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经济的发展趋势与每个人的切身利益密切相连。很多人都想知道未来，以便未雨绸缪，及早调整思路、策略和规划。 要想预测未来趋势，必须洞悉过去的种种渊源。因为，趋势是连贯的，是承上启下顺延的，一些根本性的因素始于过去的某个重要节点。要研究趋势，必须把这个节点找出来。凡行事须知趋势 研究经济趋势是一件富有挑战的事情。 在中国尤其如此。一方面，受限于各种虚假数据的困扰，另一方面，政策对经济的影响力巨大，而一些政策带着明显的“短线”思维特征，朝令夕改，难以捉摸。加之各个政府部门、各地政府出台的政策常常互相冲突和排斥，导致很多政策尚未开始执行就胎死腹中。另有一些政策，则被地方政府、有关部门有选择性地执行——有利于自身利益的，加倍执行；反之，则阳奉阴违，加以抵制。 这些，都为判断中国经济的发展趋势造成了相当的难度。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趋势规律不可寻。恰恰相反，正是因为这些弊端的存在，倘若利用好，反而会成为更清晰地判断趋势的依据。如果捋顺各个利益主体的利益诉求及实现自身利益的能量，即用“利益分析法”把握其中的规律，很多趋势就会变得非常明晰。 从写《中国怎么办——当次贷危机改变世界》开始，我就开始尝试注入前瞻性的趋势预测的内容，事实上，这本写于2008年的书，里面所预言的重要趋势基本都得到了验证。我希望我的每一本书，都有这种前瞻性的内容，以使其更有价值。尽管本人能力有限，但用心做研究，用心写作，努力做好。 要了解中国经济的未来，必须洞悉过去。因为，趋势是连贯的。如果不能深刻、清晰地认识过去，就很难理解笔者对未来趋势所做判断的逻辑和思路。这一点极其重要，尤其对中国这样的行政力量主导经济发展的国家而言，政策的来龙去脉和经济走向的因果关系更为分明。 中国救市之谜 我们不妨从次贷危机发生后的救市政策说起，然后，慢慢找到通向未来趋势的路标…… 时光倒流到2008年那个腥风血雨的时候。 2008年9月，是次贷危机引发的灾难最密集爆发的一个月。 9月7日，美国发布接管房利美和房地美两大住房抵押贷款融资机构的救市政策。 9月14日，美国银行与美国第三大投资银行美林证券达成协议，将以约440亿美元收购后者。有着94年历史的美林证券成为过眼烟云。 9月15日，深陷经营危机的美国证券巨头雷曼兄弟宣布，由于有关救济方案的谈判宣告破裂，将依据美国联邦《破产法》第11章申请破产保护。成立于1850年，有着158年历史的雷曼兄弟的悲惨命运，震惊了世界。 美国、欧洲、亚洲各国股市，哀鸿遍野，惨不忍睹。 外部的惨状，震惊了中国决策层，中国的政策定位因此做出了重大调整。 2008年9月15日，中国央行决定下调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和中小金融机构人民币存款准备金率。值得特别注意的是，这次利率调整，是中国央行近4年来首次下调贷款利率、近9年来首次下调存款准备金率。这种雷厉风行的背后，是中国货币当局对次贷危机蔓延的极度担忧。这种担忧带来的紧迫感，直接影响到了世界上许多国家的经济、货币政策。中国尤为突出。2008年10月17日，温家宝总理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部署第四季度经济工作，将宏观经济调控目标由“一保一控”转为“保字当先”；10月21日国务院再开常务会议核准一批建设项目和重大工程，发出“扩大投资、防止经济滑坡”的信号；11月5日，温家宝主持召开第三次国务院常务会议，将“保增长”改为“促增长”，明确提出刺激经济的10条具体措施，计划投入4万亿元，而且，温家宝特别强调：“出手要狠、出拳要重、措施要准、工作要实。”中国的经济刺激力度和决心让整个世界为之震撼。据新华社报道，11月10日，国务院在北京召开省区市人民政府和国务院部门主要负责同志会议，温家宝针对其早先提出的扩大内需“出手要狠、出拳要重、措施要准、工作要实”的 16字要求，进一步说，“快”就是要迅速出手，争分夺秒，不可贻误时机；“重”就是要实施坚决有力的措施，从根本上扭转经济增速过快下滑趋势；“准”就是要抓住关键，突出重点，能起到立竿见影的效果；“实”就是要抓好落实。发改委、央行等各大部委亦紧急部署各项工作。国务院如此密集地针对全国经济形势进行部署，为多年来罕见。
那么，中国的问题到底在哪儿？根源是什么？中国最高层为何如此急迫？这是我们把握未来趋势必须要了解的最重要的因素。用中国逻辑研究中国经济趋势 研究中国的经济，既要熟悉西方的重要经济学经典，更要熟知中国特色的思维、逻辑方式——这一点尤其重要。否则，研究中国经济如同盲人摸象，永远看不清楚。 中国的很多经济学逻辑，西方国家的研究者根本看不懂，遑论中国的普通老百姓？比如，有经济学家提出：“为了达到改革的目标，必须牺牲一代人，这一代人就是3000万老工人。8亿多农民和下岗工人是中国巨大的财富，没有他们的辛苦哪有少数人的享乐，他们的存在和维持现在的状态是很有必要的。中国应该用就业促进就业，因为有一批人就业了，赚了钱他马上会花掉，另外的人就有了赚钱的机会……中国是否应健全福利与社会保障制度？我建议取消所谓的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等福利，目的是保持大家的工作热情和能力。”①再比如，有经济学家提出：“我把堵车看成是一个城市繁荣的标志，是一件值得欣喜的事情。如果一个城市没有堵车，那它的经济也可能凋零衰败……（1998年特大）水灾刺激了需求，拉动增长，光水毁房屋就几百万间，所以水灾拉动中国经济增长1.35%。”② 中国的经济学家，足以雷倒整个世界。 国内的经济学家在研究经济的时候，习惯用“三驾马车”（投资、出口、消费）做分析和论证，这与西方的研究习惯不同。就好比“结构性通货膨胀”的说法，在国内非常流行，耳熟能详。我托付几位在国外知名大学读经济学博士的朋友，向他们的导师求教，皆回答“没听说过这种表述”。所以，很多人听中国的经济学家谈论经济问题，感觉他们像首次光临地球的外星人。 研究中国的经济趋势，必须按照中国的逻辑、思维方式去做分析。因为，这是中国在什么时间出相关政策的思路和逻辑源。 来看看投资、出口、消费这“三驾马车”。 在投资、出口、消费三者当中，美国是以消费为绝对主导，消费占GDP的比例基本上都在70%以上（2009年美国消费占GDP的权重为73%），这与其经济政策中的民富主导思想相关，民众是消费的主力，也是经济增长的最重要推动力。 而中国，消费对GDP的贡献率则比较小。在2007年以前，投资和出口占中国GDP的80%左右，消费仅占20%左右。这与中国国民收入分配中民众所占份额小有关。因此，在中国，政府是“三驾马车”的主导者。 中国这种经济格局的形成，是由国民收入分配中，居民收入下降而政府收入上升的趋势所决定的。在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召开之前，全国人大常委会对包括国民收入分配等重要课题开展了专题调研工作，参加调研的委员感叹，收入分配问题要比预想的严重。有的委员指出，中国已经是世界上贫富差距最大的国家之一。直接参加调研工作的全国人大财经委经济室主任李命志认为，国民收入分配存在的主要问题可以概括为“两个比重和一个差距”：“两个比重”是指居民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下降，收入分配向政府倾斜；劳动报酬占初次分配的比重下降，初次分配向资本倾斜。从20世纪90年代以后，在收入分配的三个要素主体中，居民的收入增长最为缓慢，而政府和企业的增长较快。尽管对于政府收入有着不同计算方法，比如是否纳入预算外收入土地出让金等收入，但参加调研的各方一致认为政府收入在近些年增长较快。③ 这种分配格局是中国经济畸形发展的根源之一。不仅过去，今后还会更频繁地遇到这个棘手的问题。 次贷危机发展到2008年的时候，中国的出口形势突然下降，甚至可以用一泻千里来形容。出口占GDP的比重从2007年的37.5%骤然下降到2008年的4.75%。从单月来看，2008年11月，我国出口分别同比下滑2.2%，进口下滑17.9%；2008年12月，我国出口同比下滑2.8%，进口同比下滑21.3%；2009年1月，我国出口下降17.5%，进口同比下降43.1%……④虽然这是4万亿救市计划出台后的数据，但在此之前，中央已经强烈地预感到了这种下降，而这种担忧很大程度上体现在了接下来的一系列决策当中。中国面对一盘死棋 现在我们逐个分析： 在“三驾马车”当中，出口下滑，而且是快速下滑，剩余的两个就是投资和消费。消费屡拉不动的根源，谁都知道，是中国民穷及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所致，短期内难以改变。那么，能够指望的，首当其冲理所当然就是政府最钟爱的投资。但是，投资缺钱： 中央财政自1978年以来，除1985年有25亿元的账面结余外，其余年份全部都是赤字。 地方财政在1994年分税制改革后，绝大部分处于赤字状态，到2007年年底时，中国地方债务余额约为4万亿元人民币。 决策者突然发现中国经济在面临着一种巨大的威胁：在出口、消费和投资三种元素的布局中，近乎一盘死棋！出口在下滑、投资缺资金、消费长期低迷。三驾马车几乎全部停滞！ 那么，如何将这盘棋盘活？ 必须筹到资金，用于投资，把投资盘活——这是中国解决经济问题的基本思路。 按照西方国家的做法，首先就是大规模的减税：给企业减税，可以帮助企业在危机中渡过难关，提高生存能力，保持就业岗位不丧失，为经济复苏打下基础。而给居民个人减税，则可以增加民众的抗风险能力，减轻其后顾之忧，使民众的消费能力能够尽快保持稳定状态，静待经济的复苏。 而中国走的是相对激进的路线——以政府投资为主导，通过倾注信贷激活房地产，以盘活整个棋局。这里面的逻辑关系是：一旦信贷倾盆而下，必然引发公众对货币贬值的担忧，在这种恐慌心理促使下，将有大量资金涌向房地产市场，从而，激活整个楼市。 也就是说，中国的经济复苏政策，是以房地产为突破口的——这是中国大棋局的开始。楼市开启拯救之路 在所有的能够增加收入的方式当中，有两种最直接：其一，卖地；其二，增加企业税、费。要卖地，就必须抬高地价，要抬高地价，就必须托起房价。天量倾注的信贷，最终完成了这一使命——当信贷汹涌地投放到市场，几乎所有的人都开始确信，货币的贬值几乎是必然的，房价的上涨当然也是必然的。在这种强烈、明确甚至带有恐惧感的预期之下，无论是实际需要住房的，还是炒房的，都疯狂地涌入了房地产市场当中。 我们不妨回顾一下当年房贷的数据： 2008年11月份，新增贷款4769亿元。 2008年12月份，新增贷款7718亿元。 2009年1月份，新增贷款1.62万亿元。 2009年2月份，新增贷款1.07万亿元。 2009年3月份，新增贷款1.89万亿元。 2009年4月份，新增贷款5918亿元。 2009年5月份，新增贷款6645亿元。 2009年6月份，新增贷款1.53万亿元。 …… 信贷的扩张是货币供给扩大的一种形式。诚如黄达教授所言：“无论是计划经济还是市场经济，货币供给的动态都取决于信贷的扩张和紧缩。”⑤ 在这种情况下，影响房价最大的因素已经不再是供求关系，而是货币供应量；这个时候的住房也不再是通常意义上的住房，而成了一种金融产品。中国的房价之所以超过了美国——是绝对房价而不是相对于人均收入折算后的房价超过了美国——最根本的原因是中国的广义货币供应量已经超过了美国！即使没有相关鼓励措施出台，房地产市场也很容易被激活。天量信贷的投放，成为房价重起的引擎。 在信贷供应量加大的同时，中国在房贷、税率等方面，出台了大量的优惠政策： 2008年10月下旬，国务院出台了十举措扩大消费、拉动内需。其中第八条规定：“金融机构对居民首次购买普通自住房和改善型普通自住房提供贷款，同时，下调个人住房公积金贷款利率。” 2008年10月22日晚上，财政部宣布：除了强调国务院出台的对购房的优惠政策外，地方政府还可制定鼓励住房消费的收费减免政策。 几乎与此同时，中国人民银行决定：自2008年10月27日起，下调金融机构一年期人民币存贷款基准利率；最低首付款比例调整为20%。绝大部分商业银行全面放开第二套房贷政策。多家银行表示，只要客户之前的贷款已经结清，则无论是二套房贷，还是多套房贷，都可以比照首套房贷的政策执行。 投机性炒房开始泛滥。 久违了的排队购房的现象开始出现。 房价重新步入上涨轨道。 北京2009年6月商品房住宅成交均价为每平方米13302元，比当年1月份上涨了27%。广州楼市也在闷声猛蹿。2009年5月份，广州市75%的楼盘价格已经回到2007年水平。 官方数据显示，全国商品房销售面积和销售金额在2009年5月份已分别达到7000万平方米与3393亿元，双双创出历史新高。2009年5月份全国商品房销售均价已达到4847元/平方米，为历史新高，比2008年房价的最低点上涨了33.79%。⑥开发商高价抢地 当存量住房飞快地被抢购一空，开发商重新站到了抢地的起跑线上。 为了让开发商们有更多的资金拿地，政府对开发商的政策迅速放宽： 2009年5月27日，国务院公布了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资本金比例的调整结果，其中最值得关注的就是普通商品住房项目投资的最低资本金比例从35%调低至20%。这是在2004年以来执行了近5年的35%自有资本金贷款比例首次实现了“松绑”——这意味着过去3倍的杠杆加大到了5倍，开发商可以更便利地以小博大，玩空手套白狼的游戏。地方上出台的扶持房地产的政策更加激进。比如，2009年3月，广东省发布的房地产新政第十三条规定：对在2008年签订土地出让合同，确实无法按时缴纳土地出让价款的项目用地，由土地使用者申请并经当地市、县人民政府批准，可适当延长缴纳土地出让价款期限，延长时间原则上不超过2年。 这个规定实际上突破了法律法规的限制。1999年4月26日国土资源部通过的《闲置土地处置办法》规定，连续2年未使用的闲置土地，经原批准机关批准，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无偿收回土地使用者的土地使用权。 这些做法的效果是明显的。不仅退地的开发商消失得无影无踪，“地王”重新出现，而且，“地王”中又出现了许多新面孔：央企——关于它在特殊时刻的闪亮登场，我们在接下来会深入分析，打开一个被很多人所忽略的世界。 人们所能知道的是，“地王”又回来了。 仅以2009年6月的数据为例：2009年6月，全国住宅用地成交总价8次被刷新，成为不折不扣的“地王月”。其中，6月26日，中国电子下属的成都中泽置业以19.6亿元的价格击败万科、华润、中信、住总、金融街、北辰等对手，拿下了北京奥运村乡地块，使得楼面价高达15216元/平方米，成为北京总价和均价双料新地王。6月30日，中化方兴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40.6亿元拍得北京广渠路15号地，北京新“地王”就此被快速刷新。两大地王皆为央企背景。除北京外，上海、广州、深圳等一线城市也是“地王”迭出，央企、国企充当了新“地王”的主力军。 这实在是一个微妙的时刻。央企充当“地王”，客观上抬高了地价，把民营房产商推到了尴尬的前台：要么两手空空，要么加价拿地。 这种妙不可言的细节，把央企充当地王的意义，展露殆尽。 2009年7月9日，国资委企业管理局相关负责人公开表示，目前有关企业的竞拍行为都不算是突破主业限制。而且那些有所斩获的企业，基本上都是央企下辖的二级或三级企业。“对它们，有些难以纳入国资委的监管范围。”事实上，对央企资金的使用和流向，国资委也有明确规定。在2007年8月国资委发布的《关于进一步规范中央企业投资管理的通知》中，明确规定中央企业投资非主业性质的房地产、金融、证券和保险业等，须报国资委批准。⑦ 国资委的态度值得玩味。 但是，有一点是非常明确的，当“地王”一个接一个地出现，最欢天喜地的是各级政府，他们在短时间内迅速积累了大量用于投资的资金。特殊角色的“地王”，悄悄完成了自己的使命。加税是筹集资金的另一个手段 与此同时，税务部门加大了税收征管力度，先是通过查账的方式，让企业补缴税款，后来一些地方的税收部门干脆直接与企业“商量”，报个数让企业拿钱，或者让企业预付第二年的税款，以便完成任务。 这对企业负担的增加是显而易见的。 政策思路非常明晰：先通过拉动房地产和税收部门的努力“筹集”足够的资金，支持庞大的投资计划，把投资激活，然后，通过投资和出台鼓励消费的政策，把内需激活。有了这两个前提，就可以静待国际经济形势好转，拯救中国的出口。大规模投资铺开不能不说，这种思路非常有魄力，但其实也是极其冒险的。 因为它是以消耗存量财富为核心的，在社会保障缺位的情况下，一旦失败，民众的抗风险、抗危机能力将变得更弱。 不仅如此。在楼市泡沫连续十多年快速累积，民众难以承受高房价的情况下，听任房价下跌，挤压泡沫，使房价下跌到与民众购买力相对接的地步，重新激活成交量，就能促使房地产市场的健康发展，房地产对60余个行业的拉动作用，也能重新发挥出来。并且，买房者资金的节省，可以促进其在其他领域的消费，激活内需。同时，也可以减弱广大民众对未来高房价预期的担忧，这同样有利于激活内需。 但是，通过放松信贷，吸引大批宝贵资金重新涌入楼市，继续将高房价维持在高位的情况下，将彻底扭转房屋的需求者对未来房价可能下跌的预期，使他们不得不在高位买房，接受既得利益者的盘剥。这种做法虽然暂时激活了成交量，但后患无穷。 其一，在房价处于高位的情况下，放松信贷，强化银行资金对房地产的支持作用，容易为假按揭创造条件，加大金融领域的系统性风险。实际上，次贷危机就是由于金融机构在房价处于高位的情况下过度介入其中有关。在全世界都对由此导致的危机和灾难后果心有余悸的情况下，中国对高房价的支持行为违逆了基本的经济规律，也失去了一次宝贵的自我挤压泡沫、释放风险的机会。 其二，在房价仍处于高位的情况下，消费者不得不为买房付出更高的成本，手中应对不确定性风险的资金减少，这容易加大高房价对消费的吞噬作用，即在房屋成交量重新被激活的同时，其他领域的消费被压缩。 由于中国的房地产领域是一个高度垄断的市场，开发商对房屋具有强大的定价权，他们可以随意操纵市场、控制价格。由于没有自建房等供应渠道对开发商的垄断地位发出挑战，民众的住房需求绝大部分都不得不通过商品房市场来满足，这种无奈的现状导致中国的房价和住房供应长期被既得利益集团操纵，导致国民长期痛苦地承受既得利益集团的掠夺，沦为房奴。福利房 在这里，还有必要提及一点：一些部委及地方政府官员有动力推高房价的另一个原因是福利房。 2010年4月，《经济观察报》等多家媒体公开报道了这样一件事：在部委大院集中的北京海淀区四道口，近两年盖起了不少新楼，有的刚刚竣工，有的正在装修，有的已装修完毕。这些新房“职工是以4500元/平方米左右的价格”购买，而旁边的商品房小区每平方米的价格高达4万元。⑧ 福利房的价格，比商品房便宜88.75%！换句话说，商品房的价格是福利房的8.89倍！ 通过媒体的报道我们知道，这种内幕购买福利房的情况就国家部委而言，颇值得玩味——他们不仅对房价上涨没有丝毫痛感，还是最直接的受益者。房价上涨，这些既得利益者不仅不会感受到压力，还会分享商品房与福利房之间更高的价差——这个价差越大，其卖出福利房后获得的利润越高。 这等于陷入了一个悖论当中：所有的房地产调控政策都由相关部委与地方政府执行，而他们恰恰是房价快速上涨的最大受益者：于私，他们的福利房可以卖高价，外加房地产扩张中的种种暗箱交易；于公，地价拉高财政收入提高，提升GDP，获得更多升迁机会。 房地产调控政策屡屡被化解，与此有直接关系。 我们知道，福利房是计划经济制度的产物，它是以单位福利的形式分配给个人的房，一般是以成本价卖给职工的。换句话说，福利房的价格是剔除暴利因素后最真实的价格！1998年的国发23号文中规定：“在一定时期内，国管局、中直管理局可统一组织建设经济适用住房，按建造成本价向在京中央和国家机关职工出售。”由此，成本价便成为福利分房的潜规则。当福利房与商品房的价格相差高达8.89倍的时候，它彻底地揭开了所谓中国房价不存在暴利的谎言，直观地衬托出房价泡沫的严重程度！ 福利房严重扭曲了中国的住房保障机制。在许多低收入者还得不到最基本的住房保障的情况下，公务员得到的超福利待遇进一步挤占了公共福利的资源。 部委建造福利房的资金来源于财政收入，这已经是公开的秘密。截至2010年4月11日，共有35家中央部委公布了当年的部门预算，预算总额近2848.34亿元，而其中用于住房保障的支出就高达58.53亿元。其中，农业部用于住房保障的支出最高，达到13.5亿元，其次为工业和信息化部，7.59亿元，第三名是中国气象局，7.53亿元⑨。这里所讲的住房保障支出，就是用于部委机关及部属单位按照国家政策规定为职工发放的住房公积金、提租补贴、购房补贴等支出，而非用到低收入者的保障性住房支出。 一方面是部委住房福利的过度保障，另一方面，是社会低收入者的保障严重不足。2010年，全国人大报告指出，保障性住房建设进度缓慢，截至2009年8月底仅完成投资394.9亿元，完成率为23.6%！值得强调的是，即使这一数字也有很大水分，比如，上述部委为自己建造的福利房，一般也被列入到所谓的经济适用房当中了。这实际上意味着，作为为人民服务的公务员近水楼台先得月，使原本应该享受住房保障的低收入者的住房梦变得更加遥远。 而1999年，国务院专门针对公务员人群下发了《在京中央和国家机关进一步深化住房制度改革实施方案》，规定“从1998年底起，在京中央机关和国家机关停止住房实物分配，逐步实行住房分配货币化”。 遗憾的是，这些规定未得到遵守。 一方面，是调控房价的政策得不到执行，另一方面，是国家明令禁止的福利房政策被变本加厉地执行，其中暴露出的深层次问题，是权力监督和制约机制的缺位。即使关注此事的人大代表也仅仅表达一下“住房保障支出过大会让老百姓不高兴”的担忧，便再无下文。 现在重回我们要谈的主题。 2008年年底到2009年上半年，中国对房地产的拯救措施，是整个大棋局中的一个组成部分。从经济安全的角度来看，中国的救市计划只能成功不能失败，甚至不能有任何失误，必须一步成功。幸运的是，这次中国度过了最恐惧的困境——至少中国自己是这样认为的。 2008年10月初，央行前副行长、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吴晓灵表示，中国房地产市场存在风险，政府不应人为阻止房价下跌，“如果政府人为阻止房地产价格的下跌，那么美国的今天就是中国的明天”。 吴晓灵这句话言犹在耳，重新回过头来，我们今天面对的房地产现状，在告诉我们什么？未来的房地产趋势，又将告诉我们什么？ 有一点是确切的，我相信这句清醒而理智的警告，在未来，将会被重新记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