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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1月份宏观经济数据陆续出炉，数据显示上月我国进出口额双双呈现负增长，分析认为，欧债危机和全球经济增速放缓是背后主因。与此同时，据财政部透露，2012年地方政府将迎来第一个债务偿还高峰，逾4.6万亿元地方债将在两年内到期。 新春伊始，便传来内外交困的信号，2012年中国的经济形势将如何发展，充满诸多不确定因素。本报记者专访了著名经济学家、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副所长周天勇教授，他认为2012年中国的整体经济增速会有所下滑，但不存在硬着陆风险。 总体经济形势不容乐观 时代周报：在欧债危机笼罩下，2012年全球经济仍然面临巨大不确定性，刚刚公布的1月份宏观数据显示，我国外贸进出口额双双呈现负增长。在全球经济增速放缓的背景下，2012年中国的总体经济形势将如何？ 周天勇：今年总的经济形势不容乐观。欧债危机对我们的最大影响是出口，包括出口增长和出口订单。由于欧洲财政紧缩、失业率高、社会福利减少，人们对经济前景的预期降低，对中国产品的需求必然就会降低。由此产生的连锁反应是我国的出口企业出现困难，以及中小企业大量倒闭，失业问题会越来越严重。 今年的经济增速会出现一定程度的下滑，但目前来看，尚不存在硬着陆风险，GDP增速可能保持在8%—8.5%之间，这在全世界仍然是比较高的。去年的出口总额接近1.9万亿美元，增速超过20%，今年的出口总量估计要减半，只能达到10%左右；而今年的投资增速可能比去年略有增加，希望能达到26%，因为如果出口下滑，投资再下滑的话，整个经济形势就会很不景气；去年的城乡居民消费保持17.1%的增速，今年可能会上升1个百分点。如果一季度GDP增速出现特别明显下滑，宏观调控就需要采取下调存款准备金率、国债回购和减税等反经济增长下滑的措施来应对。 时代周报：在出口下滑、投资过热导致地方债务危机的情况下，似乎经济的增长主要得靠消费来拉动，但内需不足是我国经济的长期病灶，怎样才能有效刺激消费？ 周天勇：消费水平决定于居民收入，拉动内需是一项长期的过程，不是一蹴而就的。从根本上来讲，需要调整国民收入的比例，老百姓富裕了，才会有消费的能力。其次，仅有消费能力是不够的，还要有消费的意愿，中国的老百姓都有储蓄的习惯，这与西方国家的超前消费观完全相反，中国人更讲究勤俭节约。这与中国的社保体系不健全有关，目前中国的教育、医疗、养老成本依然很高，上不起学、生不起病、养不起老的情况还相当普遍，全民社保没有建立起来，老百姓不敢轻易把钱拿出来消费。所以要拉动消费，除了在国民收入的分配上作出调整之外，还必须建立健全的社会保障制度，这样老百姓才敢放心消费。而众多企业倒闭带来的失业问题，将会逐渐凸显，失业增多，消费愈加受挫。我国对失业的统计做得很不到位，失业率并没有引起各地方官员足够的重视，保守估计，中国的实际失业率接近10%。 拯救实业须开放民间金融 时代周报：如此高的失业率与中小企业大量倒闭有关，最近召开的“亚布力论坛”也提到了中国实业“空心化”的问题，实体经济利润单薄，难以为继，珠三角和长三角都出现了中小企业倒闭潮。 周天勇：实体经济空心化，最根本的原因是税费太高，企业不堪重负。他们要交17%的增值税（全球最高），占工资额50%的社保缴费（美国为24%），许多物流企业交5.5%的营业税，还有其他杂税，再加各种行政收费罚款（一般国家征税后不再收费），如果全部老实交，90%的企业必死无疑。 而与此同时，贷款利率太高，很多企业贷不到款，企业利润被银行榨干。要解决实业空心化的问题，必须进行财税体制和金融体制的改革，前者必须降低企业税负，减轻企业负担，后者要放开民间金融，允许民间借贷，降低融资成本，这样企业的压力才会真正减小，实业才会活起来。中国的实际失业率也很高，而中小企业是就业机会的主要提供者，如果不进行改革，不仅企业要倒闭，还会导致大面积的失业。 美国2013年的预算，政府拨出8000多亿美元用于创造就业机会及建设道路等基础设施，其中3000多亿美元将用于从今年开始的减税等措施，以鼓励企业招聘员工。就是为了扩大就业，中国政府也必须把税费减下来，让实业从高利贷、房地产行业回归。 时代周报：你刚才提到的民间金融问题，最近似乎有松动迹象，温家宝总理在新近召开的座谈会上表示，要促进民间资本进入金融领域，“把地下资金通过政策引导到地上”，并且要在今年上半年制定出具体细则。 周天勇：放开民间金融，对中小企业而言是个利好消息，因为贷款的成本会下降，民间贷款变得合法化，资金会更加安全稳定。但国务院提了，银监会能执行到什么程度还很难说。 中国就业难的原因显然在于创业不足，企业数量少，就业容量相对狭小，而深层次的原因则是个体、微型和中小企业在现有的金融体系中融不到资。发达国家65%—80%的劳动力在中小企业就业，登记和非登记的中小企业占全部企业数量的99.6%以上，每千人企业数量在45个左右；一般发展中国家每千人企业数量也在20—30个。而中国将个体工商户从业的按10人规模一个企业折算，再加上注册登记的法人企业，每千人仅有13个多一些。 中国的金融系统，从农村将钱吸收给城市，从农业吸收给工业，从农民手中吸收给市民，从中西部吸收给东部，从低收入人手中吸收给富人，从劳动者手中吸收给资本所有者，从社会上吸收给资本和市场垄断行业，可能是最不以人为本、最不讲城乡统筹、最不谋地区平衡、最不求共同富裕的一个领域。 时代周报：过去在金融领域的管控，其中部分原因也是出于金融安全的考虑，为了杜绝金融犯罪，维护金融秩序。那么金融监管的范围应如何界定？ 周天勇：适度的金融监管是必须的，地下金融中，也有集资诈骗、洗钱、赌博等非法活动，对其要严厉打击，绝不手软。而对民间借贷用于正常生产经营的，要区别对待，放宽金融市场准入，要让它们开办微型和中小金融机构，使其公开化和合法化。 金融监管过度强调金融系统的所谓安全，实际上给社会积累着发生动荡和危机的巨大风险。一个社会，个体、微型和中小企业创业艰难，数量较少，其结果无疑是富裕的人口相对较少，由于可以容纳劳动力就业的企业数量少，社会对就业的需求弱，劳动力将大量过剩，就业困难，实际失业率会很高。如果个体、微型和中小企业融不到资，它们也就很难得到正常发展。就业是民生之本。一个劳动力，一个家庭，如果社会就业需求较弱，处于失业，收入就会大幅度减少，生活水平就会大大下降，就会沦入贫困或者低收入状态。这样的劳动力和家庭越多，生活越拮据和困苦，对社会的抱怨情绪就会越来越强烈，长此以往，积累下去，社会发生动荡和危机的风险就会很大。 国民收入向银行业流动，银行业把制造业的利润榨干，说明银行业的垄断和集中度太高，只有发展社区小银行，强化银行业的竞争，才能使银行贷款真实利率降低下来。 房价普降30%才是合理水平 时代周报：影响今年经济形势的另一重大因素是房地产，最近，芜湖出台“救市”措施，却被马上叫停，中山市也调高房地产限价，引起是否变相放松房价调控政策的猜测，你如何看待？ 周天勇：这种行为很能理解，因为地方政府肯定希望放松调控，不然土地卖不掉，或者卖出去的价格太低，影响地方的财政收入，几乎所有的地方政府都会想放松调控，只不过芜湖胆子大一些。有学者质疑限价是市场经济倒退，但是限价是不得已而为之的办法，因为目前房产税征不了，而房价又高企不下，民怨沸腾。上海和重庆的房产税，基本上没有力度，财政部应当制定有用的房产税方案。关键是先要对二套及二套以上，包括面积，征收累进房产税，房屋严格限制在消费品上。另外，要考虑废除目前的出让金制度，费改税，即地方政府的财政的可持续性。大部分国家房产税占市县政府财政收入的60%。 房地产宏观调控的目标是：每年房价的增长速度，不超过居民收入的增长速度；调控若干年后，房价收入比下降到6以下；房屋不是投资品，是消费品。现在商品房的降价，顺应这个大的趋势。我认为房地产暴利时代已经结束。 未来30年不论我们愿不愿意，都将有几亿农民进城，他们的居住需要由城郊农民和城镇中的居民以低廉价格出租给他们房子解决，政府想盖公租房解决这么多农民的住房，实际是乌托邦。解决中国城市化过程住宅问题，必须放开小产权房的建设、出租和交易政策，否则就要放开贫民窟。 时代周报：中央政府曾多次重申要“使房价回归到合理水平”，合理水平的标准到底是什么？要如何实现？ 周天勇：衡量房价是否合理最科学的标准应该采用房价收入比，国际上房价收入比通常在3—6之间，但截至2010年，中国城镇居民的房价收入比在8.7左右，部分一线城市达到了十几，甚至二十，房价明显过高。 一个城市如果房价收入比超过7，普通居民就很难买房，超过8一般工薪阶层就买不起房。按目前全国城镇居民的平均收入水平，全国房价整体普降30%才合理；或者说，按目前房价水平，全国居民人均收入水平提高30%才是合理的，而这在本届政府任期内是难以做到的，楼市调控任务还很艰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