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余英时：知人论世的历史研究
2006年，美国国会图书馆颁授历史学家余英时“克鲁格”人文与社会科学终身成就奖。2009年12月，台湾联经出版公司出版了《文化与历史的追索：余英时教授八秩寿庆论文集》。该书厚达960页，汇聚了华人世界众多著名学者的论文，向余英时先生致敬。在前言中，余英时的学生田浩、黄进兴、陈弱水、王汎森回忆了自己所认识的老师，其中有一句话颇有意思：“为什么这位学者的英文著作比较少，可是在哈佛、耶鲁、普林斯顿三所名牌大学任教数十年，而且是头一位获颁Kluge Prize的亚洲历史学家？” 克鲁格奖（John W. Kluge Prize）是由克鲁格捐资，为诺贝尔奖未能涵盖的人文研究设置的、由美国国会图书馆颁发的奖项。这次得奖，在余先生看来是机缘凑合：“许多外面的东西我认为都不必去求的。我早已决定自己的真生命便是求知识学问，我也没有别的才能。至于将来得到什么荣誉，这是自己做不了主的。我对自己做不了主的事情，一概置之不问，等于不存在一样。我只要够吃饭就行了，用不着蝇营狗苟去追求这个追求那个。” 近年来，余英时依然健笔如椽，著述不断。2011年，余英时的《中国文化史通释》和《史学研究经验谈》在中国内地出版后，深受文化界关注。2012年，余英时最新著作《论天人之际》将由台湾联经出版公司出版，香港中文大学即将举办第四届“余英时先生历史讲座”，而中国内地也将出版多册余英时文集。 爱好中国思想史的根苗 余英时的父亲余协中先生毕业于燕京大学历史系，1926-1928年赴美国考尔格大学和哈佛大学读美国史。1929年，余协中继蒋廷黻出任天津南开大学历史系主任。1930年，余英时在天津出生，母亲张韵清因为难产去世。余协中伤心欲绝，举家离开天津。余英时童年住过北平、南京、开封、安庆等城市。抗战爆发后，余英时回到祖先居住的故乡—安徽潜山县官庄乡。 1945-1946年，余英时在桐城县城舅舅家里住了一年。二舅父常和桐城名士来往，余英时从他们的交谈中，偶尔学得一些诗文的知识。抗战其间，余协中在重庆考试院做参事，父子分隔两地九年，多少年后余英时回想，父亲无形中还是产生了影响：“我对西洋史有兴趣是从父亲那儿来的。他编著一部几十万字《西洋通史》，对我很有启发。小时候看不大懂，但渐渐入门，对著作肃然起敬。因此我不光对中国史有兴趣，还对西洋史有兴趣，看看西洋史是怎么变化的，我用比较的观点来看历史，很早就跟家庭背景有关。” 抗战胜利后，余协中受杜聿明委托到沈阳创办东北中正大学。1946年夏天，余英时从桐城重回安庆，然后到南京转北平，最后定居沈阳，其间找老师补习英文、数理化。1947年夏天，余英时考进了中正大学历史系。他回忆：“我选择历史为专业，一方面固然是由于我的数理化不行，但另一方面也是受父亲的影响。我家所藏英文书籍也以西史为主，我虽不能阅读，但耳濡目染，便起了读西史的强烈愿望。我课外阅读则由梁启超、胡适的作品开始，种下了爱好中国思想史的根苗。中正大学一年级的中国通史由一位青年讲师讲授，用的是钱穆的《国史大纲》，这是我第一次接触钱先生的学术。因此，我在这所新办的大学虽然仅仅读了三个月，但我的人生道路却大致决定了。” 此后战局变幻。1947年12月，余英时随父亲从沈阳飞往北平，当时机场一共有三架飞机，余协中被安排在第一架，余英时则在第三架。余英时正在排队，余协中忽然招手要他过去，因为第一架还有一个空位。余英时在最后一刹那坐上第一架，结果第三架失事了。 1947年12月到1948年10月，余英时在北平闲居，开始接触当时中国流行的思潮，受影响最大的要算储安平办的《观察》以及结集而成的《观察丛书》。他回忆：“这当然是因为我的心灵深处是接受五四以来的现代普世价值，如民主、自由、宽容、平等、人权等等。我记得1948年夏天读到胡适《自由主义是什么？》一文（刊在《独立时论》上），非常兴奋，因为胡适在文中强调争取自由在中国有很长的光辉历史；他指出孔子‘为仁由己’便是‘自由’的另一说法，我也认为很有说服力。我一直相信中国既是一个古老的文明，其中必有合情、合理、合乎人性的文化因子，经过调整之后，可以与普世价值合流，带动现代化。我不能接受一种极端的观点，认为中国文化传统中只有专制、不平等、压迫等等负面的东西。” 1949年8月底到12月底，余英时成为燕京大学历史系二年级插班生，留下美好的回忆。2008年余英时为巫宁坤的《孤琴》作序，便以《回忆一九四九年秋季的燕京大学》为题。 人的记忆才是真生命 1950年元月初，余英时到香港探望父亲和继母。余协中原来在沈阳办中正大学时，曾决定请钱穆去教书，钱先生当时答应了，后来没有去成。余英时到了香港以后，余协中说：“钱穆先生现在这儿办新亚书院，我送你去念书吧。”当时新亚书院就是一个普通楼房的两层。余英时去考试时，钱穆亲自出来主持，只叫余英时用中英文各写一篇读书的经历和志愿之类的文字。交卷以后，钱穆当场看了余英时的中文试卷，接着又看英文试卷，马上决定录取。 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以后，余英时犹豫不定，还是决定回北京。这一年夏天，余英时坐上开往大陆的火车，过了香港不久，车到东莞石龙，停了三四个小时，他的内心经历了一场搏斗：“我是跟我父母呢，还是回北京？后来考虑到父亲年纪大了，弟弟还小，也没有人照顾。我想中国人多得很，多我一个少我一个不相干。我在思想交战之下，最后决定还是回香港，主要还不是政治考虑，是个人的‘小资产阶级温情主义’战胜了革命理想。”火车到了广州，形势紧了，香港人也多了，不能随便回去，余英时就找到一个所谓“黄牛”，私下给了大概一百港币，顺利回到了香港，不复北上。 从此，余英时决心在新亚书院读书。1951年冬天，钱穆去了台北。不久发生了在联合国同志会演讲礼堂倒塌的事件，钱穆头破血流，昏迷了两三天，几乎死去，有一段时间在台北养伤。等到1952年６月，余英时毕业的时候，钱穆还在养伤，到秋天才回来。毕业以后，余英时反倒跟钱穆谈得多一点。“我跟钱先生谈的都是怎么研究中国思想史、中国学术史。他是学与思并重，是学者也是思想家。” 1953年，钱穆得到亚洲基金会的资助，在九龙太子道租了一层楼创办研究所，这是新亚研究所的前身。当时只有几个研究生，余英时也在其中。进入新亚书院以后，余英时就决定将来研究中国史。他也念有关西方的东西，当时就感觉到不能光看中国的东西，要有比较世界性的眼光，对西方的历史思想，后来包括政治思想方面像民主自由的思想都要考虑。 钱穆创办新亚书院为故国文化延续了一脉香火。钱穆逝世后，余英时将纪念钱穆的文章结集成《犹记风吹水上鳞—钱穆与现代中国学术》一书。以余英时的专著而言，标举历史人物大名者还有多本：《方以智晚节考》、《论戴震与章学诚》、《朱熹的历史世界》、《陈寅恪晚年诗文释证》、《重寻胡适历程》。这些著作的重心实则投注在这些人物所处的时代。余英时在谈新亚书院精神的文章中引《新亚学规》：“中国宋代的书院教育是人物中心的，现代的大学教育是课程中心的。我们书院精神是以各门课程来完成人物中心的，是以人物中心来传授各门课程的。”或许可以由此看出余英时治学中的一些脉络。 综合与分析并重 1955年，余英时来到哈佛大学，第一年是访问学人，以后的五年半是博士班研究生，指导老师是杨联陞。1955年之前，余英时根本就不知道杨联陞这个人。初到哈佛，几个朋友带余英时到杨联陞家里拜访，闲谈中感觉杨先生学问渊深。两三天以后，在费正清家中的茶会上，余英时向杨联陞问道：“您现在专门研究什么东西？”传为笑话。余英时回忆：“这并不是我看不起杨先生，我根本不知道他，怎么可以乱讲话：久仰久仰。后来我写东汉士族大姓与政权，有人告诉我：杨先生写过很长而且很有名的文章，日本人都注意了。我才知道，所以我的文章写完以后，请杨先生看一看，他借给我两本日本书，说日本研究得很多。他很担心我的文章内容是他已经讲过的，等他看完说：你这个跟我的不一样。虽然是闭门造车，但是跟日本人的并没有重复。他读我的稿子时，我也同时在读他的名文—《东汉的豪族》。他讲了东汉一代，我当然开了眼界，但我讲的是两汉之际那一小段，而且特别注意‘士族’，和一般的‘豪族’也不同。” 正式成为杨联陞的学生后，余英时深感杨先生为人厚道，非常爱护年轻人。而杨先生做学问是日夜不息，非常用功，乃至精神崩溃。感慨杨联陞先生“千古文章未尽才”之际，余先生说：“也不然，杨先生的论文相当多。他到四十五六岁之后基本上不能做大规模的研究了。当我初来的时候，大家都认为他是汉学界‘第一人’。我记得他病的时候，我代他教书，用他的书房，我看见费正清给他条子：你就好好休息一年，你还是第一人，放心好了。杨先生阅读的汉学范围很广，尤其在日本方面，他如数家珍。许多大史学家、文学家对他都非常推崇，像法国的戴密微。说老实话，作品不在多少。他的许多论文都有开创性，影响很大。” 重寻学术历程，钱穆和杨联陞对余英时影响深远。“钱先生给我关于中国传统学问的基本指导，要我在经、史、子、集上选取最重要的原典下扎实的功夫，必须做到‘好学深思，心知其意’的地步。有了这个基础，以后才能自己发挥。决不能书未读通，便抢着想表现，急于发表文章。”余先生说，“杨先生知道我已在钱先生门下受过熏陶，所以开玩笑地说我是‘带艺投师’。因此他教我另外一套治学方式，也就是现代西方学界的普遍规矩：基本材料当然是原始文献，但原始文献中有许多地方必须用现代的眼光去理解，读者才能明白，这就得考证和分析，不能不负责任地引用经典原文，便算了事。更重要的是，研究任何一个历史上的大问题，其中都涉及无数次一级的小问题，有些是现代学人已研究过的。你必须广读相关的他人著作，英文、法文、日文等不能放过，这些是所谓第二手的资料，别人已解决了的问题你不能不知道。所以我很有运气，两位老师各教一个方面，恰好互补，综合与分析并重。这是可遇不可求的机缘。” 中国情怀 余英时在哈佛大学的博士论文为《东汉生死观》，1967年出版英文专著《汉代贸易与扩张》，后来结集的英文著作有《十字路口的中国史学》、《人文与理性的中国》。1973-1975年，余英时出任新亚书院院长兼香港中文大学副校长，转向用中文发表学术著作。 担任新亚书院院长是余英时生平唯一从事行政工作的两年。1974-1975学年，香港中文大学校长李卓敏雄才大略，请余英时担任“大学改制工作小组”主席，成员中有日后卓然成家的金耀基、陈方正。患难之中，余、金、陈三人成为一生至交。金耀基先生谈到自己当时的处境：“1975年大学正在改制，学校里各方面有不同的理念冲突。这时候，我拿到去剑桥大学访问的通知，多么愉快啊！这样就没有这么多烦的事情。”得力帮手尚且如此，余先生有多“烦”就可想而知。陈方正先生则回忆：“他翩然回归，出长母校新亚书院，跟着又担任中文大学副校长，真所谓英才俊发，风华正茂，不料旋即卷入大学体制改革风波，为这所崭新学府的转型付出沉重代价，两年后就黯然返美，似乎是绚烂归于平淡了。其实，那才是他事业的真正开始。” 在香港中文大学这两年，是余英时重新转向东方的开始。1976年，余英时在台湾出版了《历史与思想》，在中文学界可谓石破天惊。此后，余英时在台湾每出版一本著作，均引起学界的关注与讨论。中年学者黄克武说：“在台湾，像我这样年龄的人，大多经历过英雄崇拜的时代，最崇拜的是：梁启超、胡适、余英时。” 余英时夫妇第一次回到东方时到日本旅行，结识了日本汉学泰斗岛田虔次，成为好朋友。岛田虔次有言：“虽与余教授的学术论点不尽相同，却不能不推崇他是当今中国最了不起的学者。”岛田虔次很早就关注余英时的著作，从《方以智晚节考》到《论戴震与章学诚》、《中国近世宗教伦理与商人精神》，都在日本学界鼎力推介翻译。而余英时在美国培养的学生河田悌一，后来成为日本关西大学校长。2007年，关西大学颁发荣誉博士学位给余英时，并请余先生在日本中国学会的年会上演讲。1927年是胡适在那儿演讲，相距正好八十年。 1978年10月16日至11月17日，美国通过“美中学术交流会”和“国家科学院”两个机构，组成了一个“汉代研究代表团”到中国考察考古遗址。张光直推动余英时担任团长。此行访问了北京、洛阳、西安、敦煌、兰州、长沙、昆明、成都。余英时先后会见了俞平伯、钱锺书、唐兰、唐长孺、缪钺等心仪已久的学术前辈。在成都，缪钺先生是杨联陞先生的内兄，也是钱穆先生的朋友，余英时表示要去看他。四川大学提出，今晚让缪钺到旅馆来看余英时。余英时说：“不行。第一，中国规矩是行客拜坐客。第二，他是我的前辈，如果把他搞到这里来，我就不见了。要么就让我去看他，不要就算了。”第二天，四川大学就把缪钺的家搬了。缪钺在1978年11月15日给杨联陞家的信中说：“因为余先生来访，川大很快地给我调整了住房，并布置楼下那一个大间作为接待室。” 余英时自1950年离开中国大陆后唯一的访问虽然只有一月，却深深地勾起他的“中国情怀”。从敦煌回来的路上，余先生诗情勃发：“一弯残月渡流沙，访古归来兴倍赊。留得乡音皤却鬓，不知何处是吾家。” 文化与历史的追索 1962年从哈佛大学博士毕业后，余英时在密西根大学任教，学生中有比他大十二岁的黄仁宇。在黄仁宇的回忆录《黄河青山》中，多处写到余英时热心地为他推荐工作、申请研究基金。当时黄仁宇赋闲在家撰写新书《资本主义与廿一世纪》，经余英时告知台湾《联合报》老板王惕吾，资助黄仁宇两年的研究费用，使其生活无虞，专心写作。1991年7月4日，余先生为黄先生的《资本主义与廿一世纪》写的序中说：“我们无论是否接受作者的史学预设或同意他对于具体事件的解释，我们都不能不对他的知识真诚和故国情深表示一种同情。” 余英时在密西根大学任教四年后，1966年秋天回到哈佛大学任教，1967年春天拿到长期聘约。当年华人学界，杨联陞之后，哈佛大学最耀眼的学者当属余英时。此后，余英时自北而南，1977年受耶鲁大学礼聘为讲座教授，1987年受普林斯顿大学礼聘为全大学讲座教授，这在美东常春藤名校中可能是少有的纪录。 读余英时的著作，常常发现字里行间闪烁着对人的关怀。在他看来，把“人”变成“分子”会有意想不到的灾难性后果。2002年9月22日，余英时为《士与中国文化》写新版序，表示近来极力避免“知识分子”，而一律改用“知识人”：“我想尽量恢复‘intellectual’的‘人’的尊严，对于中国古代的‘士’更应如此。把孔、孟、老、庄一概称之为‘知识分子’似乎总不免感觉着有点别扭。但语言是‘约定俗成’的，我只能求一己的心安，却不敢奢望别人也同情我的感觉取向。” 凡是与余英时深交的人，无不感受到他的古道热肠。余英时义不容辞地为友人写序，已集成《会友集》一书，而他的多部著作也由友人求序而引发而成，《重寻胡适历程》、《未尽的才情》便是如此。余英时行文与梁启超“笔锋常带感情”颇为相似。当年梁启超为蒋百里的《欧洲文艺复兴史》作序，下笔不能自已，竟成《清代学术概论》一书；余英时为《朱子文集》的新标点本作序，步步深入而成《朱熹的历史世界》一书。 余英时的著作几乎跨越了中国历史的每一个时代。初次见面时，我问余先生为何不写通史？余先生回答：“我自己觉得花几年时间写通史，还不如在某一个特别的领域用几年真正深入地研究，可以产生新的知识。通史必须尽量求全面，许多专门领域，自己不甚了了，也得涉及。这也是我不敢下笔的一个原因。只要所选专题很重要，即可由专中透出通贯的见解。譬如我花了好几年时间写成《朱熹的历史世界》，自觉打通了宋代政治与思想之间不少隔阂，也有助于‘通’。这是以‘专’济‘通’。学历史的好处不是光看历史教训，历史教训也是很少人接受，前面犯多少错误，到后面还是继续犯，因为人性就是大权在握或利益在手，便难以舍弃，权力和利益的关口，有人过得去，也有人过不去。所以读历史的最大好处是使我们懂得人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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