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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30多年前加入世界经济论坛这个俱乐部，中国政坛重量级人物的身影缺席达沃斯，这个龙年春节是头一遭。 一些西方媒体将这一醒目变化解读为中国自信心与日俱增的标志，它们认为，随着中国经济的迅猛发展、综合实力的显著提升以及本轮全球金融危机后加速的世界权力从西方向东方转移的趋势，就其重要性而言，世界经济论坛对中国越来越如同鸡肋，中国眼下已不需要借助它来向西方传递信息和表达善意了。 不管这种看法在多大程度上代表了中国官方的真实意图，但它在中国民间的确不乏共鸣。一年多来持续深化且至今仍未显现曙光的欧美主权债务危机及其对经济造成的伤害，已经日益展示了西方现行的这套资本主义体制的弊端。而去年夏天起从华尔街出发，席卷整个发达经济体的“占领运动”，更是资本主义世界内部日益增长的不满声音的集中体现。 尽管“占领”运动自始就因其“目标涣散”、“指向不明确”、“缺乏具体诉求”而不被看好能够达成什么有益的成果，甚至被斥为一群“嬉皮士”演出的一场“缺乏理性”的“街头派对”或“行为艺术”。然而，它背后的原因却是再清晰不过的，否则便不可能在短短一个月内从全美乃至世界各地吸引来那么多响应者。事实上，“占领华尔街”运动在最恰当的时候呼应了西方发达国家中许多人的心声，而且还找到了最恰当对象和口号。 毋庸置疑，这些愤怒的抗议者所抗议的，是资本主义自由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的失灵及其后果—日益加剧的贫富不均。 数字可以说明部分问题：1980年，世界五百强企业CEO收入是白领的80倍，1990年扩大至150倍，2000年达到450倍，2008年金融危机前已经升至650倍。英国《经济学家》杂志的一个估算是，过去30年美国真实的经济增长的58%被收入最高的1%的人获得。与此同时，最新数据显示，美国有4600万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占总人口的15%。目前，400个最富的美国人占有的财富超过1.5亿底层美国人占有的财富总和。就连美国中央情报局也在其向世界各国公布的国家报告中得出结论：美国的贫富分化比不久前发生革命的突尼斯和埃及更为严重。许多人认为，美国社会已经重回将近百年前马克·吐温所称的“镀金时代”。而在拥有27个成员国的欧盟，年轻人的失业率为20%，而西班牙甚至高达45.7%；在英国，年轻人失业率由2008年第一季度的14%上升到了20%。可以这么说，今天欧美每5个年轻人中就有一个在为争取工作岗位而战斗。 更令人愤慨的是，2008年金融风暴以来，联邦政府花了7000亿美元纳税人的钱去救助花旗、美国银行等金融巨头（华尔街即是其典型），而它们正是一手酿成危机的罪魁祸首。不仅如此，次贷危机稍稍平息后，金融界高管们非但没有受到任何追究，反而还在继续领取高额奖金。国际金融协会(InstituteofInternationalFinance)报告称，如今银行发放给新聘员工的保底奖金甚至比危机前的水平更高。而那些得救了的大企业、大银行反过来还利用自身的政治影响力要求为富人减税、削减政府支出、大幅裁员……无辜的弱势民众则因为政府的赤字压力而被削减福利开支。此外，联储数轮“量化宽松”政策造成的通货膨胀恶果，也主要由绝大多数普通民众承担。 难怪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斯蒂格利茨2011年10月4日现身祖科蒂公园对占领者们表示支持时，将这种极为不公的体制总结为一句话：“损失大家摊，利益自己得”。被称为“末日博士”的纽约大学教授努里尔?鲁比尼在他的最新专栏文章中也呼吁：应对不平等问题，世界亟须新的经济发展模式。 欧洲复兴开发银行去年11月发布的一份调查报告称，在欧亚29个国家，全球经济危机已严重影响到民众对民主和自由市场原则的支持率。此项调查涵盖约3.9万人，研究发现，在较发达的转型经济体，民主和市场经济的支持率下降，“因为这些国家在当前经济危机中所受打击的程度，超过了1990年代早期和中期的衰退。” 于是，长期来达沃斯一直是西方对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进行说教的布道台，而今却完全反了过来。去年还在高高在上地为中东人民的民主和自由事业支招的达沃斯论坛，今年最受关注的焦点已经变成了“为病入膏肓的资本主义号脉”。这段时间，以英国《金融时报》为代表的西方主流媒体一直在持续地讨论“资本主义的未来”这个沉重而且看起来灰暗的题目。 现在已经可以明确宣布：资本主义—更确切地说，是自由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病了，而且病得不轻。然而，对当前资本主义病症的正确诊断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而如何对症下药，则就尤为难上加难了。我在这里不可能花费长篇大论，去清晰地回答这一系列宏大的问题。我更想要指出的是：我们中国究竟应该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的现状中汲取什么样的经验教训？ 我觉得，作为全球经济一体化和自由市场理念的布道台，达沃斯只是一个象征，无论是西方还是我们自己，的确都没有必要把它看得太重。但在改革开放30多年后的今天，尤其是云谲波诡、前景黯淡的2012年，又适逢著名的“南巡讲话”20周年之时，我们有必要大声反对正在中国社会迅速滋生和膨胀的一种错误观点，它认为，过去30年来中国经济之所以能取得如此快速的发展，并在金融危机席卷整个世界、欧美发达国家哀鸿遍野的全球性衰退中显得一枝独秀，是因为中国坚持了许多与西方通行的市场经济体制根本不同的“中国特色”的缘故。据此，持这一观点的人士中的极端者进而否定市场经济和全球化，主张“更加自信”地以一种所谓“中国模式”去竞争和颠覆当今世界主流的政治经济秩序。 毋庸置疑，从本轮金融危机来看，现行的世界经济体制和全球治理结构确实存在着严重的缺陷，亟待改革和完善。但是，它所导致的诸多病症—比较典型的如贫富分化加剧、虚拟经济泡沫化、生态环境恶化等等—在中国身上同样存在。从纽约祖科蒂公园到伦敦圣保罗教堂，直至瑞士小镇达沃斯，全世界99%人们在抗议声中寻求的更为公平的经济体制，不仅不是“中国模式”，而且在很大程度上正是它的反面。如果世界上真的通行过西方左派们鞭挞不止的那种“新自由主义”的话，所谓“中国模式”不是它的对立面，而是它的低级和劣质版本。 事实上，中国经济能够取得今天的成就，恰恰是参与和融入西方主导的自由市场和全球化进程中去的结果，而非相反。今天，已经坐稳世界经济第二把交椅的中国在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世界对话时，或者的确有了更足的“底气”。但惟有清醒而理性地认识到这种底气的来源及其未来的生命力所在，我们才能避免让改革开放的成果成为阻挠进一步改革和开放的障碍。但如果我们从刚刚过去的30年历史中总结出来的是一套错误的经验教训，那么这种情况就会发生，等待我们的就将是崎岖艰辛的中国百年现代化历史上屡见不鲜的又一次重大挫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