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对当前一些根本性、重要性问题的回答 在很多人批判中国改革倒退的时候，我而笔者认为中国改革并不是“向左转”而是“向好转”。中国改革不应该分“左右”，而只应分“好坏”。 学者的思想受教科书影响很大，他们的观念是先入为主的，比如，中央提出改善民生很多年了，但笔者翻看一些经济学家的文章，发现他几乎从来不提“民生”一词，而是反复提市场化，还是坚持要建立一个市场乌托邦，而这样的社会绝不是什么乌托邦，而是丛林社会。 房地产市场化了，民众住不起房了，这样的改革符合市场化，但是不符合民众利益，这就是“坏改革”，如果中国政府通过保障房建设，实现了“居者有其屋”，那尽管政府干预了市场，那这样的改革也是“好改革”。 当人们陷入某种思想骗局之后，也许只有残酷的现实才能让他们警醒，但即使警醒了他们仍然存在疑惑，这就像魔术一样，人们都知道魔术是骗人的，但是如果没有人来揭开背后的实质，观众心中的谜团总是会存在。 中国改革没有倒退 近年来中国开始流行两个论调——“改革停滞论”和“中国经济改革完成论”，笔者认为都不靠谱。 中国改革停滞论认为从1997年之后，中国的改革就停滞了，但是仔细看看这几年事实并非如此，中国的金融改革是前几年完成的，中国的银行大多是在2007年上市的，中国的文化体制改革也在进行，中国的事业单位改革也在启动，这些都是改革的难点，另外中国的新医改也在酝酿，保障房新政也已经成型，这些都是这几年在做的事情，应该说中国改革一直在进行，而且进行的很迅速。 吴敬琏、张维迎曾经是中国的智囊，他们提出中国改革停滞论，其实不是中国改革在停滞倒退，而是中国的执政者这几年不再就改革问题向他们咨询了，当然这并不是因为他们给中国改革捅出了篓子，让政府失去了民心，造成了被动，而是新的改革他们并不懂，不是他们的专长，而随着金融改革、税收改革的推进，李稻葵等新的政府智囊声名鹊起，张维迎、吴敬琏等人备受冷落，发几句牢骚也是正常的。 另外中国经济改革完成论，更是不靠谱，中国经济改革完成论的潜台词是中国的经济改革已经改完了，剩下的改革就是政治改革了，其根本目的还是维护原有改革措施的正确性，也就是他们指导下的改革是完全正确的，已经很好了，别人不能做任何的改动，但是中国的经济改革真的很好吗？社会上的主流看法是中国房改、医改、教改三个改革都失败了，而这些改革必须重新进行改革，如果说中国经济改革完成论，那也是完成了一个错误的改革，现在需要进行更正。民众住不上房，看不起病，是张维迎和吴敬琏要的结果，但不是民众要的结果，中国的经济改革远没有结束，近期中国自然垄断型国企的公益化改革近日也提了出来，中国的改革推进的非常迅速，而现在的改革也越来越顺应民意，污蔑中国改革停滞是在说谎，而认为中国经济已经改完了更是在掩盖自己的错误。 改革本身就是个可进可退的性质，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是改革，让全社会实现共同富裕也是改革，谁也没有指定中国改革一定就是照搬美国模式，况且美国也在改革中。 其实在中国数千万家企业中，央企也还仅剩百十家，而在全国数百个行业中，而真正垄断的不过那么三五个，从资本上，这些都是大型企业，中国早就有清醒的市场派学者指出，中国现在不能将垄断行业民营化，因为中国现在缺乏相应的民营资本来接盘，中国地产商这点资本根本就不够接盘，一旦民营化，必然导致外资化。 另外中国学者一直使用“国有、民营”这样的二分法来看问题，而实质是“国有、民营和外资”三分天下。外资在大部分行业中都处于了主导地位，中国的民营企业要做的是大胆的与外资抢地盘，而不是觊觎着到那三五个自然垄断性行业去捞金。 经济学中并没用“是垄断就必须打破的”主张，如果学者这样认为，那是因为他不懂经济学，如果民众这样认为，那是受到了学者的误导。 中国的国企既不能走私有化的道路，也不能走外资化的道路，中国在新改革思路中提出了公益性质的国企定位，这种做法其实就纠正了中国现在所实行的“赢利型”国企的弊端，在中国以前的国企管理中，所有国企都要求“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而这就必须以赢利为参考指标，而这又必然损害到社会利益，这次改革就是为了纠正了这样的错误。 民主是小众需求 民生大众需求 近年网络上的民主戾气，让越来越多的学人自动脱下了“公知”的帽子，大家越来越感觉到民主不是培养刁民，也是培养公共责任，培养君子，公民首先就是要有公德。 “市场+民主”的美国模式日益受到质疑。《市场民主制度下幸福的流失》这本书的作者是罗伯特?莱恩。莱恩认为，市场好，民主也好，既然两个都好，生活在市场民主制度下的人就应该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可是研究发现，他们却是世界上最不幸福的人。为什么呢？他有两个理论：第一个理论是收益递减理论，就是当你只有三两油的时候，有了五两油，你就会很高兴。而当你拥有越来越多，你就不稀罕了，也就不觉得高兴了。市场可以使一个社会的物质极大丰富，但当物质文明达到一定程度后，再多的物质也无法让人感到更幸福。第二个理论是，当有了民主，你还得有相应的知识去参与，还得去选举，并且你的选择很多。这让你感到很累，很难受，从而失去幸福感。这本书发人深省，在于它提出，到底是幸福更重要，还是市场和民主更重要。其实在他的理论中物质极其丰富的假设并不现实，在美国属于穷人的财富并不多，美国人买房容易还贷难。对很多人来说还是民生为大，民主并没有让人享受到“免于匮乏”的人权。 另外除了少数有独立思想的人之外，其实大多人与其是羡慕民主，不如说是羡慕美国文明，这也就是同样作为民主国家的印度，从来就没人羡慕的道理，而当中国在经济上赶上或超越美国之后，这种情况将好很多。 研究中国要用“大经济观” 笔者喜欢研究经济，也喜欢研究经济学人，但更喜欢研究各派经济学人分歧背后的因素， 当代中国经济为什么总是存在那么多的分歧，其实关键还是“经济观”的不同，其实任何人说的都有几分道理，但仅凭那几分道理，就想指点江山，左右政府，那是肯定不行的。其实大部分经济学人都缺乏一种“大经济观”，这其实就是中国经济分歧比较多的一个核心原因所在。 当然笔者所说的这种大经济观是指的“现实世界的经济学”，而非“理论世界的经济学”，理论世界的经济学，越细越好，无论多么偏激都可以允许其存在，但现实世界的经济学却远非如此，特别是为国家政府建言的经济学更是应该慎之又慎，因为一个小小的经济政策错误都可能造成无法挽回的经济灾难，因为研究现实世界的经济学就必须拥有“大经济观”，所谓“大经济观”实就是从大处着眼，从大处落笔，即使是微观政策也必须考虑其效用放大之后影响。 笔者认为，研究大经济应该做到以下几点： 一， 要有历史的深度；二，要研究综合条件；三，要有前瞻性而不是只顾眼前；四 不能摇摆于政府主义与民粹主义之间；六，摆脱某一学派的限制，综合运用各个学派；七、不能只为一个利益集团说话；八、既要考虑经济效率的提高也要兼顾民生的改善；九，经济高增长与风险控制并重。 笔者这里可以举几个例子，比如拉美陷阱、中等收入国家陷阱，这些国家只所以出现了经济发展停滞的状况，归根到底就是为了图一时经济之增长，引人了过多的外资，最后各种产业都被外资控制，成为切切实实的经济殖民地。这就是只顾眼前，缺乏前瞻性。 比如东南亚国家在经济发展的时候也是大量利用外资，特别是短期外资，也造成了一段时间的繁荣，但东南亚国家经济失去活力后，外资大量撤离，汇率、股市、房市、一起崩盘，结果多年的经济发展毁于一旦。这就是没有考虑到经济增长与风险控制的关系。 比如在很多学者的眼里，失业、人权、福利都无所谓，只要经济增长就好，但对于个体来说，不用说半年的失业，即使是一两个月的失业对于他们都是灾难性的影响，而这些基本上没有纳入很多经济学者的视野。而低人权、低福利、破坏环境的经济增长，本身就违背了经济增长的目的，这就是只考虑经济效率的提高，而没有考虑经济发展的最终目的——改善民生。 比如在美国，经济学谬论邪说曾出不穷，而这些谬论邪说的出现很大程度上是在为某一政客的经济政策做论证时出现的，比如著名的减税不会造成税收减少的理论，比如减税会让富人承担更多税收的理论，都是共和党的御用经济学家宣扬的歪理邪说，减税是不会造成税收绝对值的减少，但会造成税收在国民产出中的占比下降，最后只能是赤字经济，另外减税确实使富人在税收中承担的比例更大了，但富人的纳税绝对值却小了，富人税收与自己占有财富的比例也降低了，这些御用经济学家话只说一半，无非是对缺乏专业知识的民众进行诱骗而已。这就是经济学家只为利益集团说话。 另外媒体对经济理论的选择作用也不可小视，学术界并不缺乏良知学者，也不缺乏严谨科学的理论，但这些理论和学者往往要经过媒体的选择才能与公众见面，而在这里面媒体人所起的作用也是十分微妙的。 影响中国经济学研究的两股因素 影响中国经济研究的主要有两股因素，一股是教条主义，一股是民粹主义。 中国经济学领域的教条主义是很奇怪的，中国经济学领域的教条主义只是一种感觉，一种幻象，这些人虽然非常喜欢搬教条，动不动 就市场经济原理，但是他们根本说不出是自己用的是哪一条，哪一款，他们给自己的主张扣上个帽子只是拉拉大旗作虎皮而已。其实他们根本就没研究过，至少是没有深入研究过这些学问。 因此中国的教条，是简化了的教条，比如他们将新制度经济学简化为私有化，将哈耶克主义简化为自由放任，总之他们的根据已经不是人家原来的意思，而是自己揣摩出的意思，如果他们是真正的教条主义，真正的学通了也没事，问题就是这种半吊子主义是最可怕的。 中国还有一种是民粹主义，中国的民粹主义打着为人民代言的旗号，其实是为利益集团代言。任何国家都由三部分构成，分别是政府、民众和利益集团。中国的民粹主义是利益集团的民粹主义，而不是基于民众利益的民粹主义。中国的民粹主义表面上是为民众好，其实是害民众。 民众与利益集团貌似拥有共同的敌人，那就是政府，但是他们利用的只是民众对政府天然的不信任 ，或是信息的不对称，而不是利益的根本冲突。客观上说，政府利益与民众利益从根本上是没有冲突的，民众对政府的不满，更多是个别公务员的贪污或是行政行为的粗暴，而不是直接国家 的政策。 中国大部分政策还是直接以民众利益为依托的。其实中国政府与民众的利益更接近，而多党制政府与利益集团的利益更接近，中国政府必须代表全民，而多党制国家，他们肯定是代表利益集团的，也是利益集团将他们送上台，因为在中国，政府与人民利益的接近程度，远大于政府与利益集团的接近程度。利益集团的代言人，向上欺压政府，向下欺压人民，横亘在人民 与政府之间，“离间官民”是中国最大的问题。 民生改革与历史的周期律 熟悉中国历史的人都知道毛主席与黄炎培曾经有过一段关于历史周期律的对话，抗战胜利前夕，毛主席请黄炎培等人到家作客。黄炎培认为历史周期率是：“无论是个人还是还是团体乃至国家，都是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都难长期的兴盛下去”。他拿这问题问毛主席。毛主席答道共产党可以通过民主建设可以跳出该周期率。后来被人们传为“窑洞对”。 黄炎培总结的“始兴后衰”的历史周期律是客观存在的，但这其中的原因却是比较复杂的，比如中国古代的王朝之所以走向衰亡，更多的是因为人口因素。也就是所谓的“马尔萨斯人口陷阱”。 其实历史也并非只被一个周期律支配，《三国演义》开篇之中提出的“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也可以算是历史的周期律。 除了以上，笔者还发现了另外一个历史周期率，那就是经济发展，带来财富集中和贫富分化，而这些都成变成了政治改革的动力，但是随后的政治变革不但没有解决原来的问题，还加重了原来的问题，使民众遭到更大的苦难，这就是历史发展的规律，也是一个从繁荣到失败的历史规律。其演变规律就是： “经济发展——民生恶化——政治变革——民生更加恶化” 法国大革命是如此，中国清末民国的变革是如此，苏联东欧地区的失败是如此，当今阿拉伯地区还是如此。笔者认为之所以造成这样的情况，就是当人们面临民生问题的时候，人们抱着换一个政府就能解决问题的想法，也就想用政治变革来改善民生，最后都没有一个好结果。 不仅仅是民众，政治掌权者也是这样，他们只看到民众的不满，而不去深究这种不满到底是怎么回事。他们采取的方式主要是两种，那就是“压制不满”和“释放不满”，结果这两种都不行，而且和“释放不满”比 “压制不满”更容易导致政权的倒台，最根本是要“消解不满”，环顾世界几百年的发展历史，任何大的政治动乱都很少是因为“政治不自由”，而更多的是因为民生的恶化，“消解不满”，就必须从改善民生入手。现代社会，即使是北欧、瑞士、比利时这些号称世界上最发达的国家和地区，都没有解决民生问题，而比美国、西欧、日本就更不行了。 其实民生问题就是民生问题，政治变革也不可能带来民生问题的改善，反而使民生更糟糕 “革命不是发生在经济最差劲的时候，而是发生在经济繁荣的时候”，这是因为经济繁荣的时候往往也是民生问题最严重的时候。 经济发展为什么反而不能带来民生的改善呢？这里面有这样几种情况，首先次经济发展会带来贫富分化，这早已被历史无数次的证明，也不需要过多的解释，另外，其实还有一个比贫富分化更重要的问题，那就是经济发展会导致民众生存成本的提高，因为经济越发展，民众生存所必须的产品就越多，经济越发展，那些廉价的生活模式消失的越快，民众收入的增长赶不上民众生存成本的升高，就必然会出现民生的恶化，民众生存成本的提高，也抵消了经济发展带来的红利，民众的整体幸福感并不会增加，这一历史周期律比黄炎培所说的历史周期率更现实，也更具有现代意义和世界性意义。 而民众的思维往往比较简单，他们总是天真的以为，只要革命了，或是换个政府，生活就会变好，但往往是政府换了，生活却没有改善，结果事与愿违。 跳出历史怪圈 如果要跳出这样的历史怪圈，就必须进行民生改革。经济改革、民生改革、政治改革应该是互相并列，互相独立的三个改革。民生改革，郑永年先生称之为社会改革，其实道理上是大同小异。 选票代替不了面包，民生的问题只有通过民生改革才能解决，将民生困境寄希望于政治上的革命或是变革是不切实际的。民众要有这样的意识，而对于政府更应该清醒的意识到这一点，对于民生改革，笔者提出了“建设低生产成本型”社会的方案，这个方案可以适用于世界上各个国家。 我们现在是与西方走的不同的模式，中国已经成为了中等收入国家，但是我认为中国现在所面临的问题比民国时期更严重，民国时期还是农业为主，但是现在人们大多是工薪人群，生活更加的没有保障，中国一旦出现混乱，那种必然出现大量的失业现象，其惨状可想而知，缺少了土地保障，而社会保障的又不完善的中国，不是比民国时期更脆弱吗！ 未来十年将是中国经济发展史上的“黄金十年”，是增长最快的十年，大概在 2022年的时候，中国即可步入初步发达国家。因此五年后的中国不仅会将日本远远的甩到后面，而且即将与美国平起平坐，那时的人民币可能已经成为世界的通用货币，那时我们的国民自信心将加大的增加，那时候的中国也将在世界上承担更多的世界责任，同时也发挥巨大的影响力。 而这一重大转变即将在这十年展开，这十年是中华民族历史上最重要的五年，这期间如果谁搅乱中国，将是对整个民族的犯罪。那十年之后中国是不是就可以进行重大的政治变革了呢？对此我不做明确的回答，但是我坚信十年之后，中国人的心态必将发生根本性的转变，我相信那时候的中国必然会用不同的视角来看待西方制度，那时候可以变对西方的“仰望”为“平视”。那这几年中国改革的重点是什么？我认为中国在启动政治改革之前，可以先进行民生改革，民生改革是中国改革最大的空间与纵深所在。对于民生改革，我的主张就是建立“低生存成本型社会”。 德国学者乌尔里希·贝克曾经提出了一个风险社会理论，认为现代社会从古典社会脱胎而出之后，即形成了风险社会，这是全球性的，“现代人类身处的社会充斥着组织化的不负责任的态度，风险的制造者以整个社会的风险为代价来保护(攫取)自己的利益。其中，主导西方的经济制度、法律制度和政治制度不仅卷入了风险的制造，而且参与了对风险真相的掩盖。因此，人类应反思现代性，以应对现代社会的种种风险。”其实这就说明中国当前面临的社会风险与冲突，并不是中国一家的事情，所以，任何人不必过于紧张和过敏，大家一起坐下来开动脑筋想想办法就好了，我相信“低生存成本型社会”能解决中国现在的问题。 当科学不在的地方，愚昧就自命为主人。这句话也可以用来形容当前中国的思想生态。因为现在中国大部分人都缺乏世界视野，所以很多人误将洋奴哲学看做是世界视野，这是很可悲的事情。 中国缺乏世界视野，媒体应该负有很大的责任。我们发现有不少的媒体不是在普及知识，而是经常发表一些严重缺乏学术水准而又带有一定教唆性质的所谓评论员文章，或是发表些阴阳怪气的文章，不知道这对开拓世界视野有什么好处，很多时候媒体为了自己的发行量或是点击率，故意弄一错误的东西。。 笔者认为媒体行业的从业者应该具备最基本的经济以及政治常识。但现实是媒体从业人员却绝大部分都不具备这样的知识。而且我们大部分媒体都缺乏在政治以及经济方面的基本训练。 比如中国的记者或是网络媒体的编辑绝大部分都是新闻专业的毕业生，即使是财经记者或财经编辑也基本上也没有财经专业毕业的。这就是中国的现状。另外中国宣扬民主的人基本上都不具备最起码的民主知识。南方一些政治倾向比较重的报纸，他们的记者主编又有几个真正受过最起码的政治学训练呢，起码看他们的文章是感觉不到。 现在中国经济在总体上还不如西方发达国家，因此出现了一批盲目崇拜西方的人，特别是崇拜美国的人，这些人人数虽少，但是他们在公共话语权平台占据的位置却非常大，与他们所代表的人口数目严重不成比例。 中国要想彻底清除洋奴哲学，就必须让人真正的全面的了解西方。让国人具有真正的世界视野，当具备了真正的世界视野之后，洋奴哲学自然会被淘汰。当代中国大知识分子非常的少，与梁启超、孙中山那批人比起来都差的多。中国现在的洋奴最需要的就是补课。 哈耶克主义是中国走入文明社会的障碍 当今中国最需要的就是加强人权保护，完善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制度，提高民众的民主意识，而这三样都是哈耶克所极力反对的，哈耶克主义是中国走向文明最大的敌人。中国老百姓所痛恨、痛骂的那些经济学家绝大部分属于哈耶克主义者。 无理搅三分，吹毛求疵，表面化、片面化、简单化是哈耶克思想的主要特点。比如一个事物，如果有九分是好的，一分是坏的，那哈耶克就抓住那一分坏的，将其妖魔化，进而使人们产生恐怖，而不敢去追求这具有九分美好的事物。因此，人权、福利、民主在哈耶克眼里都成为了邪恶的东西，而他所高度赞扬的自由和法制其实很不靠谱，自由主张的是消极的自由，他们所主张的法制是精英立法，而不是民主立法。 在反对社会保障方面，哈耶克认为如果一个人因失业而失去了生活保障，那么仅仅是这个人自己对失业负责，不需要别人来为他的失业承担任何责任，他认为失业保险是对自由的恶意篡改，他认为社会保障牺牲了自由。哈耶克其实是主张自生自灭的社会哲学。哈耶克也反对福利国家，但福利国家的批评并无什么新意，比如认为福利国家低效的、缺乏竞争的挑战，损害了个人的自由选择权，限制了个人自由，福利它抑制了自由市场经济等。 在反对人权方面，哈耶克主要反对工会权利和公平教育， 在对民主的反对上，哈耶克拼命夸大民主的危害性，试图忽悠大众安于“经济自由”而不要去过多追求“政治自由”。 其实人类发展已经表明，任何极端主义都要不得，因为只要是极端主义肯定是为少数人服务的，而哈耶克主义则是所有极端主义中最要不得的。哈耶克不是中国实现变革与进步可以借助的力量，哈耶克主义这是中国大变革时代的投机力量，一但与中国的变革与进步搅在一起，就必然导致尾大不掉，甚至会、喧宾夺主成于斯而又败于斯。
用学术革命中国 中国从来就不确少有机知识分子，但是缺少的为中下层说话的有机知识分子。 其实在现实中也确实是这样，政府和资本利益集团从来就不缺乏吹鼓手，即使是那些标榜自己是公共知识分子的，也大多服务于利益集团，他主张那些为中下层说话的知识分子要敢于亮出自己的身份，而且要打出自己的招牌。 中国处于一个转型期，是一个旧规则正被逐步打破，新规则正在艰难形成的时期。旧有的国家政权已经不再像原来那样在全社会具有说一不二的控制力，而健康的社会自治能力却尚未形成。在这样的情况下，政权在艰难的改革中容易因恐惧而走向保守，而社会由于缺乏理性的引导而趋向于非理性的激进，这两者都会严重损害社会的健康发展。如果任由其发展，往往容易在新规则形成过程中出现大量让人难以容忍的事情，在这一时期，知识分子的作用就更加的明显。 近年在中国一些知识分子也先后有不少知识分子被贴上了有机知识分子的标签，但如果仅仅是因为他们代表某些利益集团说话，就被贴上有机知识分子的标签，那其实是违背了葛兰西提出有机知识分子的本意，他的本意是希望出现一大批立场鲜明的，为中下层民众代言的知识分子，而这样的知识分子也正是中国所欠缺的。 学统、道统与政统，对于知识分子来说，道统是最高的。所谓“八条目”(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中，诚意正心修身是灵魂，是道统，不仅政统(齐家治国平天下)要受此制约，而且学统(格物致知)也是为道统而存在的。 中国与西方最大的区别是中国的知识分子自古就是一个独立的社会阶层，而西方没有知识分子这个阶层，与中国知识分子相对应的是骑士阶层。中国知识分子自古就有的这是中国知识分子的道统。我认为中国知识分子的这种道统是中国文化的精髓，中国应该继承和发扬， 中国文化思想的繁荣始于诸子百家的时代，诸子百家时代是中国本土学术的萌芽与奠基期，诸子百家基本上都可以现代学科分类对应起来。中国知识分子的学统、道统和政统是在第一次得到破坏是汉朝的独尊儒术政策，汉朝以后中国独尊儒术，中国只有人文，而没有学术，中国知识分子的学统遭到毁弃。这是近代中国被西方超越的原因之一。但是儒家思想成为主流，中国知识分子的道统与政统却确立了起来。 关乎中国知识分子的道统影响最大的第二个大事件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口号是“民主”、“科学”。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中国知识分子的学统、道统和政统都遭到了流氓式的破坏。本来西方的科学与中国文化传统中的格物致知是同意，但是面对中国学术的落后，五四文人并没有认识到重建中华学统的重要性，而是将中国的学统变成了彻头彻尾的西化。中国的道统也被西方的个人自由主义所代替，甚至国难当头的时候也有人整天鸳鸯蝴蝶，这些简直是中国文人之耻辱。而这时中国的政统分为了两部分，一部分是信奉马克思的主义的知识分子将“政统”纳入学统的一部分。另外一部分资产关阶级文人则彻底抛弃了“治国、平天下”的政统。这股“五四余毒”至今危害着中国的进步，是中国崛起最大的障碍。 五时代是非常特殊的一代知识分子，因为他们兼具着文化知识分子和学术知识分子的双重身份。这种情况以前没有，以后也不会再有。五四以后，中国现代学术类别慢慢建立起来，文化知识分子和学术知识分子日渐分野。 中国的文化知识分子这一支流几乎继承了五四时代的破坏精神，并且从西方的所谓公共知识分子概念和公民社会理念中去寻找他们存在的合法性。但是他们这种合法性是不牢靠的。首先，这批文化知识分子大部分没有经受现代学术训练，或者缺乏完备的社会科学知识。中国人向来强调以学养思、以学促思、思融于学，学统也是思统。因此，提倡建构学统，虽然不标榜死学问。但是，只有身在一种学统之中，知识分子做学问才能汲取到更充沛的生气，也才能更有效地批评种种社会现象。现在的问题是能不能从从容容地“积学”。如果不能积学，知识分子谈论一切问题都没有他自身的根据。积学是知识分子维系自身价值立场的切实道路。只有在毕生积学的过程中，他才有可能找到安身立命之处。而中国的文化界知识分子最缺乏的就是知识。因此这批人被社会边缘化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了。 近年中国出现了一些歪风，比如一些诗人转型为出版人、书评作者，甚至是报纸文化频道的负责人等。这些人通过与学术界知识分子骂战来获得一些影响，但是这种并没有得到学术界的回应，其实是一种自讨无趣的行为。他们通过将学术界的水搅浑，然后从中捞得一些社会地位的图谋并没有得逞，而这种企图一旦被人识破，也很难维持持久。另外一些历史学者分为两种，一种从对古人文化的诠释为业，比如易中天等，另一种是为历史翻案，比如为曾经的殖民者翻案，为中国历史上的汉奸翻案，袁伟时因此也名噪一时，近期又将为汪精卫翻案而蠢蠢欲动，估计这种翻案很难做到，比如他近期关于圆明园的文章已经没有了原来那种关注，另外他们这种利用为殖民主义者翻案和为国家汉奸翻案的成名路线也很难走先去。 中国知识分子中的另一支，学术知识分子从某种程度上也是继承了五四恶习，一直充当学术二道贩。但我们需要不仅是学习西方，而是在思想文化领域建立一个能与我们这个泱泱大国地位相称的独立学统。而当前中国这种迟缓的进程在世界各大文明民族的社会转型时期是不多见的，破坏多于建设，情感多于理性，我们的思想文化总是处于一种“无根”的状态。且不说这种思想文化的贫困已经并将继续给社会经济和技术进步带来怎样不利的影响，更重要的是如果一个民族普遍的缺乏理论教化、思想表现和自我意识，那么它在人类文明史上只是其中一个得过且过的过客，而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存在。因此笔者认为“致力于思想文化建设”应该成为我们每一位学者的责任。 还顾当今世界，那些经济发达社会稳定人民安居乐业的国家都有着自己独立的学术体系。比如德国、北欧。“二战”之后，德国在废墟上迅速崛起，重新成为经济强国。而弗莱堡学派则是德国经济快速复苏的内在原因——社会市场经济的经济体制改革的理论供应者。北欧瑞典学派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形成了一整套带有社会民主主义色彩的开放型混合经济理论。而且对当代世界有重要影响。 反观日本虽然是经济强国，但是在学术研究上没有任何影响力，大前研一号称是日本的战略思想家，但是笔者看大前研一的书，看不到任何思想的影子，都是些拼凑之作，与克鲁克格曼这些人差地太多。一个国家如果没有自己的学术独立，做事情就缺乏理智的判断性，就容易盲目，没主见，禁不住“忽悠”，苏联之失败也是这样。 中国曾经有“道德经”这样的世界级巨著，从西方古典经济学的鼻祖魁奈、亚当·斯密到西方近代新自由主义的领军人物哈耶克都视老子为思想教父，中国的孔子的理性与道德也曾经风靡世界，后来社会达尔文主义在欧洲兴起后，孔子的思想才渐渐没有了市场。即使到了近代，中国也出现了魏源、郑观应、康有为、孙中山、毛主席这样具有世界级水平的思想大师，可惜自从五四时期中国传统文化遭到破坏后，中国再无伟大思想出现。中国的学者到现在一直是世界学术界的“二道贩”，世界上什么理论最热门就将什么理论引入中国，而很少进行独立的研究，北大、清华是中国的最高学府，林毅夫、张维迎、李稻葵等是这些学校最有名的教授，但是这些人几乎就没有什么独立的思想，仍然在照搬西方人的经济思想，中国学术独立实际上已经是个迫在眉睫的事情。 究其原因，我认为中国当前出现了两大断代，第一是与中国古文化的断代，其实是与西方社会科学的断代。与中国古文化的断代，非常容易理解，在此也不用我赘述。对于我们与西方现代科学的断代，这与我们建国前三十年马克思主义一统天下的局面有关，诚然马克思主义来源于西方，是西方社科学者的集大成者，但马克思主义也只是代表着当时西方社会科学最高水平，而马克思之后，西方社会科学又取得了长足的发展，而这方面中国并没有及时的吸收。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以政治学为代表的不少社科科学的新学科在中国得以建立，这又为中国提供了接近世界提供了机会。我一直认为科学无国界，这里的科学不仅仅包含自然科学，也包含社会科学。中国社会科学领域抄袭非常严重，特别是去年爆出的汪晖和朱学勤抄袭案，更是让大家对中国的社会科学心灰意冷。其实大家可以这样想，这些人知识功底本身就不扎实，学习都来不及，何谈创新，抄袭固然不对，但是这也客观的反映了当时那代人的历史情况。从某种程度上，我们应该感谢他们的抄袭，因为这样让我们尽快地缩短了与西方的差距。 当前中国知识分子中，这种二道贩知识分子是居于主流地位的，中国学者最大的特点就是不敢说自己的话，中国的中年学者大部分有留洋的经历，这些人言必称外国人，即使是自己的想法也要假外国学者之口说出来，这些都是不自信的表现。中国的学者现在是宁可当别人的信徒，也不敢走出自己的路，笔者认为中国学者必须改掉的毛病就是言必称外国学者的习惯。 除此之外，还有一股逆流也是我们应该值得警惕的，我们一直主张学习西方，但是西方也分很多学术派别，当然现在狭义的西方主要是学美欧。这样的学习我是支持的，我也认为是正确的，中国的社科科学研究绝对不能自绝于世界主流文明之外。但是我们必须反问一句，我们学习是真正的西方主流文明吗？我感觉不是，其中在中国一直有个不公开的秘密，就是我们中国很多主流学者信奉的都是奥地利学派，而奥地利学派是最顽固的反社会主义，反马克思的一个西方学术流派，在西方也并不是学术主流，这个偏激的边缘学派在中国暴得大名是很值得反思的。 究其原因，我认为改革开放后，中国学者在反思计划经济的同时，迷上了那些批判马克思主义的西方学者，走上了奥地利学派哈耶克主义的邪路，这真是从一个极端跳到了另一个极端，而不是从边缘进入主流。这种情况在经济学家身上表现地非常明显，比如张五常，郎咸平，这些美国派，回到国内都感觉不适应，每次都能掀起一股旋风，经过他们的宣传，我们才恍然大悟，中国学者信奉的根本不是什么西方的主流经济学，而是西方的一个激进的分支。马克思主义是西方的极左派，奥地利学派是西方的极右派，两个派别轮流统治中国。可怜的中国学术界一直就这样拜错师，走错路。 讲到这里，大家可能会比较悲观，似乎中国学术界了无希望，其实我们也没有必要如此的悲观。刚开始学习西方踩不对脚步，忽左忽右是正常的，我相信这种状况并不会持下去，我也相信中国也会在充分吸收西方现代社会科学的基础上建立自己的学统，就像两百年前，西方吸收中国思想文化的精髓建立自己的学统一样。 其实中国建立自己的学统是需要一定条件的，当前中国也是具备这样的条件的。比如每一次世界性的大危机之后都会出现一次大的学术革命，资本主义早期的经济危机诞生了马克思主义，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经济大萧条诞生了凯恩斯主义，上世界七十年代的经济滞涨又诞生了一大批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派别。而本次经济大危机必然也会导致学术界出现大的变革，中国应该抓住自己的机会。 再有，建立自己的学术思想体系也要开辟新的领域。比如西方经济学主要研究经济发展的问题，而我们可以重点研究民生保障的问题，这也是经济学的研究范畴。当代中国虽然经济上有了巨大的发展，但是民生依然艰难，民众依然面临着，生活没有保障，生存成本过高，贫富分化等问题。而且这些问题又何尝是中国自己在面对呢，世界各国都同样在面对。全世界都无能为力，可以说现在的学术界也非常的无奈，这都是进行学术创新的突破口。 中国的发展表明，暴力革命解决不了中国的问题，西方学术体系也解决不了中国的问题，中国学术界“爱美国主义者”推崇的美式套餐，实践证明也并非什么高营养食品。中国实际上需要一场学术的革命，用学术革命中国，解决中国自己的问题，正当其时。需要中国知识分子重拾我们的学统、道统与正统，为国家发展献计策，为民众福祉鼓与呼。 做有强健思想的“经济公民” 1902年，梁启超在横滨创办《新民丛报》，用“中国之新民”的笔名连续发表政论文章，“新民说”由此产生。他在《释新民之义》中说：现在的人都知道在政治、学术、技艺方面取人长补我短，却不知道民德、民智、民力才是政治、学术、技艺的根本来源。“新民”的概念显然接受了近代欧洲启蒙主义思想，梁启超将打造新国民视为强国的首要任务，“苟有新民，何患无新制度，无新政府，无新国家”。新民说影响巨大，新文化运动、鲁迅的“立人”思想等，都能从中找到渊源，而“改造国民性”的话题直到今天中国人还在谈。一个话题可以谈上100年，国人之坚忍确非虚传。建立一个新型的民族国家成为“新民”的目的，梁启超曾用文学化的语言将这个全新的想象共同体描述为“少年中国”。在那个多变的时代，梁启超以一种现代人格以及披肝沥胆的真诚，将国家的命运和个人结合在一起。 而笔者认为启蒙其实是知识界内部的一场思想更新运动，知识分子在哪来，启蒙的主战场就在哪来，开民智首先就是要 “开知识分子的智”。知识分子也不是天生正确，一贯正确的，知识分子也需要进行思想更新。 其实孙中山在自己的革命运动中就发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那就是“知识阶级无知识”是最大的社会悲剧，“军阀背后都有学阀的支持”，知识分子自己都没有做足知识储备就来指点江山，这是多么危险的事情啊！有些知识分子明明是自己已经落伍了，却在那里抱怨时代。 现代社会是经济社会，公民与其说是政治公民，不如说是经济公民，因为公民的每个政治选择都是对其自身利益，特别是经济利益的选择，因为让公民都具备现代经济思想也将是当代启蒙的重要组成部分和重点。 当代西方国家，公民因为不具备经济思想而导致的悲剧已经显现。比如国债占GDP比例的警戒线为60%，因为只要超出这一比例，一个国家也就失去了偿本付息的能力，而西方国家都早已超过这一警戒线，日本国债总额已占GDP的229％，美国也已经超出100%，希腊债务/GDP比例也高达166.1%，几乎大部分发达国家都已经超出债务警戒线，而这些国家的财政其实已经破产，他们只能是借更多的债，以新债养旧债，已经很难实现周转，如果他们要还清这些债务，则国家福利则要面临极大的削减，即使这样也要至少几十年，甚至是上百年的时间才能还清，而当政客为自己的国民欠下了百年的债务的时候，而公民却茫然不知，当债务危机爆发时，等待他们只有被成倍提高的大学学费、被大幅推迟的退休年龄，已经亏空殆尽的养老金，破烂不堪的公共道路，而这些钱都哪里去了呢，经济学家的谎言是这是因为政府的高福利政策，但事实的真相是这些钱早已经通过减税进入了富人的腰包，或是通过公共产品私有化进入了资本的口袋，通过穷兵黩武满足了政客的战争欲望，而真正进入国民福利的极少。 这就是典型的缺乏因为公民缺乏经济思想的恶果，他们看不穿政客的作秀，看不透经济打手或是经济杀手的谎言，西方的悲剧已经显露，而中国的部分学者们仍然在煽动民粹主义，比如鼓吹公共产品私有化，鼓吹减税，鼓出平分外汇储备等已经在世界上证明是失败的东西，而且这些人的鼓出在中国仍然具有很大的影响，颇能迷惑人。 其实观察世界各国的经历，我们就会发现：秉承“经济良知”的学者的力量要远远薄弱于“经济打手”，而“经济卫士”的力量也远远小于“经济杀手”，而民众更多的在其中充当着不知所从的看客角色。如果中国人也不能清醒看待这一情况，就必然同西方国家的公民一样陷入“被人卖了还帮人数钱”的悲惨境地，而公民如果不具备经济学知识，也就不能辨别哪些是对自己有利的，哪些是对自己不利的，如果公民不能维护自己的利益，那也就不是一个成熟的公民，这也就是笔者提出公民要具有强健的经济思想的必要之处。而这项工作还需要更多的、大量的、拥有社会良知的经济学者们一同参与进来，才能真正完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