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希腊被种上“木马”为什么是希腊？希腊是整个欧元国最脆弱的一环，最容易攻破，最容易产生四两拨千斤的效果。纵观华尔街的货币战争史，哪一场不是精心策划？毕竟，失败的结局是他们无法承受的。 早在2001年，高盛就已经在希腊埋下了一个“特洛伊木马”。有关高盛在希腊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手段，《纽约时报》、《华尔街日报》和欧美其他媒体都有详细报道。 我们不妨认识一下这个过程。 一切要从2001年谈起。 根据欧洲共同体部分国家于1992年签署的《马斯特里赫特条约》规定，欧洲经济货币同盟成员国必须符合两个关键标准，即预算赤字不能超过国内生产总值的3%、负债率低于国内生产总值的60%。希腊距这两项标准甚远，便求助于美国投资银行高盛。高盛为希腊设计出一套“货币掉期交易”方式，为希腊政府掩饰了一笔高达10亿欧元的公共债务，从而使希腊在账面上符合了欧元区成员国的标准。 高盛帮助希腊欺世盗名，使得这笔钱不出现在希腊当时的公共负债率的统计数据里，因为它要10~15年以后才归还。这样，希腊有了这笔现金收入，使国家预算赤字从账面上看仅为GDP的1.5%。而事实上2004年欧盟统计局重新计算后发现，希腊赤字实际上高达3.7%，超出了标准。最近透露出来的消息表明，当时希腊真正的预算赤字占到其GDP的5.2%，远远超过规定的3%以下。 除了这笔借贷，高盛还为希腊设计了多种敛财却不会使负债率上升的方法。例如，将国家彩票业和航空税等未来的收入作为抵押来换取现金。这种抵押换现方式在统计中不是负债，却变成了出售，即银行债权证券化。高盛的这些服务和借贷当然都不是白白提供的：高盛共拿到了高达3亿欧元的佣金。⑦ 采取同样做法的国家，除了希腊，还有意大利、西班牙等国。 高盛想得到的，绝对不是3亿欧元佣金那么简单，它有更远大的“理想”。 高盛深知希腊通过这种手段进入欧元区，其经济必然会有远虑，最终可能出现支付能力不足。高盛便向德国一家银行购买了20年期的10亿欧元CDS“信用违约互换”⑧保险。 接下来，高盛开始抢钱了。到了那笔货币掉期交易到期的日子，希腊的债务问题便暴露出来。由于希腊金融状态恶化，对希腊支付能力承保的CDS价值翻番上涨——我们知道，高盛预料到有这一天，已经购买了20年期的10亿欧元CDS“信用违约互换”保险！这意味着，它坐收渔翁之利。当希腊国家支付能力被怀疑的时候，有关希腊债务的CDS便会上涨。这次对希腊的攻击，就是使用各种手法令人对希腊的支付能力产生怀疑。那么谁持有大量的CDS呢？不是别人，恰恰是持有和发行希腊债务的高盛和两家对冲基金。高盛在希腊未被怀疑有支付能力问题时大量购进希腊债务的CDS，然后再对希腊支付能力信誉发动攻击，在CDS涨到最高点时抛出。2010年4月27日，在美国首都华盛顿国会山，高盛首席执行官劳埃德8226;布兰克芬出席参议院国土安全和政府事务永久委员会就高盛事件举行的听证会为了打击希腊的金融信誉，高盛与两大对冲基金一方面大肆“唱衰”希腊支付能力（包括动用力量将希腊信誉等级降低、传出希腊破产谣言等），另一方面则轮番抛售欧元，从而导致国际市场的恐慌而跟进。欧元在10天内跌了10%，近两个月跌幅达15%。欧元一跌，立即使人联想到欧元区出现不稳，于是，不仅仅希腊，其他“弱点”欧元区国家葡萄牙、西班牙等也立即出现融资困难。于是，希腊和欧元区的CDS开始疯涨。从2009年7月至2010年2月，希腊债务保险利率上涨整整3倍，希腊国债的CDS居然涨到428点，甚至超过处于半战争状态的黎巴嫩（255点），这是闻所未闻的。在这场攻击中，葡萄牙和西班牙也在国际炒家的瞄准线上。⑨ 所谓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在希腊试图通过欺骗方式进入欧元区时，那个陪伴它左右的骗子，却施展连环骗，把它推向深渊，并因此获取暴利。 货币战争的残酷和血腥由此可见一斑。可问题是，如果希腊自己不当有缝的蛋，高盛这个苍蝇怎么会走近它呢？ 评级机构犹如“特种兵” 华尔街有多种利器在手，所以才能做到打货币战时，屡战屡胜。 狙击希腊，首先从降低其主权信用评级入手。评级机构的作用和杀伤力犹如“特种兵”。 主权信用评级是信用评级机构进行的对一国政府作为债务人履行偿债责任的信用意愿与信用能力的评判。⑩ 世界上最权威的评级机构是标准普尔公司（美国）、穆迪评级公司（美国）和惠誉国际评级公司（法国）——美国赫斯特集团（Hearst Corporation）在2006年以5.92亿美元的价格从法国金融控股公司Fimalac SA手中收购了惠誉国际评级母公司Fitch Group 20%的股权。1975年，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认可惠誉国际、标准普尔、穆迪为全国认定的评级组织或称NRSRO。 别小瞧了这个主权信用评级，在它背后，是数以万亿计的财富腾挪大转移。而对于国家而言，则意味着平息或制造一场大危机。也许，只有身临困境者，才能深刻地体会到其中的疼痛。 事实上，正是标普公司等评级机构连续下调希腊、葡萄牙和西班牙的长期主权信用评级，才把这些国家的债务问题引爆并放大（比如，西班牙的信用评级就有错杀嫌疑），最终造成了资本市场的大动荡。 不同的判断标准必然造成不同的评级结果。 相关信息显示，穆迪、标准普尔和惠誉等三大国际机构不久前对中国的信用评级分别是A1、A+和AA-；而对美国、英国、法国、德国的信用评级则均为AAA；对日本的信用评级分别为AA2、AA和AA-。 这意味着什么呢？掌控信用评级话语权的美国等国长期拥有最高信用等级，由此每年可以帮助其少支付数千亿美元的债务利息。而我国却因为评级话语权的缺失，政府和企业海外融资成本大增。 损失何以如此令人心痛 中国在此方面曾经吃过大亏，并且，直到现在这个哑巴亏还没有结束。 早在2003年，中国13家商业银行谋求海外上市之际，其信用级别均被评为“垃圾等级”，给中国造成了非常大的经济损失。2008年，在中国国家开发银行、光大银行、中国农业银行在海外上市前需引进战略投资者之际，标准普尔等评级机构开始热炒中国国有大银行的债务和坏账问题，把其信用评级评得极低。结果，包括花旗银行在内的一些国际金融巨头以低价购进中国银行的股份，从中大捞了一笔。 先把你说成垃圾，然后大肆买进，买进后再调高对你的信用等级。一低一高之间，是巨大的财富洗劫。 举个简单的例子：2006年，美国高盛集团、德国安联集团及美国运通公司出资37.8亿美元（折合人民币约295亿元）入股工商银行，收购工商银行约10%的股份，收购价格为每股1.16元。上市后，按照2007年1月4日盘中价格每股6.77元计算，市值最高达到2755亿元，三家外资公司净赚2460亿元人民币，不到一年时间投资收益9.3倍，世界罕见。 评级机构变脸非常之快。比如，2005年10月27日，中国第一家国有银行——建设银行成功在中国香港上市。建行上市以前，海外的战略投资者已经进来，国际信用评级马上就调升。2005年9月28日，标准普尔将建行长期外币评级由BBB-调升至BBB+，短期评级由A-3调升至A-2，同时将基本实力评级由D+调升至C，评级展望为稳定。 美国的三大评级巨头不仅在美国以外的国家洗劫财富，在国内同样劣迹斑斑，在次贷危机中也扮演了极不光彩的角色。2009年11月，美国俄亥俄州总检察长理查德8226;科德雷代表五家政府退休基金，对穆迪公司、标准普尔及惠誉这三大评级巨头予以起诉。由于上述公司给予住房抵押贷款类证券不合理的高评级，以换取利润丰厚的报酬，导致这些基金损失了至少4.57亿美元。因此，“股神”巴菲特旗下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自2009年7月到12月，连续六次减持穆迪股份。 当然，这些评级机构之所以长期被市场认可，也并非完全基于利益。确切地说，他们在追逐利益最大化的同时，也的确注重对评级对象的研究，具有一定的客观性。比如，最早降低希腊主权债务评级的是欧资的惠誉，而后才是美资的标准普尔——除非有证据证明惠誉是被华尔街当枪使了。 这说明，希腊发生债务危机的土壤本来就具备，只是缺少一个引爆的导火索而已，这个导火索即使不是这些评级机构，也可能是别的，时间上可能推后，但危机不可能避免。信用评级机构只是起到了推波助澜、在短时间内放大危机的作用。 我要强调的是，在谴责这些评级机构的同时，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自身的问题。评级机构再怎么评，如果中国自己能够正视自己的价值，又怎会造成那么大的财富流失呢？ 中国备受争议的银行股权贱卖问题，既与中国银行业自身存在的缺陷相关，更与自己的“糊涂”有关。常言说，苍蝇不叮无缝的蛋，从这一点来看，对于这些评级机构中提及的我们中国存在的一些问题，也应该给予足够的重视，防患于未然，而不应该简单地予以全盘否定。 因为，归根结底，还是我们的制度漏洞让投机大鳄们钻了空子。我之所以强调这一点，是因为当下的中国有一种非常不好的倾向：一遇到问题就把所有的过错和责任推卸给对方，而不做丝毫的反省和自我修正工作。以仇恨替代理智的思考，让情绪左右思维，是一种非常糟糕的浮躁表现，这种状况只会为遭受下一轮的洗劫创造条件，很难在未来的货币交锋中扭转被动局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