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一 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价值是一个含义广泛的关系范畴，凡是涉及客体对主体的意义关系，就包含人们常说的价值。具体地说，凡是对主体有用的东西，就叫有价值；无用或有害的东西，就叫无价值或负价值。价值按其客体满足主体的属性，可划分为功用价值，道德价值和审美价值三类。功用价值相当于马克思说的物的使用价值；道德价值是指人的德行对他人的精神感召和对社会的积极影响；审美价值是指主体所创造的对象反过来给予创造者的愉悦感，是人对人类自由本质的确证和审视。无论那类价值，都反映了主体需要和客体功能的肯定关系，都是主体对他所创造的客体的认同或评价。 价值观念，即人们在实践中形成的对客观对象意义的看法或观点。在实践中，人们对客观对象的看法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关于客观对象的本质和规律的看法或观点，这在国外又称“事实真理”或“事实判断”。另一类即关于客观事物有无意义，有无用处的看法或观点，这既是所谓“价值真理”或“价值判断”。价值观念同事实观念相比，后者侧重于对事物真理的客观性探讨，回答对象是“什么”以及“为什么”这类真理问题；前者侧重于对事物意义的主观评价，回答对象对我“好不好”以及“好在何处”这类的功用问题。人在实践中所形成的各种观念（包括世界观和自然观、历史观、人生观、管理观等各类观念），无一不是由这类观念组成，如人们通常所说的哲学世界观，它既包括人们对世界本质和发展规律的客观探讨，表现为一个知识体系或说明体系；又包括人们对现存世界的主观体认和评价，对理想的未来世界的设计和追求。人生观也是如此：它既包括人生本质规律的理性探索，又包括对现世的主观感受和对理想人生的追求。这就告诉我们，人们的观念既不可能是对客观事物的机械反映，其中必然渗透着人的意向目的、定向选择和主观评价；又不可能是纯粹主观任意的，它必以客观事物为对象，以事实为基础。因此，事实观念和价值观念是互为条件的辨证关系。 二 当前的话题是：究竟什么是管理价值观的问题。管理价值观同一般价值观又什么区别、应该体现什么样的价值观、大致包括哪些内容和具有哪些基本功能？我们认为，所谓管理价值观即管理者关于价值取向和价值评价的观点的总称，它是在管理实践中形成的管理主体对管理环境、管理目标、管理客体、管理现状、管理过程、管理结果和管理效率以及管理未来的体认、选择、态度、倾向、评价和期待等各种观念的总和。说它是管理主体的价值观，并不意味着管理系统中作为管理客体的人没有价值观，因为管理是管理主体作用于管理客体的特殊实践或主体性活动，因而管理价值观是指导管理主体的观念而有别于管理客体的价值观念。当然，在研究管理的价值观时，不能也不应回避被管理者的价值观念，因为凡是人都有自己特定的价值原则和价值判断。管理价值观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管理价值观表现为管理者对管理环境的体认。管理系统存在于一定的社会环境中，管理要正常进行以维持并发展组织系统，就必须了解、适应环境，同环境进行物质、能量、信息、人员的交换。而在了解适应环境的过程中，管理者一方面必须搜集整理环境的信息，力求使自己的认识符合外在环境的本来面目；另一方面又要根据自身的目的和需要去筛选信息，并按自己的价值方式去整理信息和评价信息，从而对环境作出好或坏的价值判断。所谓对环境的体认，指的就是管理者通过多次管理实践而形成的对环境好坏的辩识能力和判断标准，而这种辩识能力和判断标准，既是管理价值观的一种表现。任何时代的管理或现代任何一类管理，管理者首先要考虑的对象不是自身的组织系统而是系统所面临的组织环境。只有对环境有尽可能详尽的了解并对之进行了一番“审视度势”的价值判断之后，才可能进行别的思考。比如外商和内地企业家来疆投资，第一步要了解研究的就是新疆的投资环境，通过各种渠道掌握有关我国的政治制度、法律制度、经济资源、社会政治稳定、民族关系、人力状况、市场环境的情况，并根据自身利益进行分析和选择。这种投资环境的分析和选择，就渗透着外国资本家和内地投资商的价值观念。 第二，管理价值观表现在组织目标的选择确立方面。当对组织环境有所了解并确认了它对组织有无意义之后，接下来管理者便要根据组织的需要和环境的可能，确立组织行为的目标。任何一类组织目标的确立既不是任意选定的，也不是自发产生的，而必须依赖可能和需要两个条件。一是目的要有实现的可能性。如某种目的尽管很有意义但在现实中缺乏根据、无论如何都不可能实现，那么这种目的就是空洞无边的幻想，注定不能实现；二是目的要符合管理者或组织系统的需要。如果不适合需要，尽管在现实中有实现的根据，管理者因其对自身需要无关甚或有害，也是不会将其确立为目标的。可见，在确立管理目标的过程中，也有两种观念在同时起作用：分析目的有无可能、能否转化为现实，这依据事实观念；而确认目的有无意义、哪种目的符合组织的主要需要，这依据价值观念。总之，组织目的既然不是环境强加给组织系统的，而是组织的管理者在分析环境的多种可能性之后进行价值选择的结果，这样，在同一环境中，不同的组织因有不同的价值观念从而产生不同的组织目的，就是很自然的现象。 第三，管理价值观表现为对管理结果的评价和对组织未来的期望。管理过程的终结，必形成一定形式的管理结果（如产品、效率、服务过程和结果）等。究竟这类结果合不合符预定的组织目的，管理者必须对之进行评价。一般说来，凡结果符合原先的目的，便作出肯定性评价；而不符合原先的目的，则作出否定性评价。不过在实际管理过程中，参与评价的人存在价值观念上的差异，而管理结果一般又不可能与预期目的的完全符合，所以评价管理结果并不象上面说的那样简单，必然充满歧见和争议。其实事情并非如此简单，评价管理结果的过程是不同价值观念相互斗争的复杂过程，如何使不同看法统一起来需要作相当多的思想工作。相同的道理，当某一管理过程结束而对未来管理进行设想的时候，因人们价值观念的差异和理想期望不同，人们对管理前景的设想和所期待的东西也必然不一致。这种不一致即人们常说的目光有远近之分、境界有高下之别。管理既然是一个不断深化的循环过程，这种价值观念对于预测未来、掌握管理的主动权比其他观念个具影响力，更需要引起管理者的高度重视。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 所谓政府管理价值观，绝不仅限于人们常说的某种观念（比如效益观，效益特别重要，但是能够做到兼顾公平，或者“企业文化”、“团体精神”等），而是贯注在管理各方面和全过程的各类管理意图、管理目的、管理态度、管理倾向、管理评价和管理理想的总和。由于人们的出身经历、文化素质、道德修养、社会地位、职责权限、利益关系、理想情趣各不相同，决定他们的价值观念是存在差异以至对立的。政府管理要能够有效进行，就必须设法使这些不同的价值观念大致统一起来。而要做到这一点，仅从个人的价值观念去思考显然是不够的，而应寻找一个大家都可以接受的价值标准，这个价值标准，就是人们常说的公共价值观念。 三 什么是公共价值？所谓公共价值是指同一客体或同类客体同时能满足不同主体甚至是公共民众（公众、民众）需要所产生的效用和意义。在当代社会，公共价值重要由政府或社会团体设计、开发、制造、组织、治理、提供、分配给公众进行消费和享受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以满足公众的共同或相同需要。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即公共客体是公共价值存在的客观基础，主体的共同或相同需要是公共价值存在的主观依据，公共客体和主体相同需要构成了公共价值的两大基本要素。 美国政治学学者戴维.伊斯顿从政治学系统分析论出发，认为公共政策是政治系统权威性决定的输出，因而得出：公共政策是对全社会的价值作有权威的分配。这一定义突出了三个思想：制定公共政策是为了价值分配；分配的范围是全社会；分配的影响力是权威性。很显然，这种理解是从政治学原理的角度出发，强调的是公共政策的分配功能，在这里关于“价值”的理解是最宽泛的，它包括了一切有用的资源。这种理解暗含着一个基本的政治学的假设，即利益及利益关系是人类社活动的基础，而政府的基本职能，就是对利益进行社会性的分配。公共政策就是政府进行社会性利益分配的主要形式。那么要实现“对全社会价值作有权威的分配”的公共政策的主体在行为中必将是“趋利弊害”的，也就是说有要求达到“利益最大化”的价值取向，这样政策的效果才能凸现。但是必须指出的是政府在利用公共政策去保护，满足一部分人的利益需求的同时，抑制、削弱了甚至是打击了另一部分人的利益，以达到一种新的利益结构。这种主张本质上体现了功利主义的价值取向。对戴维。伊斯顿的公共政策价值的追问“公共政策是对全社会的价值作权威性的分配”，换言之，一项政策的实质在于通过其本身不让一部分人享有某些东西而答应另一部分人占有它们，这种定义天然地存在着缺陷。追问一:公共政策仅止于分配吗？公共政策的确具有价值分配功能，但人们会沿着这一话语逻辑发问：公共政策仅止于分配吗？与分配同系列的生产、交换和消费，是否也是公共政策的功能所在？我们认为，公共政策除了分配社会价值的功能外，还具有生产、交换和消费社会价值的功能，表现在：政府通过执行直接投资、国家控股等政策，直接创制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务。通过签订和执行政府间外贸协议，遵循比较优势原则，互相交换社会价值。 这一点上讲，同个体价值以及价值的差异性和特殊性相比，政府公共价值具有自身内在的特征： （1）公共价值的公共性和公众性。公共价值是由国家提供和分配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它属于国家与社会所有，社会所有成员都有权分享和消费这些公共产品。因此，公共价值的公共性和公众性又是指它的共享性和非排他性，是共享客体。 （2）公共价值的社会层面性。公共价值不是针对个体和特殊群体而言的，而是针对全社会所有公众而言的，国家和社会提供的公共产品是为了满足全社会民众的需要的，如国家公共食品安全和卫生安全体系的建设，不是为某些特殊的群体，而是为全社会的民众服务的。因此，公共价值实质上就是国家和全社会的价值体系，全社会的民众都在它的保护之下。当然，公共价值的社会层面性并不否定不同地区、不同人群有具体特殊的标准，如对于城乡之间、地区之间、富裕与贫穷之间、不同行业之间、不同年龄人群之间，其公共价值的标准、要求和服务的内容会有些不同，但总的价值准则是一致的。 （3）公共价值的大规模性和宽广性。公共价值的公共性、公众性和社会层面性，就表明了公共价值规模和数量的庞大性和覆盖面的宽广性，只有这样，才能作为社会价值满足公众的相同需要。 （4）公共价值的可操作性和可实施性。任何价值都是对人的需求的满足，都是对现状的改进和对理想的追求。因为，需要是人们的行动活动的积极性之源泉和根本的内在动力。人们因物质需要而为生产劳动，因政治需要而为政治活动，因道德需要而为道德实践。公共价值也不例外，当一个国家或社会把公共价值的建设作为重要任务提出来时，说明该社会的公共价值是不太令人满意的，有许多需要创建和完善的地方，也表明该国的民众对理想的公共价值的向往。 （5）公共价值的公共参与性和治理性。作为社会保障的公共价值体系存在一个合理配置问题，而公共价值的合理配置不是自发的和自然而然的，而是通过权力机构和人的治理使然的。 （6）公共价值的非资本性和非市场性。公共价值作为全社会，为公众服务的公共产品，它的开发、制造、提供、分配、享用和消费主要是在国家行政权力规划、调控、干预和监管下进行的，而不是资本的市场运作过程，因为公共价值不是以增殖和赢利为目的而存在的，而是作为社会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为了满足公众的基本需要和社会的正常运转而存在的，它具有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的性质。 四 回顾我国的发展道路，我们经历了计划经济时代，即由政府全面管理公民的社会与经济生活，实行全面的、低水平的平均主义和从摇篮到坟墓的全面福利政策；我们也经历了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时期，强调了市场调节、效率优先。我们获得了举世瞩目的发展速度和成就，同时也支付了生态环境过度消耗和社会不公平趋势增加的沉重代价。也就是说，政府所提供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满足不了公众的共同或相同需要。 国际社会目前通过人类发展指数（Human Development Index ,HDI）对各国、各地区的发展状况和社会公平程度进行评估和监测。人类发展指数包括了人均国民收入、人的健康、教育指标，也包括了人均预期寿命等人类的生存和生命质量的指标。根据2005年联合国对各国人类发展指数的排序，第一位是挪威，中国位于第85位，第177位（最后一位）尼日尔。第一位挪威的人类发展指数是第177位尼日尔的3.4倍。这个结果表明，中国处于全球的中等水平，也表明在国际层面上存在着区域和国籍间的巨大差距。在中国，上海、北京和东部沿海省份与中西部地区之间在人类发展指数上也存在较大的差距。第1位是上海，最后一位是西藏。上海的人类发展指数是西藏的1.5倍。与此同时，还需要看到的是，中国发展过程当中出现了一些问题，甚至出现了一些比较严重的问题。一个突出的问题是，中国的社会发展明显地滞后于经济发展，社会与经济之间出现了明显的不平衡的状况。其中的关键症结在于，社会平等、社会公正问题已经成为一个影响中国社会经济发展全局、影响中国社会各个阶层的大问题。在不具备法治条件的状态下，财富、利益和权利还能如此条分缕析、泾渭分明吗？，我对此未作研究，自然不敢妄下结论，只有根据童之伟的有关论述，“直觉地”意识到非法治状态下的财富，可能更多是以“社会剩余利益”的面目出现，其中一部分由法权归属尚不明确的财产转化而来，另外还有一部分，则是在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型中，从原本法权归属明确的财权转变为法权归属不明确或不甚明确的财产。由于法权归属不明晰，因此，在经济高速发展中不断产生、不断分化的“剩余”的财富或利益，便往往按照“自然状态”下的“丛林原则”进行分配。由此既进一步加剧了财富分配的不平衡，同时，又由于这种不受法律规范“隐权利”具有实际的支配力，而造成社会权利和政治权利事实上的不平等状态。这样的例证似乎无须多举。仅就城乡差距和地区差距而言，人们很早就已形成了共识，认为前一个差距之所以日益扩大，源于城乡分割的二元权利体制，后者则与各个地区享有的“政策权利”有关。 城乡居民权利的不平衡，反映在迁徙、工作、教育、医疗、财产等各个方面。例如，城市的医疗卫生经费占资源总量的85%，而人口数倍于城市的农村却仅有15的分额，这就意味着城市居民享有比农村居民多近6倍的健康权利，或者，说得难听一点，城市人的命值钱，比乡下人金贵6倍。此外，在受教育的权利方面，农村教育问题突出，尽管国家宣布“基本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和“基本扫除青壮年文盲”的任务如期实现并免取学杂费，但是，成果却是低标准的，并且相当脆弱。有专家特别撰文指出，所谓“基本普及”不过是指85%的人口覆盖地区实现了“普及”的要求，另外15%的人口覆盖地区（主要集中在少数民族贫困地区）则远未实现上述目标。 农村是当代中国改革和现代化发展的拓荒者，理论上应当成为改革和发展的最大受益者，可是，自从1985年改革的重心由农村转向城市之后，农村的改革基本限于停滞，停滞的原因在于与计划经济体制相适应的户口制度、就业制度、流通制度、财税制度，使农民的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受到了不应有的限制，使他们很难成为市场竞争的主体。财富的不平衡导致权利的不平衡，权利的不平衡加剧财富的不平衡，城乡发展由此陷入“穷者恒穷、富者恒富”的恶性循环中。可以这样说，凡是能够显示出一个社会贫富差距状况的主要指标，在目前的中国社会当中，无一例外地都呈现出一种迅速恶化的态势。其一，基尼系数举高不下。按照许多学者的测算，中国现在实际的基尼系数已经达到0.496，甚至超过了0.5①。而根据中国人民大学和香港科技大学的联合调查，中国内地的基尼系数已经高达0.53或0.54左右②。其二，城乡差距世界第一。按照国家统计局提供的数字，2006年，中国的城乡差距达到3.28倍③。这是一般的统计状况。根据国家统计局专家的看法，如果再进一步地具体化，情况要严重得多：如果扣除农民用于生产的费用，再把城镇居民享受的一些福利也考虑进来，那么城乡差距将进一步拉大到5—6：1④。世界大多数国家的城乡差距1.7倍以内。中国的城乡差距位居世界第一。 与城乡之间不平衡权利关系相比，区域发展的权利不平衡不过是在不同舞台上上演的同一场剧目摆了。从不同的区域来看，2005年，东部沿海地区城镇居民收入最高，为12884元；其次为西部地区，为9633元；最低是中部地区，为8691元。2005年，东部沿海地区的农村居民收入最高，为5123元；其次为中部地区，为2815元；西部少数民族地区最低，为2508元⑤。从不同的省市来看，2006年，全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最高的是上海，为22808.57元；最低的是西藏，为9540.86元；两者差距为2.39倍。在农村，2006年，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最高的也是上海，为9138.65元；最低的贵州，为1984.62元；两者相差4.6倍。另外，地区之间的财政收入也有很大的差距。2006年，广东省的财政收入是2179.5亿元，而西藏只有14.6亿元，青海只有42.2亿元。梯度发展战略使东部沿海地区获得了特殊的政策倾斜，不仅有5个经济特区、13个保税区、14个沿海开放城市、两大证卷交易所以及交通、中信、光大、招商、发展等银行“枪走”西部少数民族地区大量的资金和人才，而且，东部沿海地区出口创汇的留成比例“有权”比西部少数民族地区高出1—5倍，东部沿海价格先行放开，而西部少数民族地区原材料和能源的价格却受到国家强力控制，价格“剪刀差” 剪了西部少数民族地区的花造了东部的景。无怪乎有人将东西部的发展差距称作“政策差距”，并谐之日“（国家）要谁富，谁就富，不富也富”。这样一种不平衡的区域发展格局，被胡鞍钢称为“一个中国，四个世界”。 “第一世界”主要包括北京、上海、深圳等东部地区的发达城市，根据购买力评价（PPP）计算的人均GDP相当于世界高收入国家水平，人口比重约占全国总人口的5%。“第二世界”主要包括东部的浙江、广东、江苏、福建、辽宁、中部的黑龙江的发达地区以及其他省份的一些大中城市，其人均GDP（PPP）相当于世界中等收入国家水平，人口比重约占全国总人口的20%。“第三世界”主要包括东部的河北、海南、山东以及中西部的发达地区，人均GDP相当于世界下中等收入国家平均水平，人口比重约占全国总人口的25%。“第四世界”主要包括中西部贫困地区、少数民族地区、农村地区和边远地区，人均GDP相当于世界低收入国家平均水平，人口约占6.3亿，是全国总人口的50%。从人均GDP反映的经济发展水平看，中国是“一个中国，四个世界”以“第三世界”和“第四世界”为主体，这一部分的约占全国总人口的3/4。从人类发展水平看，中国是“一个中国，四种社会”：上海、北京、天津、广东、辽宁、浙江、江苏、福建等东部地区的人类发展指数，达到了世界高人类发展水平，属于“第一种社会”；山东、河北、海南、黑龙江、吉林、湖北、山西、湖南、河南、新疆的人类发展指数，达到世界中等发展水平，属于“第二种社会”；广西、内蒙古、安徽、江西以及大部分西部省份的人类发展指数，处于中下等发展水平，属于“第三种社会”；“第四种社会”主要包括西藏以及上述三个层次的省份中的贫困地区和边远地区，尚处于低人类发展水平。更加严重的是，与东部沿海地区相比，社会结构转型进程在少数民族地区相对滞后，成为该地区经济发展缓慢的结构性因素。从历史地理原因看，中西部地区是我国少数民族聚居区，又有着漫长的边境线，因此，改革开放伊始，中央当地政府便把稳定边疆、协调民族关系、维护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作为经济体制改革的基本前提。东部沿海地区则充分利用其有利的社会环境和优惠政策，先于少数民族地区进行所有制结构和产业结构的调整与转型，大力发展非国有经济，而少数民族地区则相对滞后。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少数民族地区位于西西北边陲，无论在历史上还是现阶段都远离本国政治、经济、文化、交通的中心，处于一种边缘的地位。少数民族地区地理上的边缘性，增加了其与外界联系的困难性。这无疑给少数民族地区摆脱贫困带来根本性的困难。少数民族地区的边缘地位，也是国家发展战略调整的结果。改革开放以后，东部沿海地区得到优先发展，少数民族地区成为东部、中部、西部阶梯的最低一阶。而且，由于历史上形成的价格体系的扭曲，在商品交换过程中，一方面随着东部沿海获得少数民族地区低价输入的能源、原材料和初级产品而转移了大量的价值；另一方面东部沿海地区高价的制成品返销少数民族地区，又把该地区创造的一部分价值带到东部沿海地区，更进一步加大了少数民族地区与东部沿海地区的经济发展差距。 总之，30年的经济梯度发展在创造了“中国的奇迹”的同时，也将发展不平衡的稗草散布在各个阶层、各种部门、城乡以及各个地区之间，使中国的现代化发展呈现出“多元立体”的不平衡格局————“多元”是指差异的主体范围广，“立体”则是指这种差异涉及了从财富、利益到权利的全部过程。“多元立体”的不平衡格局，将最终导致“社会失范”和“认同危机”，也就是说，社会结构的断裂和共同体意识的缺失，将使一部分人、阶层甚至地区在物质上和精神上脱离于社会之外，他们“被甩到了社会结构之外”。这既是“社会在个体身上的不充分在场”或“社会的缺席”，也意味着社会系统的外部环境、内部结构以及维系系统的价值规范开始发生全面的崩溃。针对以上情况，要确立政府在社会主义公共服务体制中的主体地位。首先建立公共服务体制，有两件事情很重要：一是要尽快建立公共财政体制，加大政府对公共服务的财政投入，大大提高公共支出在财政总支出中的比重，以提升政府公共服务的总水平；再次，要把满足广大弱势群体的基本公共需求作为政府公共服务的重点。这些年，我国的教育与医疗费用上涨速度过快，大大超出中低收入家庭可支配收入的增长速度，并成为拉大贫富差距的因素之一。2003年，我国农村人均纯收入2622.2元,而农民一次性住院费平均为2236元。辛苦劳动一年的收入仅够支付一次的住院费用。从20世纪80年代末至今，大学学费上涨20倍以上，而同期普通城镇居民的收入实际增长只有2.3倍。社会弱势群体的增多和利益受损，已成为我国经济社会转型时期的客观现实，也成为公平与公正的焦点问题。因此，要首先为社会弱势群体提供最基本的公共产品。第一，提供最低生活保障；第二，提供初级保健和义务教育等基本的公共产品；第三，提供就业和再就业的机会；第四，建立利益保护与利益诉求的正常渠道。落实科学发展观，关注民生，就是要为弱势群体提供基本而有保障的公共产品。这已成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各级政府公共服务的重点，社会再分配的重点。 善政与善治是实现社会公平与公正的关键所在，必须实行向高效、廉洁、透明、责任、服务型的政府的转变。只有政府成功实现转型，才能保证社会的成功和社会分配的公平性和合理性并体现政府管理的公共价值。
参考文献 [1]汝信等主编.2007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 [2]苗树彬等.寻找经济转轨与社会公平统一的发展道路—中改院“经济转轨与社会公平改革形势分析会”综述.光明日报.2004.08.17 [3]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2007.中国统计出版社.2007 [4]邱晓华指出：中国的城乡居民收入差距高于五比一.中国新闻网.中新社北京10月21日电 [5]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中国居民收入分配年度报告（2006年）.国家发展改革委网站.2007.02.01 [6]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编.政府转型与社会再分配[M]中国经济出版社.2006.0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