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政策决定趋势 在国务院公布4万亿投资计划后，我当即写了一篇题为《哪些股票已有中短期投资价值？》的博文，指出：与投资相关的股票已经具有中短期投资价值，我把水泥列在了第一位，并指出“超跌的资源类股票亦值得关注（如水泥和钢材的需求量如果增大，可能增加对相应的煤炭的需求量）”。结果，短短的两三个月时间，很多水泥类股票上涨两倍多，煤炭股也成为随后最强势的板块之一。
因为，这一切都在政府的计划中。 实际上，对于中国的股市而言，不仅趋势由政策决定，连哪个板块会走强哪个板块会走弱，也都源自于政策。不懂政策解读的人，在中国，就不可能成为一个优秀的投资者。 这些是题外话。 政府要盘活死棋，要激活消费，必须让民众先有钱，而通过快速拉升股市的赚钱效应激活消费，尽管是辅助手段，却是见效最快、成本最低的选择。作为当今世界最典型的政策市，把握住了政策走向，也就把握住了中国趋势所指。 我在前面已经谈及，中国面临的是如何盘活投资、出口、消费这“三驾马车”困局的大难题。在出口下降、投资缺钱、内需不振的情况下，政府最喜欢做的是投资，而投资就需要钱，要有钱就必须激活内需，但激活内需面临着民穷的掣肘。 这听起来有点绕口，却是残酷的现实。 财政的窘迫状况到了什么程度，通过此后的一则通知不难看出。2009年11月12日，财政部下发了《关于企业加强职工福利费财务管理的通知》，规定企业为职工提供的交通、住房、通讯待遇，已经实行货币化改革的，按月按标准发放或支付的住房补贴、交通补贴或者车改补贴、通讯补贴，应当纳入职工工资总额，不再纳入职工福利费管理；尚未实行货币化改革的，企业发生的相关支出作为职工福利费管理，但根据国家有关企业住房制度改革政策的统一规定，不得再为职工购建住房。企业给职工发放的节日补助、未统一供餐而按月发放的午餐费补贴，应当纳入工资总额管理。 将企业职工的交通、住房、货币化的住房补贴等福利纳入职工工资总额，就将会导致部分职工多缴个人所得税。 连这一点小钱也考虑在内，可见，政府对资金的渴求是何等的强烈！激活消费 在非常需要钱的大背景下，要激活内需，对政府而言，就必须让需要花钱的花更多钱，让本不需要花钱的出于对货币贬值的恐惧被动地花钱。这便是“恫吓式”消费。 大家应该注意到一个细节：中国真正强力拉动内需，是在2008年次贷危机恶化之后，在此前为什么没有这样做？ 我们需要从两个层面来解读这个问题： 首先，拉动内需这个词广泛地存在于社会保障不健全的国家，真正社会保障健全的国家，老百姓甚至不惜举债消费、过度消费，哪里还需要“拉动”？这是我在对几十个国家的相关数据比较后得出的结论。其实，也是根据常识就可以得出的结论：有钱谁不愿意去消费？是真的不敢消费，真的有顾虑啊！如果走进老百姓的生活就知道，他们所承担的压力是何等之大。 其次，中国在2008年次贷危机恶化以前，尽管多次提到刺激消费，但中国依靠的并不是国内的消费，而是国外的消费！这是中国经济的一个顽疾，一个致命缺陷。所有的国家在人均GDP超过1000美元的时候，其国民收入分配机制都是向个人和企业倾斜的。只有中国在2003年人均GDP突破1000美元以后，财富分配机制依然是大幅度地向政府倾斜，由此导致民穷。相对于民穷的现状，中国生产的产品是过剩的，但是，中国过剩的产品与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的过度消费形成了对接，从而延缓了中国发生经济危机的时间，但这种可能造成经济危机的隐患一直存在。这同时也是次贷危机后，中国实体经济受到的冲击比欧美更严重的原因。一旦国外的消费需求下降，中国产能过剩的状况就会凸显出来，这种脆弱性是很难在短期内得到纠正的。 中国不能在2008年以前真正地出台实质性的政策去鼓励消费，另外一个顾虑是担心通货膨胀。货币超发与低物价并存的中国之谜 我们知道，中国的货币超发现象比较严重，这种情况一般会导致严重的通货膨胀，但中国在更多的时候保持着大量超额货币供给与低物价水平并存的状态，这种奇特的现象被美国经济学家麦金农在1993年称为“中国之谜”。 其实，中国之谜一点也不难理解，庞大的超发货币一部分是被房地产、股市吸纳了，一部分是被储蓄起来了，这种购买力量没有在现实中释放出来。 央行公布的数据显示，中国居民储蓄余额占GDP比例在2005年年末曾接近80%，个人储蓄率也达到历史高位。主要发达国家的居民储蓄余额占GDP比例大多在15%~20%之间、个人储蓄率则在5%以下。亚洲国家居民储蓄余额占GDP比例基本在30%~50%之间、个人储蓄率在10%~15%之间。 中国以世界首屈一指的高储蓄率，最终没有引发严重的通货膨胀，储蓄“锁住”了购买力。 但是，2008年，当政府面临巨大危机的时候，当外部消费快速下滑的时候，必须激活消费，以弥补这个大缺口。这个时候拉动内需，政府已经不会太担心通货膨胀，因为，外部消费的下滑使得外部需求+内需激活的双重消费拉动力量，不能集中起来爆发！ 只有激活内需，才能消化过剩产能，才能为庞大的投资计划提供资金。 于是，拉动内需成为中国的头等大事。除了前面提及的房地产拉动，日常消费、汽车消费也都是重要的拉动内需。随后，人们看到了一种久违了的情景：中国的内需火山般地喷薄而起。 在货币贬值预期的压力下，人们的消费潜力瞬间释放出来。这是国际经济学界过去很少关注到的一种全新的拉动消费的模式。汽车拉动 在房地产消费拉动之后，紧随其后的就是汽车消费拉动： 2009年1月14日，国务院审议并原则通过了《汽车产业和钢铁产业调整振兴规划》，把汽车、钢铁产业作为“国民经济重要支柱产业”，规定从2009年1月20日至12月31日，对1.6升及以下排量乘用车减按5%征收车辆购置税。 2009年3月20日，政府又发布了《汽车产业调整和振兴规划细则》，清理取消限购汽车的不合理规定，修改和完善汽车消费信贷制度，开展“汽车下乡”，目标是保证汽车产销实现稳定增长。2009年汽车产销量力争超过1000万辆，三年平均增长率达到10%。密密麻麻的汽车问题是，中国的汽车产业本身就存在过剩问题。早在2006年3月，国务院就发布了《关于加快推进产能过剩行业结构调整的通知》，首次明确我国汽车业存在产能严重过剩现象。该通知发布后，国家开始提高对新建整车企业、跨产品类别投资的门槛。2006年12月26日，发改委发出《关于汽车工业结构调整意见的通知》，将汽车工业界定为结构性过剩行业，并明确列出6项应对产能过剩、加快结构调整的实施意见。 时间转到2008年，相较2006年的针对结构性过剩所出台的措施，来了个180度大转弯。 对汽车发展的鼓励政策，开出了令世界瞠目结舌的硕果。 2010年1月11日，由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正式发布了汽车产销数据：2009年中国汽车共生产1379.10万辆，销售1364.48万辆，同比分别增长48.30%和46.15%。中国首次正式超越美国，成为全球第一大新车市场。2011年1月10日，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发布了汽车产销最新数据： 2010年，汽车生产1826.47万辆，销售1806.19万辆，同比分别增长32.44%和32.37%。汽车产销双双超过1800万辆，稳居全球产销第一。 大力鼓励汽车消费的政策，实行短短一年后，就因为道路的拥堵不堪而进行调整：从2010年1月1日到12月31日，对1.6升及以下排量乘用车减按7.5%（原为5%）的税率征收车辆购置税。2010年12月28日，财政部再次对税率进行调整，规定自2011年1月1日起，对1.6升及以下排量乘用车统一按10%的税率征收车辆购置税。 优惠政策到此结束，因为，汽车业产能过剩的状况进一步恶化了。 2010年9月4日，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产业协调司司长陈斌指出，在地方政府的推动下，国内汽车企业的快速扩张加剧了产能过剩的风险，因此必须采取措施坚决抑制。他说，许多企业纷纷制订规模庞大的产能扩充计划，新一轮扩产潮已经开始。据调查，我国主要30家汽车企业（集团）2009年年底形成整车产能1359万辆，2015年年底规划产能3124万辆。 “十二五”末期规划产能已经远远大于市场需求。陈斌指出，产能过剩是市场经济的常态。出现产能过剩是市场信号失灵，导致投资行为具有一定的盲目性。但严重的产能过剩会导致市场恶性竞争、企业经济效益下滑、工厂开工不足等一系列问题，不仅阻碍了汽车产业持续、健康发展，对宏观经济发展也必将会造成很大的影响。⑩盯上了农村市场 如果说住房、汽车是城市拉动内需的主力，那么，汽车下乡、家电下乡则是拉动农村消费市场的主要措施。 庞大的农村市场一直被视为中国尚未充分挖掘的有着巨大潜力的领域。 很多专家认为，中国最大的消费市场在农村。对于近7亿多的农村人口所组成的2.5亿个家庭来说，任何商品的普及率只要提高1个百分点，就会增加200万台以上的需求量。据测算，我国农村居民每实现1000亿元最终消费，将对整个国民经济产生2356亿元的消费需求，从而扩大工业部门的中间投入1253亿元，农业部门620亿元，第三产业478亿元。另据有关专家测算，农村人口每增加1元的消费支出，将对整个国民经济带来2元的消费需求。 农村的这个市场的确很诱人。 但是，农村的市场并不是轻易能够拉动的。农村的人均收入不到城镇居民的1/3，但根据国家统计局近年来公布的CPI数据来看，农村的物价涨幅超过城镇。 而且，农村的公共投入远远少于城市。 2011年两会时，全国人大代表、国务院参事、全国人大教科文卫专委会委员马力介绍说，根据测算，中国农村和城市福利待遇人均相差33万元。一般来讲大城市是50万以上，中小城市是十几万。人均收入、公共投入和福利待遇这三大因素制约了农民的消费能力。 统计数据显示，2009年，全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7175元，扣除价格因素后实际增长9.8%；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5153元，扣除价格因素后实际增长8.5%。农村人均可支配收入只相当于城镇人均收入的30%。 2010年，中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9109元，扣除价格因素后实际增长7.8%；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5919元，扣除价格因素后实际增长10.9%。农村人均可支配收入只相当于城镇人均收入的30.9%。 我们不妨看一下，一个农民一年的可支配收入只有5919元，平均每个月493.25元，除去日常的基本开支，能够支配的资金其实是非常有限的。如果家里有重病人，或者有孩子上学，其消费能力更是将被吞噬殆尽。如果他们有钱，还需要鼓励他们消费吗？还需要“拉”吗？ 在拉内需背后，是一种悲凉的现实，是中国必须正视的民生问题。 农村居民在改革开放后，只在最初的几年享受到了发展的成果。后来，在农业补贴工业路线及拆迁的利益转移过程中，农民在财富分配中明显处于劣势。虽然中国不再对农民开征农业税，但仅农用生产资料价格上涨这一条，就足以把减税的好处给稀释掉。 在研究中国经济问题的时候，我更相信，真实调查的数据，比任何机构公布的数据都更有说服力。 尽管如此，在2008年次贷危机恶化的情况下，必须让农民拿出辛辛苦苦积攒的血汗钱消费，以盘活整个棋局。 汽车下乡、家电下乡正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全面展开。汽车和家电下乡消化库存 汽车下乡：国务院在2009年1月14日公布的《汽车行业调整振兴规划》中提出，从2009年3月1日到12月31日，国家将安排50亿元，对农民报废三轮汽车、换购轻型载货车及购买1.3升以下排量的微型客车等，给予一次性财政补贴。 家电下乡：2007年，财政部、商务部提出了财政补贴促进家电下乡的政策思路。自2007年12月起在山东、河南、四川、青岛三省一市进行了家电下乡试点。 随着次贷危机的恶化，为了尽快拉动内需，消化库存，盘活大棋局，财政部、商务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印发了《关于全国推广家电下乡工作的通知》，规定从2009年2月1日起，家电下乡在原来14个省市的基础上，开始向全国推广，产品也从过去的4个增到8个，除了之前推出的“彩电、冰箱、手机、洗衣机”之外，又新增了摩托车、电脑、热水器和空调。它们和彩电等产品同样享受国家13%的补贴。各个省市可以根据各地区不同的需求在这四个产品中选择两个进行推广。 家电下乡的目的并不仅限于让农民百姓用上电器那么简单！如果他们手中有钱，到县城的路费也花不了几个钱，更何况，乡镇商店都可以买到。从经济的角度来看，家电下乡的目的在于消化积压的库存产品，化解产品过剩压力。 2008年11月，商务部副部长傅自应指出，我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家电生产国和出口国，彩电、冰箱、洗衣机、手机产量均居世界第一。2007年这四类产品累计出口579亿美元，出口依存度约50%，产能过剩严重。特别是2008年以来，随着生产成本上升、人民币汇率升值、能源原材料涨价等因素影响，家电出口受到了很大制约，不少企业已经出现利润下降甚至亏损……国内城市市场接近饱和，这就亟须通过启动农村市场消化过剩产能。“家电下乡”政策把对出口的调控政策转向启动农村市场，不仅为企业调整产品结构、提高品牌影响力拓展了空间，还有利于消化家电行业过剩产能，扭转企业效益普遍下滑的势头……初步测算，连续四年在全国农村对彩电、冰箱、洗衣机、手机四类农民需求量大的产品实施“家电下乡”，平均每年可拉动农村家电销售超过1500亿元，带动农村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约2.5个百分点，相当于20%左右的出口能力，可以基本消化这些产品的过剩产能。 “可以基本消化这些产品的过剩产能”显然是达到了有关部门预期中的效果。 但是，这种拉动同样是消耗性的，在农村原本社会保障机制都不健全，公共设施又严重滞后于城市的情况下（比如，在我的出生地，由于道路泥泞，每家须拿出3000多元钱把路修好——这相当于一个家庭半年多的收入，我们家乡很穷。这种情况在城市则是完全由政府解决的），中国的这种拉动政策只能成功而不能失败——没有任何承受失败的能力，因为一旦失败，原本脆弱的农村保障体系就会因消耗农民仅有的存量财富导致的自保能力下降而变得更加脆弱，农民的抗风险能力会进一步降低。 风险恰恰隐藏于此。 很多人不了解，在中国拯救经济，使经济取得“率先复苏”的成绩背后，是一种怎样的冒险。对于这种危险性，只有对农民的疾苦有着深刻了解的人才能感悟得到。 农村这个市场总是被迫承担着一些特殊的使命。汽车下乡、家电下乡，承担着消化库存、拉动内需的重任，而新农村建设实施后，很多地方政府禁止农民自建住房，而是购买政府统一建造的房屋。这实际上让农民承担了吸纳超发货币的使命，或者说，住房货币化向农村延伸了。劣质品之害 现在，重回家电下乡这个话题。 家电下乡消耗掉的不仅仅是农民原本脆弱的购买力，同时，也有商家和有关部门的信誉。在家电下乡过程中，一些不良商家乘机把积压商品、过时淘汰的商品甚至翻新的商品或者“山寨”产品卖给农民，有的商家则提高售价，农民买到的补贴价格远高于城市。 不妨看一则《广州日报》刊发的报道：2009年12月初，中国消费者协会公布的一份调查报告显示：“家电下乡产品维修比例高达12.6%，相当于每8件家电下乡产品中就有1件出现过维修。”这意味着什么呢？美的集团副总裁黄晓明向媒体透露，行业内的维修率，空调产品大概是0.75%，冰箱1.08%，洗衣机0.59%，如果家电下乡的产品维修率达到12.6%，“那就反映出家电下乡的产品质量是有问题的，是非常不合理的”。该报还举了一个具体例子：秦小姐8月份购买了一台家电下乡的冰箱，“但使用不到两个月，就出现冷藏室结冰的现象”。令秦小姐更为气愤的是，维修人员两次上门维修都是匆忙走过场，“根本无心帮你修”，“最后投诉到监管部门才真正修好”。 中国的绝大部分农民是非常艰辛、非常淳朴的，一些不良商家的不诚信做法，给他们造成的伤害是令他们刻骨铭心的，毕竟，农民尤其贫困地区的农民挣点钱实在太难了！ 欺骗的结果是农民用脚投票。陕西省商务厅的数据显示，2008年12月16日至1月4日20天时间内，陕西省“家电下乡”共卖出370台家电，平均一天只能卖掉不到20台家电产品。别说陕西全省，即便是按照西安市的设想，几百台的起点都太低了。 我们必须认识到，人骨子里都有消费的欲望和动力，消费从来都是不需要外力去拉的。很多人之所以不敢消费，根源在于他必须用储蓄来应对社会保障缺位的风险！ 中国要想真正拉动内需，必须改变目前的财富分配格局，走民富路线，增加民众的收入、建立起完善的社会保障机制。对于庞大的农村市场而言，要启动这个潜力无穷的市场，也必须以增加农民的收入，建立起系统的社会保障机制为前提。 同时，也必须让农民有利益诉求渠道，拥有更畅通的发言权。农民话语权的缺失 中国农民收入增长缓慢的主要原因之一，是当今各种强势利益集团崛起，弱者的话语权被削弱。甚至，在他们利益受损的情况下，也很难通过高成本的法律武器维护自身权益，更多的是走上充满艰辛的上访之路，期待上级给予解决。 我们不妨看一组数据： 1978年时，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是2.57∶1，随着农村改革的深入这一比例逐步降低，到1983年降到最低点1.82∶1，此后城乡收入差距又有所扩大。1990年城乡收入比为2.2∶1，1995年为2.71∶1。到2010年，两者的差距为3.23∶1。 1993年后，为何会突然成为一个影响农民收入变化的分水岭？ 仅从利益诉求渠道这个因素来说，是因为这一年之后，农民的话语权被弱化了。以农民在全国人大代表中的比例为例：在第四届全国人大代表中，农民占代表比例为29.4%，第七届时还占23%，到第八届（从1993年起）时降为9.4%，第九届降到8%，第十届为8.4%。我国农民的收入变化与其在人大代表中所占比例竟然有着如此惊人的趋同性！ 农民在人大代表中的比例降低，使得农民的话语权呈现出明显的弱势。尤其是在我国民主政治向前发展的过程中，强势的声音更容易对相关政策产生直接影响。 数据表明，恰恰是从1993年以后，我国农用生产资料价格快速上涨。仅1995年一年国产尿素价格就比上年上涨50%，农药上涨18%，农膜上涨31%，而农业产品价格上涨的比例却非常之低。农工产品的“剪刀差”迅速扩大，到1994年时，已经达到670亿元，如果算上农业和乡镇企业上缴的税收，数额更大。 从表面上来看，农民只是生产资料涨价的承受者，而从实质上来看，则是农民为城市工业的发展承担成本，即通过损耗农民的利益来维持城市工业的快速发展。倘若农民在相关政策讨论的过程中，能有足够的利益诉求渠道，由于政策倾向性导致的“剪刀差”问题还能存在那么多年吗？有人认为，取消农业税后，我国农村的发展会有一个新的历史机遇。但是，取消农业税给农民带来的好处，很快被农业生产资料价格的快速上涨所吞噬。而且，同样由于农民话语权太弱的缘故，这些问题迟迟得不到解决。 农民话语权的削弱，也影响到了农村公共产品的质量和数量。相关数据表明，城乡之间公共基础设施建设水平的差距平均至少在15年以上。由于公共投入不足，农村居民要付出更大的负担。比如教育，财政对农村教育的投资不足全国教育投入的1/4，导致农村不少贫困家庭子女因交不起学费而辍学。医疗方面的差异更为明显。尽管我国农村人口远远多于城市人口，但是，对农村医疗卫生投入一度不足城市的1/6，因病陷于贫困或生病无钱治疗的状况在经济落后地区非常普遍。 经济是基础，政治是上层建筑。政治对经济发展所起的决定性作用是无可替代的。新农村建设，如果没有农民参政能力的提升是很难达到预期目的的。 当然，人大的作用对财富分配格局的影响，并没有如此重大。我写出这一点只是希望抛砖引玉，希望人们从各自的角度，关注“三农”问题，为弱势者呼吁。从古到今，这何尝不是有良知的知识分子应尽的义务和应遵守的本分呢？强拉内需的风险 当恫吓式消费拉起内需，更重要的是，庞大的信贷投放、政府高价卖地和征收税费取得的收入，让政府手中积累起了用于大规模投资的资本。 中国由此解开了一个死局，但因此种下的隐患并不比之前少。诚如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经济学和金融学教授许小年所言，由结构失衡引起的经济危机远未结束，由政府花钱、银行放贷支撑起来的强劲复苏恐怕很难持续，因为政府不可能这样持续花钱，银行也不可能永远这样放贷。国民经济最重要的部分——居民消费长期被忽视，如果不能有效促进居民消费，中国经济中长期复苏也无法实现。 但是，人往往更容易沉浸在胜利的喜悦中，而忘记其他所有的一切——哪怕面对的只是感觉中的胜利，而非实质性的或长久性的胜利。 政府投资扩大最大的一个问题是政府负债大幅增加，尤其是地方政府的债务由于不透明，游离于监管和公众视野之外，构成一个巨大的无底洞，这种隐患是当下很多人所难以理解的。当中国的债务与美国的庞大债务在节点上形成某种联系，就意味着狙击点的形成。中国将为此付出代价。 那么，美国是如何救市的呢？如果对这种区别非常了解，那么，未来趋势的发展，在您心目中，就会变得渐渐明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