与安全》报告显示，中国正在成为世界上最大移民输出国，目前约有4500万华人散居世界各地，流失的精英数量居世界首位。
公开数据显示，连续10年来中国移民对美国经济做出了巨大贡献：在美国有开设了28.6万个公司，雇用了超过64.9万的工人，每年贡献100.5亿美元的营收额。截至2010年，加拿大的中国移民人数达到近130万，中国已经成为最大的移民来源国。“加国的经济增长主要来自于中小企业，而中国移民是中小企业中做得最好的，所以中国移民对加拿大的经济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 加拿大移民和多文化部部长强生·肯尼说。
手持绿卡，身在大陆
Paul是ACER资本集团的亚洲合伙人，讲一口流利的北京话，他现阶段主要一个工作内容就是为他们设计的EB-5商业项目在全球进行移民融资，“移民的投资就是这些项目的启动资金。”关于中国财富阶层移民的理由，Paul意识到，近年移民客户更强化了对资产保护的意愿，“几乎中国的商人都在香港设立了账户，这是出于做生意的方便，也是实现资产多元化的需要。”招行财富报告也指出，受境外投资移民和海外上市企业市值增长的拉动，境外资产规模成倍增长。香港已经成为境外人民币的主要集散地，国内个人境外投资资产有一半以上集中在香港。
美中贸易发展协会副会长、移民事务首席咨询顾问Cindy 2001年以技术移民的身份登陆加拿大定居，直至2006年因工作原因又回到北京。她介绍，10年前技术移民和投资移民的比例大约是20：1，但10年后这个比例已经彻底颠倒过来。
移民理由属于隐私，但和其他移民中介一样，Cindy还是明显感受到“90%的投资移民是为了孩子教育”。但招行财富报告通过受访对象的回馈数据，揭示出移民潮汹涌的三大主要理由分别是，子女教育占58%，保障财富安全占43%，为未来养老做准备占32%，其他分别为方便海外投资业务发展占16%、便于国外旅游7%、可以多生子女与税率较低各占6%。
在多个移民输出大国工作过的Paul对各国移民心理有一定的洞察，比如家庭庞大的印度人为的是省下大笔的子女教育费，拉美人为的是获得更好的就业机会，而中国人有些让人匪夷所思，约85%的移民并不离开中国，他们只是换个身份让孩子方便接受北美一流的教育。
“很多事情到中国就变了，你听说过哪个国家的移民，拿着外国身份却在国内待着，这已经违背了移民本身的含义。”Cindy坦言，“投资移民里很多主申请人是走不出去的，他们虽然很成功，但受到过非常良好教育的人不是很多，他们的根基就在中国，拿身份一是为子女教育，二是为自己出入境方便，一旦中国有风吹草动，或者企业出现了问题，也算有了个退路。除了能把钱带走，他去那边能做什么？其实他们从根儿上就没想要移民，就是要一个身份。
越来越不确定的未来
遍读各类移民报道，从移民们的自白性文字中可以看到他们对中国各方面的不满，也揭示出很多尖锐的社会问题，比如教育产业化带来的功利性，资源分配极端不合理，全民化的拜金心态，贫富差距带来的仇富心理，环境污染，食品安全，人权保障等等，这些跟经济没有直接关系的因素却在越来越严重地影响着我们的经济大环境，而这些改革开放30多年来最大受益的财富人群，以一种随时准备跑路的姿态告诉我们，中国经济发展中的不确定因素正在逐渐增加，以致超出了我们的控制和意料。而当财富阶层纷纷通过移民消解对不确定未来的担忧的时候，这一浪高过一浪的投资移民热潮，已经给中国经济埋下了更多不确定性的伏笔。
曾任深圳市莱英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中国排名第62位的大型国企）董事长的李承友，不久前在“爱思想”网站上撰文披露国企的腐败与商界里的诸多无奈和悲剧下场，“国企老总比贩卖毒品更难干，但利润也更大，入狱率50%，远高于毒贩。”而之所以如此大胆得肆无忌惮，最根本的原因是李承友一家已经通过“有益于美国国家利益的杰出人才”移民到了美国。
资本家黄光裕的入狱将“国进民退”的传言从2009年开始甚嚣尘上。这一“商业危机”促使一些亿万富豪谋求移民并试图向国外转移资产，而这股潮流又与各国经济危机、急切吸引中国资金的需要不谋而合，这是2010年～2011年投资移民运动达到前所未有高潮的大背景，由此引发澳加房价飞涨和社会秩序混乱，加拿大政府最终不得不提出每年700人的名额限制，以阻遏中国移民的“大举入侵”。
其实早在21世纪开端，中国官员、商人和中产阶级上层即热衷于将子女送往国外留学，为的是躲避上世纪90年代末的高考扩招和应试教育这种畸形制度带来的教育危机。与此同时，为子女支付的“学费”也成了有效而隐蔽的洗钱手段。官员家属开始大量携带巨款，通过商业投资移民通道移居海外，加拿大甚至出现了“大奶城”和“二奶城”的笑话，这跟官员贪腐引发的职务危机密切相关。
著名社会学家、批评家朱大可认为，从1986年到2011年中国移民史的变化显示了这样的趋势：由单纯的求学、求职的个人事业发展，向避害性逃迁转变；由出国打工赚钱，向带钱出国消费享乐转变；由移民的单一理由（如教育），而向总体化（教育、经济、文化、政治）方向转变。他认为，亲属携款移民，是所谓“裸官策略”的某种体现，它制造了“一夫顶缸，全家外逃”的古怪局面。“从2010年起，鉴于国内政治生态改变，中产阶级和知识分子也加快了移民步伐。知识分子群体中甚至出现了倒计时心态。这种心态感冒般在四处传播，加剧了寻求移民的恐慌性浪潮。”
朱大可甚至将移民的加速进程，比喻成是“泰坦尼克”的中国式表达——头等舱旅客最先得到警告，提前撤退，成为弃船策略的最大受益群；在豪华大厅里大多数游客对危机状况浑然不觉，继续醉生梦死沉浸在狂欢之中；危机发生之后，下等舱的旅客因逃生通道被上锁而无路可逃，只有少数人奋力抗争而逃出生天。当然“这只能用以描述官商们的末世心态，而非是关于中国未来的预言。中国之船曾历经2000年的风暴而屹立不倒”。
虽然中国商业中坚力量的移民加强了中国与全球经济的更深层次的联系，人才和资本的流动也是全球一体化进程的关键因素。但更为关键的是，财富阶层和普通民众用移民来表达对社会发展的信心丧失，而在中国本就分不出你我的官商们一方面在政经前沿留守，继续牟取权力和暴利，一方面又事先安排撤退路线，作为双重的游戏规则，却会深刻改变中国历史的运作方向。“这种逃迁策略不仅令官商在本国事务中变得更加不负责任和恣意妄为，而且还会将芸芸大众引向悲观主义的精神深渊，进而严重动摇社会根基，最终演变为真正的民族国家悲剧。”朱大可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