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社科院的《中国企业社会责任报告》中指出，为数不少的外资企业在推动企业社会责任管理、社会责任披露方面非常缺乏，在相关的评分体系中，这些企业大多为0分甚至是负分。 事实是否如此？该如何理解外企社会责任的弱化？ 外企社会责任“弱化”争议 曾经有人分析指出，外资企业在华社会责任缺失的行为主要表现在：行贿、非法避税、涉嫌垄断、劳工标准偏低、产品安全不达标，更有甚者，一些跨国公司向中国转移污染。 对于外企在中国承担社会责任的情况，在中国，各方专业人士和专业机构对其的评价出现了两极化状态，一方认为外企在中国承担责任的表现，堪称是中国本土企业的表率；另一方则认为外企在中国对社会责任的承担甚至是“不及格的”。 一位跨国工程设计公司在华分公司的相关部门负责人私下对本刊记者称，对于完善的企业社会责任体系，她并没有觉得自己所在的公司有明确的程序规范。缘于公司是跨国公司在华分公司，相关的体系只能承袭公司总部，诸如年报可能也不会特意针对中国境内的社会责任行动着力笔墨。而相关的社会公益行为，亦需要首先得到公司总部的首肯与制约，但是她也强调，“比如说捐款什么的算不算？前几天我们部门还为贫困地区捐款了。” 此前，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中国外商投资企业协会副会长胡国财认为“企业社会责任的标准有完整的内涵，而以某些方面作为依据，去论断外资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好与坏，多与寡的方式是值得商榷的。” 在众多研究者看来，对于大多数外企而言，他们把履行社会责任作为一种文化，自觉行动，不像中国很多企业仅仅把履行社会责任作为一种政治任务。 一名在外企工作的人事经理告诉《中国新时代》，相当多的外资企业，根本就不在意所谓社会责任的宣扬行为。当年汶川地震，她所在的公司短时间内迅速募集了数十万捐款，并自行组织相关救治团队进入震区，而所有一系列过程，仅仅在公司的年报中有寥寥几句表述。并没有像一些国企那样，利用自办内部媒体或国家媒体广泛宣传。 中国社科院发布的企业社会责任发展指数报告曾不止一次将外企评为低分值。但不可否认的是，很多跨国公司将慈善捐赠作为其战略重要组成部分，同时，外资企业为中国社会创造了大量就业机会，并按照相关法律规定履行劳资双方义务，劳资关系和谐稳定程度远超国内企业。 在按期纳税的前提下，大部分在华外企创造了大量税收及出口额度。在华外企亦通过设立公益基金，援建教育发展等行为得到业内多方肯定。 某西班牙知名服装企业在华分公司相关人士对《中国新时代》称，作为纳税大户，公司不断迎来税务人员的各种“检查”与“稽查”，并不间断收到各类所谓的“罚单”，但该公司向来积极主动缴纳相关款项。该人士同时强调，他们也曾多次收到税务人员隐晦的暗示，但公司指示：只要是中国政府要求缴纳的名目，我们都交！但如果需要交给个人（以免除麻烦），“对不起，不可能。”
如果按照相关的标准，那么这家企业的相关指数应该是偏低的，因为从税务的角度看，不断显示的罚单，可能会被解读为企业在相关程序上存在违规行为，不符合践行社会责任的要求。 社会责任以经营为前提 在西方相关研究中，首先，企业承担社会责任是对利益相关者的回报。任何一个企业的发展都不仅仅是股东的投入和收益行为，其每一步的成长与壮大都离不开各种利益相关者的投入或参与。其次，企业承担社会责任是对社会契约的尊崇，作为社会组织的一种形式，企业更具有社会性，企业行为及其效果早已辐射社会和利益相关群体，故而，企业也应该积极承担因此而产生的社会责任。 但是，缘于企业生产力是构成社会生产力的基本单位，尊重企业的营利目的是保证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关键。 企业社会责任的倡导者认为，利润最大化仅仅是企业目标之一种，除此之外，企业尚应以维护和提升社会公益为其目标；企业法律制度须在企业的利润目标和公益目标两个维度之间维持衡平。在这二元的企业目标中，前者集中体现的是企业及其管理者对股东的义务，后者着重反映的则是企业及其管理者对企业非股东利益相关者的义务。 新西兰籍投资经理Criss称，企业原本就是逐利而生，某种程度上，说经济价值是度量企业成功的唯一标准毫不为过。作为股东的代理人，公司首脑的任务就是为股东赚取最大利润。在这个过程中，公司是否有足够的理由与授权，可以将股东的资金用于社会责任建设，值得商榷。更何况，如果按照相关要求大量参与社会责任建设，那么企业的主要目的将被置于何地，利润又如何保证？ 重要的是，他强调，要求企业承担这些责任，那么政府去做什么呢？ 一位外资工程咨询经理亦提出疑问：企业社会行动必然需要增加企业运营成本，而成本必须获得补偿，那么企业如何来补偿成本？补偿过程中，难道不需要转嫁成本负担么？最终利益受损的又是谁呢？政府？企业？还是消费者？ 诚然，企业除了要为其股东赚取合理利润外，也应为各有关利益群体履行其应负的社会责任。但是从本质上看，作为为利润而营运的经济组织，虽然企业的社会目标有助于企业的经济目标，但它并不能替代企业的经济目标。 社会责任无限扩张之惑 目前在大多数中国人的视野中，企业承担社会责任就意味着企业管理者在必须担当适当的社会行动职责，并为社会问题担负起一定的责任。 不可否认，很多跨国公司在他们所担当的一些社会问题中获得了极高的荣誉与价值，但并不是每一项社会问题都可以转化为企业的发展机会。对于那些不是由企业的影响产生又不能转化为企业机会的社会问题，企业该如何承担责任？ 从某种意义上讲，如果因为企业承担了其他社会责任，而没有完成自己的核心使命，没能为社会提供高质量的产品，提供更多的就业，促进经济增长，那么，外化的社会责任再多也没有意义。 一位知名外企在华部门经理无不苦恼的告诉本刊记者，作为中国公民，她知晓这个国家的相关规则，也遵从相关的社会规则，但当一系列问题需要她以企业部门的名义落实的时候，她发现一切都变了味道。尽管在她的眼中，公司高管们也经常从事一些慈善活动并从中收获快乐，但她更多的观察到，企业所处的社会对这些行为貌似并不领情。 她认为，她的同胞们（至少是一部分同胞们），可能把她所处的公司同化为诸多国内的企业，并进一步以惯性的思维来考量企业的相关行为。 正如业界所称，企业的社会责任不是可以无限扩展的，而是有限度的，或者说是有其合理底线的。 在某外企驻华公司职员VIVIAN看来，很多事情本该是政府去办的，为什么要让企业办呢？更奇怪的是，为什么政府不办的事情，如果企业也不去办，民众更多的会去责怪企业而不是政府呢？ 企业需积极突围 慈善活动被许多企业理解为一种社会责任，甚至是最主要的社会责任。国内民众对在华外企也同样报有这样的期待。学界也有论者提出：社会责任意味着企业盈利之后应主动、直接反馈社会，通过各种慈善捐助活动推动社会向更加安全、公正、文明、高尚、和谐的方向发展。 但是，在法治社会和法治国家，并不能以是否进行慈善行为去界定企业社会责任履行与否，如此未免有失偏颇。慈善毕竟不是市场经济下企业社会责任的全部内容。企业从事慈善事业应取决于自身的经营状况，不能把本该属于政府的责任推给企业。 或称，只强调企业的社会义务，忽视在基本法律之外的企业伦理，或者以社会责任的名义，要求企业超越自身运行，并替政府担责，都是对企业社会责任概念的片面理解和误读。 欧盟把社会责任定义为“公司在自愿的基础上把对社会和环境的关切整合到它们的经营运作以及它们与其利益相关者的互动中”。 世界经济论坛认为，作为企业公民的社会责任包括四个方面：一是好的公司治理和道德标准，二是对人的责任，三是对环境的责任，四是对社会发展的广义贡献。 针对社会责任，汇丰银行的相关解释是：企业社会责任是汇丰在中国取得长远成功的关键。企业社会责任不仅是慈善捐款、保护环境或回馈社会，它还意味着在平衡环境、社会和银行业务之间作出正确的决策。汇丰中国贯彻集团的策略，把支持教育、环保和社会发展作为企业社会责任的重点。此外，汇丰中国还注重消费者教育、员工志愿者活动、道德银行。 一位在某知名外企工作的人员称：对于一个架构完整的企业来说，我们有完善的规章和制度，我们能够保证公司的产品质量。在公司里，员工也能够通过合理的途径正常传递个人诉求，我们对于相关法纪严谨遵守，而且公司审计部对包括产品流程、资金流动、企业社会活动等程序都有严谨的审查，尽管我可能并没有看到完整的所谓社会责任报告，但是如果按照相关的要求，我们已经在尽可能的践行社会责任了。 无论强调外化的社会公益行动，还是关注企业正常的运行秩序，都可以作为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合理理解。不可否认，跨国公司社会责任概念的提出正是人类在追求物质财富过程中人文关怀的觉醒。在华跨国公司是在中国最早发布企业社会责任报告的一批企业，从而把成熟的社会责任模式移植到中国。但是而今，这些公司大多面对中国社会“疏于履行社会责任”的指责。 目前来看，可以设想的是，被指社会责任指数偏低的企业，若想突围，不仅仅需要公司所依存土壤的支撑，还需要各公司自身做出积极举措，找到一条合理的路径，在完成企业的正常运营后，也能让公司拥有阳光的舆论形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