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不知从何时起，实名制已然演变成一种“潮流”，继火车票、危险性刀具、避孕药等实行实名购买后，艾滋病检测亦试图以实名制“保驾护航”。 2月9日，湖南省疾控中心透露，艾滋病检测实名制目前已写入《湖南省实施＜艾滋病防治条例＞办法》，该条例有望今年颁布实施。而此前，广西壮族自治区艾滋病防治条例草案公开征求意见，其中亦提及实名检测，并指出，接受检测者须在得知确诊结果之日起30日内将感染艾滋病的事实告知配偶，30日后，当地疾控机构有权告知其配偶。 对此，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王宇公开表态，认为这是一种“有利于治疗和预防”的做法。但据时代周报了解，不少艾滋病病毒感染者、艾滋病病人以及民间防艾团体均强烈反对此项措施。于是，一场拉锯战就此开场。 被吓跑的感染者 刘陈男第一次参加艾滋病自愿咨询检测（VCT）是在2005年。彼时，VCT在中国推行不久，大学在读的小刘是一名防艾志愿者，与HIV感染者有过不少接触。“时间一长，身边的朋友便有些担心。”于是，他萌生了参与检测的念头。 “当我一迈进北京市疾控中心的大门，心里就开始打鼓。”刘陈男说，这种情绪很难控制，即便理智告诉自己，应该不会有事，但脑子里还是忍不住地拼命回想，最近一段时间的哪些情况可能导致感染。 “尤其是等待结果时，紧张的感觉越来越强烈，甚至有一逃了之的想法。”此后，由于从事与艾滋病相关的工作，刘陈男每半年就会检测一把，尽管不再如当初那么“担心”，但忐忑之感从未消失。 据小刘回忆，第一次参与VCT时，初筛只有一个步骤：他只需在采血前留下一个“称呼”，以便稍后“准确”地领到自己的报告单。五六年后，这一流程已逐渐完善，但始终不要求实名检测。 实际上，我国的HIV检测分为初筛、确诊两步，初筛结果显示阳性者不一定已感染HIV，需要进一步确认。而VCT开展至今，多数省市采用的做法是，初筛可以匿名，但确诊后需登记实名信息。在一些接受时代周报采访的防艾专家看来，前者是为保护个人隐私，后者则便于监测感染者的病情以及艾滋病的疫情。 不过，这种做法并非没有漏洞。“2009年上半年，我在北京佑安医院曾碰到一个20多岁的男生，当时，他完成检测后便‘消失’了，由于留下的电话号码并不正确，检测结果一直留在医院。” 当刘陈男再次见到这个男孩时，他已病得很重，住院不到一个月便去世了。而他的博客清楚地记录了相当一段时间中身体病症的变化，由此可见，很早之前，他便怀疑自己感染了艾滋。 “如果没有实名制，连检测结果都很难通知到感染者，也很难对其采取有效的治疗措施。”2月8日，王宇就部分省市拟推行艾滋病检测实名制表态，肯定了这一做法。 管控所有“可能的感染者” “试想，一个人若担心自身感染了某种病毒，那么，必然希望了解真相，但为何最终选择逃避？”周扬（化名）2004年确诊HIV阳性，两年后在上海创办了一家针对艾滋病感染者和病人的健康互助会，长期在病友社区工作。 “因为，很多人至今认定，艾滋病必死无疑；他们认为，得到一个艾滋病人的名声后，自己将无法生存。如果解决了这两个问题，那么，实名或者匿名都将不是问题。”周扬说。
老季也是一名病人，北京健康中心感染者小组成员，负责一条“同志感染者”热线。“初筛时，如果检测者能把病人的思想工作做到位，一般不会出现太多流失。”在已有11年病史的老季看来，问题在于检测者的态度及关怀水平。 “如今，即便是某些三甲医院，不少检测者亦对艾滋病缺乏了解，内心恐惧，那么，当他参与这方面工作时，必然会给接受检测者带来负面影响。” 而对于外来务工人员来说，他们的担心还来自于隐私泄露。“我接听热线时常常听到这样的情况，感染者在北京做完检测后，还没等回去，老家当地的疾控中心就打来电话，通知其确诊，而且，他的家人均已知晓。”老季认为，按照目前各地疾控中心的做法，检测结果通常要反馈至原籍地址，这对外出打工的感染者来说，“压力太大”，“当他自己还没缓过劲来时，全家人甚至全村人都已经知道了”。 “病人流失，这是一个社会问题，关键在于我们的反歧视工作做得不到位，初筛时的检测前咨询做得不好。”卫生部艾滋病专家委员会委员、《同性爱》作者张北川对时代周报分析。 对此，中投顾问医药行业研究员郭凡礼则有另一番见解。“病人流失率高，这是相关部门为支持实名制而提供的一种说法，实际情况可能并非如此。做完检测但不看结果，这种心态其实不太容易理解。而且，据一些医生反馈，这方面的问题并不突出。” 北京市地坛医院性病艾滋病治疗中心主任伦文辉长期在一线工作，在他看来，检测结果通知不到人的情况很少出现。“我们的医生会单独将阳性结果交给病人。既然花了钱，他们肯定希望知道结果，如果没有领取报告，大多已是在其他医院查出了阳性。” 如果流失率高的说法有待论证，那么，检测实名制意欲何为？王宇此前曾表示，艾滋病病毒携带者可能通过不洁性行为或其他方式感染其他人。而国际上的很多研究已证实，只要患者知道自己是阳性感染者，他的艾滋病传播活跃程度就会下降大约70％，因此，单纯通过检测和告知就是很好的控制方式。 “卫生部门显然是从公共健康安全的角度来考虑问题。他们的想法是希望更多地掌握阳性者的信息，对他们的病情进行持续跟踪，从而确保其他人群的安全。”郭凡礼说。这番初衷固然美好，但是，检测实名制的做法一经公开征求意见后便立即招致了诸多质疑。 不应强推实名制 2月12日，智行、岭南伙伴社区支持中心、同城社区、同志亲友会四家广州民间防艾机构联合约见媒体，公开反对“检测实名制”。近年来，这4家机构与广东市疾控中心合作，开展针对同性恋等隐蔽群体的艾滋检测，规模超过每年4000人次，而其中有机构目前明确表示，若有关部门推行“强制告知”，其将退出此类检测项目。 面对时代周报记者，周扬和老季亦持反对态度。“实名与匿名，这两种手段各有欠缺之处，目前的政策调整其实治标不治本，而‘本’是什么，是中国社会几十年未变的艾滋歧视。”周扬认为，由于缺乏完善的配套体系以及宽松的社会环境，初筛实名制并不一定就能提高检出率。 而老季和他的病友们一聊，发现大家最害怕的便是隐私泄露。“在农村，没有不透风的墙。那些县级的疾控中心，工作人员的素质不高，而亲戚、朋友关系又很复杂。等实名制后，他们一嚼舌头，大家就都知道了。” 实际上，近年来，我国的艾滋病疫情开始向普通人群扩散，感染者发病进入高峰期，而防控工作的首个难题就是，由于歧视现象依然存在，感染者不愿主动检测，艾滋病的检出率较低。中国疾控中心性病艾滋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吴尊友此前接受时代周报采访时曾表示，目前，全国还有56%的感染者未被发现，处于隐蔽状态。 “我国急需扩大检测，找到这些感染者，并对他们进行较好的治疗和关爱。目前，相当部分的艾滋病人尚未找到，而已经找到的病人中，又有50%左右没有接受治疗。”清华大学艾滋病综合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张林琦告诉时代周报。 而若实行检测实名制，同志亲友会在其官方微博中进行的调查显示，60%的网友选择不再参与检测。“由于中国社会普遍排斥艾滋病，即便匿名，不少病人尚不愿主动检测，在此基础上，若改为实名，他们只怕会更不愿意。”郭凡礼如是分析。 不过，香港的情况却大为不同。老季曾在那里的几家医院实习，研究过他们的VCT流程。“香港的整套做法总结了国外的经验，虽然也要求实名检测，但能很大程度地减少病人的顾虑。” 据介绍，香港的VCT检测实行预约制。医院会事先安排，使得每个病人拥有独立的检测时段，同时，检测室是“穿堂门”的设计，前门进，后门出，避免病人在候诊及检测时碰面，造成“隐私泄露”。“检测前，护士会与病人进行一对一咨询，两个人连聊天带谈地就把咨询表填完了；而结果出来后，不管阳性还是阴性，医生都会通知病人来医院，当面告知。”相形之下，内地的医院很少能够达到这样的服务水平。 “其实，我们做VCT时若能把检测前咨询这一块做好，病人就会自然地说出实名，根本无需强制。所以，若用法律法规的形式把实名制固定下来，我认为，意思不大。” 张北川告诉时代周报，提出检测实名制的动机是所谓的保护公共健康，但为了达到这一效果，有关部门应考虑得宽泛一些，而不是仅仅要对那些可能的阳性者实行管控。 “在艾滋病防控上，我国的一贯做法是一手软一手硬，对人群的管控很‘硬’，反歧视的工作很‘软’，如果一直如此，那么，结果恐怕不会与初衷一致。”张北川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