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鲁迅的《拿来主义》（1934），记得有行家译为“grabbism”。相对于“拿来”是“送去”。听鲁迅说来，自“海禁”给洋人的枪炮打开后，“送去主义”竟成时尚。古董古物等“学艺上”的东西，一批一批地送去巴黎伦敦等名都大邑去展览。送出去的除了物外，还有人呢。梅兰芳博士就是这样先“送”到苏联去催进“象征主义”，然后顺便到欧洲传道。
《拿来主义》尽见鲁迅杂文本色。听他口气，可以看出他对新兴的“发扬国光”的路数很不以为然。“我在这里也并不想对于‘送去’再说什么，否则太不‘摩登’了，”他说。但他觉得，我们不能光“送”不“拿”，要不然我们的子孙日后就变得家无恒产。东西得由我们自己“拿”，不能任由别人“送”给我们。为什么？因为我们要的，不是鸦片、人家早已作废的军火枪炮、法国人的脂粉和日本的印着“完全国货”的各种小玩意。“所以我们要运用脑髓，放出眼光，自己来拿！”
所谓“拿来”，就是自己动手精挑细选。“拿来主义”对国家的发展关系至大，鲁迅说因为“没有拿来的，人不能自成为新人，没有拿来的，文艺不能自成为新文艺”。
清末外交官郭嵩焘（1818-1891）1875年出使英国，主张向西方学习，支持洋务派的自强新政。他在《使西纪程》有此一说：西方在“格致”与“政事”的领域上高于中国，但“文章礼乐不逮中华远甚”。这种见识，正可与“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口号互相呼应。但从往后的历史发展看来，天朝要向番邦“拿来”的不单是枪炮水电弹药这些“奇技淫巧”，还有文章做法也得向西方取经。
要向西方取经，只能通过翻译。梁启超的话，说得斩钉截铁：“处今日之天下，则必以译西书为强国第一义……及今不速译书，则所谓变法者尽成空话，而国家将不能取一法之效。”
任公在其鸿文《译印政治小说序》鼓励国人发挥“拿来主义”功能，“采外国名儒所撰述，而有关中国时局者，次第译之”。任公突出了政治小说的地位，希望借此“改良群治”、“开导民智”，可幸后来域外作品翻译的种类五花八门，远远超乎他个人的指望。《译印政治小说序》发表于1898年。一年后林纾的《茶花女》上场，严复看了也不觉心动，赞曰：“可怜一卷茶花女，断尽支那荡子魂。”
《茶花女》是个多情妓女为了顾全爱郎前途不惜牺牲自己的故事。光以内容看，实难跟“富国强兵”拉上什么关系。但从文学发展史的角度看，林纾在翻译西方小说上所做的“拿来”工作，贡献至大。这位洋文半字不通的古文大家得友人之助译出了小仲马一个“哀情”故事，使他变成为胡适眼中的“介绍西洋近世文学的第一人。”《茶花女》因是“域外”作品，其叙事与言情模式自然有别于国人习知的才子佳人大团圆老套。继林纾后近百年的域外翻译工作，成了我们新文学的建设基础。鲁迅的话没错，“没有拿来的，文艺不能自成为新文艺”。
要是鲁迅时代的信息已“全球化”，知识产权受到国际法的保护，“拿来主义”恐怕不是grabbism这个意思了。版权不错是可以用钱买回来，但交易除了“银货两讫”外还有好些细则要遵守。就拿林译《茶花女》做例子好了。据陈平原在《二十世纪中国小说史》（第一卷）所说，林纾在《茶花女》删节颇多，主要集中在前四节，其中包括另一妓女的故事和叙事者对有关妓女的议论等枝节。这些在译者看来都是无关重要的闲笔，删去一点也不可惜。
西方国家为了保护作者的知识产权成立了《版权法》。要引用或翻译一本立了“案”的出版物，得跟作者和他的出版商或经理人洽商。原著内若需要任何改动得先征得“事主”同意。1976年美国修订了版权法，把作者权益受保的年份延至死后五十年。好让其子孙续享余荫。
拿今天的眼光来看，早年的域外小说翻译，没有几本够得上翻译标准的。林纾恣意删节《茶花女》叙事的“议论”，可说开了清末民初译者凭一己所“好”夺原作者之“志”的先河。后来“意译”或“改写”风气之形成，说不定与冷红生的先例有关。根据谢天振和查明建写的《中国现代翻译文学史》，“苏曼殊、陈独秀翻译雨果的《悲惨世界》，形式上采取传统小说的章回体。从第八回起，整整有六回的篇幅是译者凭空添加的情节，编造了一个与原著完全不相干的情节。小说人物之口，多数责备‘奴隶的支那人’的丑恶习俗，并以反对拿破仑称帝独裁为结尾，借此来宣传自己反满的民族革命的思想。”雨果的旷世名著《Les Misérables》就这样给我们“拿过来”炮制成为反清的“革命”小说。
事有凑巧，对我们思想影响至巨的严复翻译赫胥黎的《天演论》，也是跟《茶花女》同年出版的。科学的著作，译者无由任自己的意气随意增删或改写的。幸亏我们从严复的译作学会了“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优胜劣败”的道理。这道理给维新派诸子做了“新民”运动的基础，不然说不定我们今天还得在三呼万岁的日子过活。
更值得庆幸的是，Thomas Henry Huxley（1825-1895）活跃的时期，英国的《版权法》还未成立，否则我们哪能得知“天演”这个概念的由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