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2011年11月中旬，孟京辉和香港戏剧人詹瑞文合作的《桃色办公室》开始在北京的第一轮演出。首演之前，戏票全部售罄。为“孟氏”戏剧捧场的人很多，一个月后，能在蜂巢剧场观看孟京辉经典剧目《恋爱的犀牛》的观众们表示，他们早在2个月前就已经订了票。 今天的话剧环境，早就已经不再是当年为舞台剧环境、市场和空间奔走呼号的年代。单就北京而言，很多话剧要提前抢票，各类小剧场层出不穷，剧场大有四处扩张之意—已有风投悄悄介入话剧行业：孟京辉做得最火，相应得到了最多关注。 “蜂巢”上市？“现在还不知道” 重提孟京辉当年的“奋斗”故事时，很多报道都会引用这样一段《读者》式的励志故事：1999年，孟京辉要做《恋爱的犀牛》，没人投资，他把房子抵押了，借了20万元，把戏做了出来。 当时的话剧环境孱弱，经常有人为国内的舞台剧市场忧心忡忡，意欲重振话剧雄风的人总在列举纽约、东京、汉城每天晚上有多少个舞台剧正在上演？健康的舞台剧市场应该如何构成？小剧场应该在其中占有多大的比例？话剧发展对国民素质有怎样的影响…… 到了今天，当年为话剧奋斗的目标似乎已经实现。据北京演出行业协会公布的数据显示，2010年，北京话剧演出达2919场，话剧观众人数达152.5万人，小剧场达到30多个，剧目数量超过200部，平均不到两天就有一部新戏出炉。和2005年之前相比，不仅小剧场数目增长了近10倍，剧目也增长了近10倍，大多数热门剧目都已经达到“一出戏一年演出上百场”的状态。2011年夏天，北京“戏逍堂”吸引到了中国小话剧行业的第一笔风险投资，这被认为是中国话剧行业的一个里程碑，话剧“产业化”的征兆凸显。资本、风投、扩张，在相当文艺的话剧行业，这些代表真金白银的词汇听起来分外过瘾。 因为《桃色办公室》来到北京的香港话剧导演詹瑞文，曾经在香港开创过话剧市场化的先河，他执导的话剧，香港市民爱看，曾创下过香港最卖座的话剧纪录，被称为香港最重要的舞台艺术家。他说，十几年前，内地的人都在说，香港、台湾乃至海外的文艺氛围浓，话剧市场健康，“现在已经反过来了，我觉得香港的人不怎么看戏了，倒是北京的演出市场非常健康向上”。 目前京城里最红火的小剧场，还数孟京辉的“蜂巢剧场”。“蜂巢”只占北京新中街某个KTV的顶楼，原本是一个小影院，共343个座位，但现在已经成为北京乃至全国话剧的文化地标。这也是孟京辉的话剧演出主场，几乎天天爆满，常常一票难求。孟京辉本人现已拿到地产商的赞助，新剧《初恋》亦有某知名汽车品牌赞助。如此红火的背景下，有关“蜂巢”的未来发展众说纷纭：有说孟京辉的“蜂巢剧场”将会覆盖到其他城市，甚至“扩张到全国”；有说“蜂巢”已被风投看上，将有可能上市—甚至连孟京辉每年担任国际青年戏剧节的艺术总监，也被外界视为某种蓬勃力量的象征。 对有关资本的传言，孟京辉声称自己摸不着头脑：“上市？没有。有，我也不能告诉你。地产商出钱，我们合作，仅此而已。要是‘蜂巢’能在全国都有，那当然好。但是现在我不知道。” 不管怎样摸不着头脑，有人赞“蜂巢”红火得全国少见，孟京辉还是爱听，当着记者的面，他自信地给“蜂巢”算了一笔账：“一年365天，青年戏剧节（注：指北京国际青年戏剧节）要办一个月，再刨掉公共假期，这就60天了。每个星期一都是休息的，再去掉50天，这样一年的三分之一没有了。别的时候，‘蜂巢’天天有演出，一年的演出达到了280-300场。”孟京辉很自信地说：“我们有货。不像有的地方，为了文化繁荣弄一个剧场，又没演出。” 演出红火，吸引来外界的投资、赞助，孟京辉不认为其中存在泡沫：“泡沫和创作者没有关系。我这里一直有货，环境也在变好。‘蜂巢’这样的场子全国都没有，这是厚积薄发吧，这么多年了，也该我了。” 除了“蜂巢”外，孟京辉另一个涉及话剧行业变革的动作是创办“北京国际青年戏剧节”,外界对此亦多议论。有好听的，说他这是扶植后辈；有不好听的，说他这是“找一帮文艺青年把自己像教父一样地围绕起来”。孟京辉本人毫不在意那些“不好听的”：“每次做完青戏节，好多年轻导演都会说谢谢孟京辉，谢谢青戏节，就这些。我做青戏节，从社会意义上来说，是给青年创作者一个平台，因为以前没有人做过—如果有人做过，那么我肯定不做。这是第一次，我愿意做第一次的事情。如果从个人的角度讲，也纯是为我自己。如果我年轻的时候遇见这么个东西，我会感动的。所以做青戏节，从我个人来讲是一个理想，我要做，不管你怎么说。” 詹瑞文：孟京辉市场判断准确 孟京辉携带“蜂巢”受观众追捧，引来外界关心投入产出比的问题。目前的“蜂巢剧场”拥有巨大的影响力，但工作人员只有8个，足以说明一些重要问题。 对具体的投入产出数字，孟京辉没有说，“成本、回收、市场等这些我从不过问，但是我知道其实一部戏花不了多少钱，因为没有很多技术的含量或者大的投入，就是人工的含量，要找好的演员、有好的想法”。 他以几乎只有演员成本的《两只狗的生活意见》为例：“‘两只狗’在演员和创意两个方面很简单，就我和两个演员，三个人吃饭、聊天、请客，一共吃了五六次饭，两个星期谈一次，两个星期谈一次……也找人写剧本，但是后来没有用。后来说来不及了，我们按大纲走吧，就开始排。排完了又重新写了一些东西，把廖一梅的一封信加进去，就这么演了几百场，挺好的。成本就是这些。” 在孟京辉的戏里，道具、舞美都花不了多少钱，他喜欢质朴：“质朴的思想在质朴的所在有质朴的力量。我们还是觉得质朴的东西跟我们比较贴近。” 虽然声称自己从不过问市场投入，但詹瑞文却对孟京辉对市场的判断能力大为赞赏。詹瑞文带着他的《潮性办公室》来到北京，请来孟京辉当监制。 詹瑞文说，孟京辉其实负责了很多市场方面的事情：“一个监制很重要。他知道怎么样去介绍这个戏，他知道这个戏的定位。我在香港也做过监制，监制要知道市场怎么走，这个戏什么时候做，做多少场，在哪个剧场做，在剧场还是小剧场开始做。这是艺术跟商业的一种判断。” 对詹瑞文的《潮性办公室》，孟京辉做的第一个判断就是改名：“他把《潮性办公室》改成了《桃色办公室》，我觉得非常聪明。他们对这个戏做了很多讨论，孟京辉说桃色有很多空间让观众进入，桃色就成为整个戏的颜色，观众可以感受到一种桃色的鲜艳，而不是办公室那种黑白的死气沉沉。这非常聪明，这些很准确的判断对这个戏有很大帮助。” 对于外界资本赞助，孟京辉也有自己的看法：“地产商挣钱了，要回馈社会。他挣了钱怎么回馈社会？把五个亿分给社会，一人五毛钱？他通过资助艺术家才能回馈社会。有了我们，地产商的儿子就不再是文盲，知道什么叫博物馆，知道什么叫话剧。我认为跟他们合作最重要的是，他们以后不会挨儿子的嘴巴。这里的‘儿子’是一个下一代的、大的概念。我替他来教育下一代，这就是回馈社会。” “我就在‘蜂巢’，先锋主义大旗飘扬！” “艺术家就该自生自灭，我不能昙花一现” 时代周报：你实现了自己的话剧理想，算不算幸运儿？好多人也想实现理想，但最后都为生活所迫，放弃了。 孟京辉：生活都是借口。其他的你不用管，做就好了。我们也有过没钱的时候，穷得买不起被子。比苦？可别比苦。现在小孩的手机拿出来，都不比我的手机差，我这件衣服就100块都不到，怎么了？无所谓。你在意这些，就还是在跟别人比。做艺术的还跟世俗的比，多可怜。 我没见到一个搞艺术饿死的，穷得娶不起老婆的。所谓没有房子没有车，你不是还在跟世俗的比吗？可你不是搞股票房地产的，你是搞艺术的，你跟他们比这些干什么？ 有一年，圣丹斯电影节的主席到中国来，当时我还年轻，他指着我们好几个小伙子问，你们想当电影导演吗？我们说想。他说你们还没拍出来自己的第一部电影吧？是因为你们还不愿意，你们还不太想拍，要是你们想拍，没人能阻止你们。这个深深触动了我。 时代周报：现在北京最火的场子应该是“蜂巢”和“德云社”，你觉得有共同的原因吗？ 孟京辉：一个人心里有货、有料、有东西，就有这个结果。就说郭德纲，最早火起来也是因为多年的积淀。他积淀了很长时间，但是绽放太快。他本来可以绽放二三十年，但是一年就绽放完了，太快，没必要。我不一样，我要沉着，我要永远开放，我不能昙花一现。 我有个成功经验叫：成功是1%的努力，加上1%的认真，1%的真诚，还有97%的机会。机会还是很重要。我以前没有机会。
时代周报：这些年，是不是感觉社会对话剧的接纳程度好了一些，大家的热情多了一些？ 孟京辉：是，而且会越来越好。我觉得政府不应该支持我们，瞎支持什么呀！支持出一些不好看的东西出来。艺术家就应该自生自灭，或者干脆政府养着我们，我们当食客。世界这么混乱，日常生活这么琐碎。如果没有我们这些艺术家胡思乱想把社会搅得五迷三道的，那多惨白啊，多没劲啊，艺术家没有别的，就是要做这个。 “要得到市场，就不要理睬市场” 时代周报：目前在中国话剧业，市场化程度最好的就是你的“蜂巢剧场”，很多年轻导演会问，你有没有什么独到的经验？ 孟京辉：你要想得到市场，就不要理睬市场，你要引导市场。曾几何时大家知道话剧能挣钱？打死也不信，只要你有了市场的关注，有了能量，这个事情就简单了。市场这么理睬我，就跟我不理睬他有关系。市场多贱啊，你别理他，跟人一样，跟谈恋爱一样，你别理他，他会来找你的。死皮赖脸地找你来，绝对的。 如果再说一个集体的公共层面上的东西，就是越艺术越有市场。什么是艺术？艺术承袭了很多人类文化的美感而存在的表现形式。你要说我为什么市场做得好，就是这个。所以说头来还是创作。我是一个面包师，每天要做面包。我要保证面是好面，方法得当，做出来的这个面包特好，多有自豪感。如果我每天都关心那些面包能不能卖出去，这面包也做不好。 我觉得观众不是上帝，是朋友、邻居，是愿意跟你同行的伙伴。他是你的朋友，你要尊重他，但他不是上帝，你不要听他的，你的内心要听你的。 时代周报：越做越大之后，创作量也还是很大，但是现在看你的话剧，好像没有最初那一系列作品的感觉了？ 孟京辉：这是一定的，你必须面对。你要想想，你有多少能量来跟这个世界发生联系？如果现在这些能量对你来讲不是特别大的消耗，那没问题。我进排练场就开心，这是本能。剧场是教堂，是公共场所，是思想交汇地，是舞台，是讲台，它融合了很多。老天给你这么一个舞台，让你做你想做的事情，挺好的。 每逢周一，不演出，我们的演员就会失恋。因为他突然松下来了，我也这样。排戏搞得特别紧张的时候我就会说，下次再也不这么干了。但是好了伤疤忘了疼，过一阵子就会说大家还是要凑起来做一个戏。 “人艺不值得评价，我更关心年轻一代” 时代周报： 《恋爱的犀牛》、《两只狗的生活意见》这样的戏，为什么很多年了还每年都演？ 孟京辉：因为没演够。上次我听说《让子弹飞》演了几十万场，这是什么能量？话剧跟电影比，演得太少了。你看莎士比亚被演了这么多年，人们没演够哇。 时代周报：但是像《镜花水月》、《臭虫》这样的戏，你喜欢、观众不喜欢。你还是演得少啊。 孟京辉：还是稍微考虑一下观众的需求。我们想要的东西，和观众想看的差着呢。慢慢来，不能要求每个戏常演不衰。有些戏不是那么快可以接受的，要缓一缓。每个作品有自己的能量，有些戏有冠军相，开演之后一段时间就能感觉到不同。 时代周报：有人说，现在市场好了，演员反而相对没有早期的时候好了？ 孟京辉：得了吧！陈建斌演的时候也没人说他好。他当时坐在地安门的小旅馆里，谁认识陈建斌啊？好多时候，观众都是势利眼，现在见不着陈建斌了，就说还是陈建斌好。别逗了！我看所有的演员都好，真的好，等这些人出名了，回来了，又不一样了。观众还是需要跟我们一块儿成长，他要知道哪个好哪个不好，孟京辉的戏里面没有不好的。他们现在看我的戏剧，就是对眼睛的投资。我们的演员有能量、想象力，经常给我惊喜。 时代周报：现在你受欢迎了，挣钱了，就有人说你流于媚俗了，忘记理想了，不够小众了。 孟京辉：大家喜欢你，说明你种的麦子有收成了，很正常的，努力和汗水没有白费，不是你的问题，是观众在变化的问题。受欢迎就会带来商业化，这是一个简单粗暴的逻辑思维。 我如果是在地铁卖场乞讨，他们就觉得孟京辉有悲剧感，太来劲了，他这么惨，代表了理想主义最后残存的风景。他一边觉得我惨一边消费我，不给我钱。这是一个阴谋！难道想让我们先锋戏剧死绝了，他就高兴了？看到孟京辉过上好日子了，他应该高兴，这才是好人。 以前我特惨，数九寒冬，骑着三轮车，没人看，他们就觉得这才是始终坚持自己，这才是先锋。这想法天理不容啊，凭什么？！特俗的烂戏占据了剧场，我们就得去卖场？别逗了！我就在“蜂巢”，先锋主义大旗飘扬，人文理想光芒照射着庸俗的市场氛围，就要干我们该干的事儿。 时代周报：你如何评价其他剧场和剧院，比如，如何评价人艺？ 孟京辉：他们都不值得评价。我更关心年轻一代，而且他们自己会评价自己，用不着我们评价。你评价的，人家也不同意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