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货币超发很容易引起通货膨胀，对于这种因果关系，人们都有直观的认识。货币与通货膨胀 我们可能会多次看到这组数据：中国的广义货币量M2余额在1990年的时候为1.53万亿元人民币，而到2010年12月末，广义货币供应量M2余额为72.58万亿元，同比增长19.7%（在2009年，同比增长是27.7%）。 中国广义货币供应量增长最快的时期是1992年（31.30%）、1993年（37.30%）和1994年（34.50%），那个时候发生了极为严重的通货膨胀。 原因有二： 一是货币供应增速过快，世界无出其右者。 二是中国缺少可以吸纳这些超发货币的领域，房地产和股市都处于刚起步阶段，规模有限。这意味着，货币只要一超发，没有任何缓冲，立即就会在市场中显现出来，推动物价的上涨。 为了规避这个缺陷，政府开始在越来越多的领域实行货币化，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吸纳超发货币。
于是，住房改革、医疗改革、教育改革开始展开。通过改革，原本应该由公共财政承担的职责，相当一部分转嫁给了公众。实际上，货币化与公共财政的去责任化是密切相关的。说得直白一点就是，原来应由财政提供的部分公共产品，现在需要钱购买了，对货币的需求量自然就增大了。在货币化的大背景下，住房、医疗、教育领域的货币化及股市的扩容，成为吸纳超发货币的重要领域。 中国现在的货币化程度已经远远超过了美国。2010年11月，复旦大学经济学教授、博士生导师韦森指出：中国经济的货币化在加速。中国现在M2存量大约是70万亿，GDP大约是35万亿，这意味着我们1元GDP就有2元货币了，这说明中国经济的“通货”已经膨胀得不得了了，发的货币已经很多了。当然，“通货”是膨胀了，大大地膨胀了，至于CPI是不是也必定上涨，这另当别论。美国最近增发了6000亿美元的钞票，全世界一片哗然，但美国的1美元GDP目前才只有0.6美元多M2，比我们低很多呀！现在，我国经济的货币化程度已经比美国高很多了。我把这种变化叫做中国经济的货币化在加速。 中国的货币化过程令人扼腕叹息。 货币化的深入，意味着民众承担的责任加大。 以教育为例。早在1993年制定的《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第48条中就曾明确提出，“逐步提高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在本世纪末达到4%”。也就是说，按此纲要，到2000年，4%应该已成为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比的下限。但遗憾的是，即便是18年前的目标，迄今也远没有达到。根据世界银行2001年的统计，在澳大利亚、加拿大、法国、日本、英国和美国等高收入国家，公共教育支出占GDP的均值为4.8%，而哥伦比亚、古巴、约旦、秘鲁等中低收入国家公共教育支出占GDP的均值为5.6%。 根据教育部财务司、《中国统计年鉴2009》及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计算，2000~2009年10年间，以4%的比例为目标，则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10年累计“欠账”已达16843亿元。财政欠账留下的缺口，自然是由公众承担的。不同的货币化 值得一提的是，中国的货币化与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是不同的。货币化对西方国家的经济发展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贸易的发展、资源的配置、人口的流动，都需要依托货币化才能更好地进行。而且，西方国家的资源主要掌握在私人手中，货币化使得私人的财富增长，消费动能得到充分释放，促进了经济的发展。 而中国的资源尤其是自然资源基本上掌控在政府手中。货币化的深化对政府有双重好处。 其一，货币化意味着掌控丰富资源的各级政府变得更有钱，掌控的财富更大。以土地为例。2011年1月7日召开的全国国土资源工作会议公布的数据显示：“十一五”期间，我国土地出让收入逾7万亿元。在“史上最严厉房地产调控”的2010年，全国土地出让成交总价款2.7万亿元，同比增加超过70%。国土资源部部长徐绍史坦言：“城市发展对土地的依赖有增无减，利益分配不合理，社会矛盾突出，土地出让制度亟待进一步改革完善。” 土地的货币化实质上是财富从民众手中向各级政府及相关既得利益集团手中转移的过程。 诚如徐绍史所言，“利益分配不合理”首先是城乡土地利益分配不合理：从农民手中拿地，以万元为单位；在土地市场拍卖出让，以亿元为单位，计量单位相差万倍。其次是时间分配上不合理，前一任市长可以卖出未来三任市长的地，不仅透支城市发展后劲，更透支了子孙后代权益。利益分配不合理也包括不同产业投入产出不合理，对粗放用地、低效产业的依赖，使房地产像一块海绵一样，把资本流从其他产业领域源源不断吸引过来，使新兴产业缺血失血，实体经济无利可图，而房地产领域泡沫越来越大，威胁国家金融安全和经济运行。 政府卖地的收入是直线上升的。国土资源部发布的数据显示：2006~2010年，全国土地出让金总收入分别为7000亿元、近1.3万亿元、9600多亿元、1.59万亿元、2.7万亿元。五年合计总收入是72500亿元！这实际上相当于对民众的隐性征税。 其二，在货币化过程中，由于实行了去责任化，公共开支占比下降，为政府“节省”大量财富用于投资，使得投资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撑力量。但这导致了经济结构的失衡甚至畸形。必须找到“海绵” 货币化对中国房价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 货币化说白了其实就是寻找对货币进行吸纳的“海绵”的过程。 在货币供给超量的情况下，政府必须找到吸纳超发货币的海绵，否则，将导致物价的恐怖性上涨。 2010年12月2日，《人民日报8226;海外版》刊登了对中国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李稻葵的采访。 记者问：目前我国的货币存量已经超过10万亿美元，位居世界首位，这不是说明咱们国家可用的钱多了吗？ 李稻葵答：但是它的负面影响是什么？它的存款形式是不稳定的，是随时可以变现、随时可以转换形式的。它不像股票，不像汽车，也不像固定资产，它的形式随时可以改变，随时可以从银行，或者从百姓的床褥子下面拎出来去买东西的，如果大量取出来，对银行体系是个冲击，对整个经济也是冲击。 记者问：把钱引到哪里呢？ 李稻葵答：需要发展资本市场，股市要扩大，通过扩大股市的方式，把资金逐步地引出来。同时也要有序地让资金出国投资，前提是有序的、可控的，逐步出国投资。 从李稻葵的回答中不难看出，连“百姓的床褥子下面拎出来”的钱都让他不安，如果这些钱固化到了股票、汽车、固定资产上呢？就不像现金那么容易变现了，对银行体系的冲击、对整个经济的冲击就会减小很多！ 显然，恰恰是房价的连年上涨充当了吸纳超发货币的巨大海绵，这种吸纳作用是无可替代的。但是，这种吸纳作用又有弊端，它容易引发资金从实体经济流向楼市，从而对实体经济造成抽血效应，影响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于是，调控楼市成为必然。 另一方面，如果楼市中的资金，尤其是大量的投机资金，一旦由于恐惧调控而流向商品市场，又必然造成物价的飞速上涨，引发严重的通货膨胀。 由此造成楼市调控常常首鼠两端，难以取舍。 在这种情况下，对于政府而言，最能够做到两全其美的调控措施，就是通过开征物业税的办法，让楼市中的投机资金不能抽身而退，让炒房者的部分利润，在这个过程中悄悄转移到有关部门手中。 在刚开始探讨物业税的时候，政府和专家们的意见高度一致：把开发环节和交易环节过重的税负，向持有环节转移，也就是说，物业税实际上是一个转移的问题，总量并不增加，而后来再无人提及转移问题，只提开征物业税，从“转移”变成了“加税”，两字之差，可谓天壤之别。现在，物业税已经借房产税的“壳”开始试点了。房地产的秘密 我们通过对房地产货币化过程的分析，了解一下其中的奥秘。 房地产货币化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 一是1998年以前的福利分房时代。 二是从1998年7月国务院下发23号文（《关于进一步深化城镇住房制度改革加快住房建设的通知》）开始的货币化分配和房地产市场化改革阶段。而在1998年5月，中国人民银行正式推出了《个人住房贷款管理办法》，贷款买房、按揭等这些新概念登陆中国内地。 住房市场的货币化时代开启了。为了配合这一进程，从1996年5月1日到2002年2月21日，中国人民银行史无前例地连续八次降息，以“分流储蓄，拉动内需，刺激消费”。说得直白一点，就是想尽办法让老百姓去买房。 从2001年起，房价开始上涨——这是住房货币化的必然结果。 三是从2003年开始的商品房垄断市场的时代。也可以把这个时代开启的标志确定为2002年5月9日，这一天，国土资源部叫停已沿用多年的土地协议出让方式，从7月1日开始，实行土地招拍挂制度。业内称之为“新一轮土地革命”。随之，在全国范围内，地价、房价飙升，各个城市“地王”频现。 2003年，中国出现了“非典”——每当出现大的危机，中国都会通过刺激经济增长的方式来应对。这是一个规律。 2003年8月12日，国务院发布《关于促进房地产市场持续健康发展的通知》［国发（2003）18号］，也就是“18号文”，将房地产业视为“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实质起到了鼓励房地产发展的作用。从“18号文”开始，住房的公共产品特性被削弱，房价继续飞涨。1998~2003年全国商品住房每平方米的价格只增加了343元。而到了全面实施“促进房地产市场持续健康发展”的18号文的第一年——2004年，每平方米的房价就比上年暴涨了352元。 2004年3月31日，国土资源部、国家监察部联合颁发《关于继续开展经营性土地使用权招标拍卖挂牌出让情况执行监察工作的通知》，规定当年8月31日是协议出让经营性土地使用权的最后期限，之后所有建设用地都必须通过“招拍挂”的形式进行出让，业内称为“88226;31”大限。 这意味着，货币化不容忍“漏网之鱼”，房价的大涨之门，彻底打开了。房价迎着调控上涨 中国房价飞速上涨，正是从2003年开始的，除了众所周知的因素，与中国房地产背负的新使命——吸纳超发货币是密切相关的。 看两组央行公开发布的数据： 2003年7月末（“18号文”将房地产业定性为“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地位的分界点），广义货币供应量M2余额为20.62万亿元，而到2007年12月末，M2余额已达40.34万亿元，四年增长了近20万亿！ 到2009年12月末，M2余额已达60.6万亿元，短短两年时间，又增长了20万亿元！ 如此天量货币的增发，如果没有房地产的吸纳，后果是难以想象的。至少，通货膨胀的严重程度，将超过1993年、1994年。但是，这个期间通货膨胀并没有那时严重，因为，钱被固化到了房屋上面。 到2005年，房价上涨太快成为了“两会”最为热门的话题之一。“两会”之后，3月底，国务院出台《关于切实稳定住房价格的通知》，“把稳定房价提高到政治高度，建立政府负责制，省政府负总责，对住房价格上涨过快、控制不力的，要追究有关人责任”。 一个月后，4月27日，温家宝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国八条”出台。余温未消，5月11日，国务院办公厅转发了七部门早在4月30日即已拟好完成的《关于做好稳定住房价格工作的意见》。又是一个“国八条”！ 但是，房价在经过短暂的调整之后，在2005年下半年出现报复性上涨。以北京为例，2005年1~7月份，商品期房平均价格同比上涨了21.9%。 到2006年年初，房价继续一路飞涨，媒体声讨，民怨声起。5月17日，温家宝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国六条”出台。仅仅12天之后，“九部委十五条”出台，对“国六条”进一步细化。 金融方面，央行两次加息。银监会于2005年7月22日发出《关于进一步加强房地产信贷管理的通知》的九条措施，严控房地产信贷风险。2006年，不到6个月，九部委组成的调控大军出台了不下13个房地产调控政策。 然而，2006年的政府调控并没能如愿地抑制住房价的上涨。2006年10月，北京以10.7%的涨幅领先全国。自2005年7月以来，北京房价连续上涨15个月。调控政策一个比一个严厉，然而，房价一次比一次涨得高。 在此期间，货币供应量在飞速增大。次贷危机救了开发商 2007年年底开始，房价开始步入调整——这次的调整是受次贷危机的影响，而非调控的结果。 但是，楼市的低迷让对次贷危机忧心忡忡的政府再次出台扶持措施。2008年10月及以后，这些措施陆续出台。到了2009年春节一过，楼市回暖，量价齐升。2009年年底，一些城市更是出现了“恐慌性抢购”，房价一骑绝尘，从低谷到巅峰，这一年楼市疯狂的涨幅令人瞠目结舌，超过了以往任何一年。在中国的一线城市，几乎一天一个价——对照一下不难发现，天量信贷开始投放，房地产又承担了吸纳超发货币的功能。 房价一受到政策鼓励就上涨，很快，政府又不得不调整。 2009年12月14日，国务院召开常务会议，明确表示“遏制部分城市房价过快上涨的势头”，拉开了“抑制性政策”大幕，这标志着中国房地产政策，从刺激消费又全面转向“抑制”房价。然而，2010年的楼市，犹如脱缰之马，继续保持着昂扬的上升势头，北京等一线城市的房价，很快进入3万元时代。4月1日，国务院又公布新政策，决定对商品住房价格过高、上涨过快、供应紧张的地区，暂停发放购买第三套及以上住房贷款；对不能提供1年以上当地纳税证明或社会保险缴纳证明的非本地居民暂停发放购买住房贷款…… 实际上，对于房价而言，调控与否其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能否控制住印钞机和落实住房保障责任，这两条做到了，房价上涨的步伐就能减缓。否则，一边调控，一边加大货币投放，等于是火上浇油，是不可能真正抑制住房价的。 简言之，控制货币，房价就是无源之水；货币超发，房价就是有本之木。货币供应量撑起高房价 有兴趣的朋友，可以把下面这组广义货币供应量余额数据（全部为央行公开发布）与中国的房价对照一下，看看趋同性是否一致： 1999年为11.76万亿，2000年为13.24万亿，2001年为15.28万亿，2002年为18.32万亿，2003年为21.92万亿，2004年为25.01万亿，2005年为29.6万亿，2006年为34.55万亿，2007年为40.34万亿，2008年为47.51万亿，2009年为60.62万亿，2010年为72.58万亿……1999~2010年间，中国GDP年复合增长率为13%（当年价格数，比可比价格数大），而M2年复合增长率为17%。 货币越来越多，房价越涨越高，两者的关联度非常之高。或者，也可以把房地产当成一种货币——住房币，与中国最早的实物货币——牲畜币确有很多相似之处。 那么，房地产领域对货币的吸纳作用，经过量化之后，到底有多大呢？ 2008年3月17日上午，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副部长齐骥就“住房保障”情况接受中外记者集体采访时表示，按户籍人口计算，城镇人均住宅建筑面积达到了28平方米左右，人均每年增加1个平方米。齐骥给出的这个数据，是截至2007年的，当年，全国城镇人口共计5.94亿人。也就是说，2007年，我国城镇住宅总面积是166.32亿平方米。2008年全国商品住宅销售面积为5.9亿平方米，2009年全国商品住宅销售面积为8.49亿平方米，三年加总起来总共是180.71亿平方米，而2009年，全国商品住宅的均价为每平方米5182元。这样估算下来，截至2009年12月底，全国城镇住宅的总市值应为93.6万亿元，如果算上全国办公楼和商业营业用房的市值，将更为惊人——2009年全国GDP总额才33.54万亿元。 这个数据有什么意义呢？ 意味着，房地产总值与GDP的比值，既超过了次贷危机前的美国，也超过了1990年日本楼市泡沫破灭时的日本！ 在住宅货币化的大前提下，如果房价下跌，改变人们对房价上涨的预期，导致房地产领域对货币的吸纳作用削弱，势必引发庞大资金流向商品流域，从而导致令人难以承受的通货膨胀。 在高房价和通货膨胀之间，政策更能容忍哪一个、更担心哪一个，是显而易见的事情。 政府必须为超发的货币寻求一种持久而稳定的流向。 这就是另一种视野下的高房价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