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自日本福岛核电站核事故后，各国核电发展计划陷入低潮。德国已宣布完全放弃核电发展计划，日本更是因核计划导致内阁动荡，中国火热的核电建设势头也一度降温——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宣布中国暂停核电项目的审批。 此后，世界一直密切关注中国重启核电发展的时点，目前中国核电已逐渐显示出解冻迹象。2011年12月9日，在环境保护部部长周生贤主持召开环境保护部常务会议上，讨论并原则通过《核安全与放射性污染防治“十二五”规划及2020年远景目标(送审稿)》(简称《核安全规划》)。“《核安全规划》一直被视为核电项目重新开始审批进程中的重要一环，此次过审，已经显示出中国核电闸门即将开启，如果按照程序，明年3月左右中国就将出台《核安全规划》及《核电中长期规划》，核电项目重启已屈指可待。”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政府官员这样告诉记者。 事实上，在2011年下半年，国家发改委副主任解振华就曾在国新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中国发展核电的决心不会改变。他说：“针对福岛核事故，我国对自身的核电发展规划从安全的角度再进一步完善措施，确保在安全的情况下继续发展核电。”这并非是中国有关高层对核电重启表示支持的孤例。 此前不久，在中国核学会2011年学术年会上，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张国宝透露，2012年3月后核电有可能步入恢复发展的轨道，中国未来将是世界最大的核电市场。张国宝此前历任国家核电自主化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国家能源局局长等职，被媒体誉为中国能源“大管家”；在张国宝明确给出中国核电回暖信号后，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工信部前部长李毅中在第五届亚洲制造业论坛年会上也表示，尽管核电在日本大地震后因为安全问题前景不确定，有很多国家暂停了核电项目，但是核电产业在以后仍将积极有序发展。虽然国内有识之士明确反对中国一窝蜂地搞核电“大跃进”，但他们也表示，在能源压力下，中国发展核电的步伐不会慢下来。 对此，接受《中国新世纪》记者专访的原国务院重大技术装备办公室副主任董必钦分析认为：“如果中国想要在经济稳定增长和削减碳排放之间取得平衡，中国只能选择核能。”目前，中国70%以上的能源供给要依靠煤炭，虽然近些年来，风电、太阳能、生物质能、地热能、海洋能等新能源纷纷上马，但迄今为止，没有一项能像核电那样成为能源的主要组成部分。如果按有关报告所描述的那样：随着中国人均能源的消费量继续增长，2015年前后达到世界人均水平，中国能源会在未来4年持续绷紧。 接受本刊采访的一位研究员更加直接，“现今的经济状况已经不允许我们政府有更多选择，这是一个单项选择题。” 核电经济链条 从2011年3月份开始，中国多地开始出现淡季“电荒”现象。浙江、湖南、重庆、贵州等地均不同程度的呈现用电紧张态势，各地相继采取限电等措施。而进入冬季以来，南方尤其是华中地区“煤荒”的报道不断，据称今年湖北、湖南、贵州、重庆、四川等局部地区都存在煤炭供应紧张情况。拉闸限电已扩大到17省市，电荒苗头有向全国蔓延的趋势。 国家电网公司表示，2011年电力迎峰度夏形势将是近几年最为严峻的一年。根据初步估算，如电煤供需矛盾加剧，则仅仅国家电网经营区域电力缺口就达到4000万千瓦左右。值得特别提出的是，2011年伴随着核电的“冰封”，风电与太阳能迅速扩充，目前这两种新能源已出现产能过剩苗头。 中国政府为应对电力需求增加，发电企业成本压力上涨的难题，2011年6月国家发改委有关司局先后与中煤集团、山西同煤、晋煤、阳煤等主要煤炭企业进行座谈，要求维持煤炭价格稳定，并提出两个具体要求：一是年度合同煤价不能变，已涨价的煤炭企业要在6月底前退回；二是国有煤炭企业、行业龙头企业要带头保持市场煤价基本稳定，不能带头涨价。尽管如此，中国电力企业下半年仍然严重亏损。不久前，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发布报告，呼吁尽早启动 “煤电联动机制”，提高电价。 对此现象，张国宝认为，目前全球人口达到了70亿人，随着人口的不断增长，化石能源的日益短缺，在这种情况下，能源缺口靠搞风电太阳能是补不上的，如果想要填补能源缺口，还得要靠核电，核电是保证人类未来化石能源逐渐枯竭后非化石能源供应很重要的一个方面。 “这只是发展核电最基础的一个原因。”董必钦认为，核电经济是一个综合经济产业，其核心是由核供热与推进动力经济、核燃料及其循环经济、核工程与装备制造经济、核设施退役及废物处置经济、放射性同位素与辐射技术经济、核科技开发与创新经济、核军工经济组成。这些更辐射到地质、采矿、冶金、化工、机械、堆工、电力、电子、环保等多个行业，国家能源局能源节约和科技装备司司长李冶曾早前向记者表示，到2020年，仅中国核电装备业的国内市场规模就有望达到5000亿元。 实际上，中国核电的规模一直在增加。2007年10月，中国国务院正式批准了国家发改委上报的《核电中长期发展规划(2005-2020年) 》，根据这一规划，中国计划在2020年核电运行装机容量达到4000万千瓦，装机容量比例从不到2％提高到4％，但不久这个计划数字在“十二五”规划中被再次提高，新的核电规划对《核电中长期发展规划（2005-2020）》进行大幅调整。根据规划，到2015年，中国核电装机规模将达到3900万千瓦；到2020年的核电装机规划将提高到8600万千瓦，占届时总装机的5％左右。而据《财经》杂志报道，目前全国各地准备新上的核电项目总规模已达2.26亿千瓦。 由于核电的特殊性，决定了国家力量必然要在其中占主要作用，在世界通行的规则中，核电建设多要求国家信用的担保，这无疑使企业的回款风险减小，这也可以从相关的人力资源需求上看出端倪，在各大行业人员基本饱和的今天，核电却正在经受着人员紧缺的困境。据国防科工局统计，2020年，我国核科技工业需要核专业本科以上人才约1.3万人，按照一座百万千瓦级核电机组需要400人计算，目前仅中国建设和筹建中的37座核电站就需要核电人才在1.4万人以上。 这只不过是开始。不妨试想一下，如果中国成为了全球经营核电的竞争者，那么包括国内项目的核电建设将迅速稀释中国现有的人才梯队，到那时中国核电的人才链条将成倍增长，人力资源需求如是，核电经济的发展链条亦如是。 环环相接的核安全 安全问题一直是围绕核电发展的关键。为此，中国相关部门正在寻找新的核电技术标准。2011年9月底《压水堆核电厂核安全有关的钢结构设计要求》等101项能源行业核电标准的报批、编校和印刷工作完成。将在国家能源局批准后发布实施。该系列标准是由核工业标准化研究所承办的能源行业核电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简称标技委)研究制定，并在2011年10月下旬召开的标技委一届二次会议上获得审议通过。 此前国家能源局曾于2009年发布了《压水堆核电厂标准体系项目表》，并在2009－2011年间，分6批共下达了470项核电(核岛)标准的制定、修订和科研任务。截至2011年9月底，《压水堆核电厂标准体系项目表》中的680项标准已发布实施了101项，458项正在制定和修订过程中，年底约完成300项，剩余的标准将于2012年完成。届时，这些中国的核电标准可以基本满足建立一个能够满足二代改进型和三代非能动压水堆核电厂建设需求的核电标准体系，为中国核电的重启提供支持。 自2000年前后开启核电装备建设以来，中国核电开始用三代核电技术AP1000技术逐步取代此前的两代和两代半技术。按照现有的在建规划，2015年核电装机规模将达到3900万千瓦，东方证券研究认为，随着核电安全标准的不断发布实施，后续核电项目恢复建设和审批都开始有了依据和标准，且安全有了更高的保障。 对此，中广核董事长贺禹也曾在一次行业大会上向媒体透露：“目前全国在建、在运核电机组安全检查、评估工作已经告一段落，安全检查报告正在形成之中；《核安全规划》、《核电中长期发展规划》两个规划正在推进，有望年底前完成。”但是，有的专家学者对此后的核电安全尚有疑虑。目前，这一焦点主要集中在三方面问题上。 “目前，中国的核安全问题最重要的并不是在核设施本身上。它主要表现在外部，从政府决策到安全监管再到企业管理。这一系列问题环环相接成为了中国核电的不安全因素。”能源局专家这样评价中国核安全问题。
福岛核电事故之后，很多国人对核谈之色变，甚至在此问题上对政府、对理论产生了信任危机。而由于核电技术复杂，科学事实不容易被普通民众所认识，而媒体的科学性也不足又使这一危机很难解除。这样的情绪如果不适当进行引导，那么很容易引起过激举动。 事实上，从此前的3次核电事故看来，切尔诺贝利核事故促进了堆型的选择，让核电的操作规范性有了提高，已经不存在人为连续违规操作导致核事故的可能性；福岛核事故让人们认识到自然灾害也会导致超设计的事件发生，如海啸导致的接不上电、氢气爆炸等问题。现在，针对福岛核事故已经有了应对水淹问题、氢气处理、接电问题、防水问题的对策。要克服这个问题，一方面，科学家、工程师应该把能想到的风险都作出对策，要提供技术保障与足够的信息；另一方面，要有科学的决策层次，决策者要对安全问题有预估，统一认识，达到共识，并普及知识，防止谈核色变。 而在中国核电安全监管方面，中国核电管理部门职能分工尚存在交叉不清问题。从目前的政府构架来看，在原国防科工委与民用核电有关的人员调至能源局后，国家能源局主管民用核电。但实际上，现在国防科工局除负责军工核工业外，还管理着民用核电的一部分，如说铀矿和废料处理，这块职能和国家能源局有交叉。而特别要注意的是国家原子能机构是架设在国防科工局之下的。 除此之外，还有一些领域处于模糊地带，如跟国外签订核安全条约、和平利用原子能，应该由谁主导，国防科工局、国家能源局、还是科技部，至今没有一个明确的界定。国家能源局与国家核安全局之间也存在交叉问题。就像目前国家能源局在编写《核电安全发展规划》，而国家核安全局在编写《核安全发展规划》，这两个规划实际上是有交叉的，那么这两项规划制定出台后，如何统一就是一个问题。这里面很多事情可以牵扯到很微观的小事上，例如机构改革后，原国防科工委的培训核电操作员和资质认证被划拨到了国家能源局，但国家核安全局也认为这事应该他们管。为此两单位曾到中编办协调，协调之后的结果是，考核由能源局考核，证书由核安全局发。这样的结果很可能是出了问题会造成两部门扯皮，而其中的安全问题值得深思。 从以上就不难看出，核电监管方面，各个部门之间的职能分工仍存在交叉、不清的问题。为此，张国宝曾经给中央写过一个报告。报告中就明确提出，核电看似很多部门在管，现在没有问题大家都抢着要管，真正出问题后我都不知道谁在管，不知道哪个部门是真正的牵头部门。这样的问题已经影响到企业如何选择新的的核电技术标准，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研究员王天龙也告诉记者，由于核电产业的情况复杂，现在中国国内已建成和在建的项目采用的技术种类繁多，据相关资料统计，目前中国采用的技术分别有CNP300、M310、CNP600、AES91、Candu6、CPR1000、AP1000、EPR和中国试验快堆以及球床高温气冷堆等技术类型。当前在建的 33 台机组里面，采用 CPR1000 的为 22 台，占 67%，具有绝对的优势；采用AP1000 的有 4 台，占 12%；CNP600 机组4 台、EPR 机组 2 台以及高温气冷堆示范机组 1 台。“但可以肯定，一个国家核电同时存在这么多技术种类，这在世界范围也是绝无仅有，这并不是个好现象。” 除去上诉的两大原因，核电管理也是核安全问题的一大隐忧。在温州高铁事故和上海的地铁10号线追尾事故之后，谁都无法保证这样的问题不会出现在核电管理上。那么出现管理问题会不会给核电安全带来风险？这样的问题现在难以回答。而核风险一般很可能演变为巨灾风险，因其一旦发生严重事故，对社会、经济的后果影响非常严重。而核巨灾对整个核电行业的影响更是广泛，这样的问题也是中国在未来要着重解决的。 董必钦对《中国新时代》记者说：“核电在中国虽然已经有50多年的历史，但其未来依旧是一条曲折、多变、折腾的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