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在2012年的第一周， 美股创出1年多来的新高，而且实体经济的“钱景”看起来也很美：去年12月，美国非农部门失业率连续第四个月下降，降至8.5%，这是自2009年2月以来的最低水平；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升至53.9，成为半年来的最高水平；同时， 消费者信心指数为5个月来最高水平……美国复苏了？ 结构性就业复苏 2011年成为美国新增就业的黄金年，实现160万人就业，是2006年以来最多的一年。但是，这与制造业回流关系不是很大，而是一种偏向于服务业的结构性复苏。 要想弄清楚这一点，必须清晰地了解美国不同行业的就业结构。在美国的11个主要非农就业行业当中，贸易、运输和公共事业一项占比最高，约19%；政府位居第二，占比超过15%；教育和健康服务（相当于中国的教育和医院两大事业单位）、专业和商业服务各占超过13%；制造业的就业只占美国就业人口的10%以下，约1300万人。 所以，美国此次金融危机中的失业问题主要并非制造业流失所致，就业的恢复也不应该由制造业回流而致——制造业在全球的迁移更多地是一个长期过程，涉及到全球经济的再均衡。对数据进一步分析也可以看到这一点，根据去年12月《ADP 全美就业报告》，11月私营就业人口增加了17.6万，其中制造业仅仅增加了2.2万人,其他主要是由服务业增加的。 其实，这显示出美国经济的强势所在：美国就是高端制造业高度发达（如IT、军工、汽车等），高端服务业高度发达（金融、管理咨询、教育），但是低端制造和部分可以外包的低端服务自然流向国外。要想要低端制造业和低端外包业回流，要么美国的薪水大幅下降，要么国外承接外包的国家成本大幅提升。但这只是一个悖论。 结构性“群体复苏”
众所周知，在财富蛋糕一定的情况下，不可能各个群体都获利。那么，在这轮经济危机中，美国各群体是怎么去分配蛋糕的呢？研究不同群体之间的博弈会很有趣。 我们可以将美国分为5个主要群体：资本家、富有阶层及大企业，中产阶级，低收入阶层，政府，外国经济利益相关者（如债权人、贸易方）。当金融危机来临时，这些群体有不同的博弈能力。 论实力，首当其冲是大企业和资本家阶层，这个大群体，根本就不需要通过投票来左右政府的行为，而是通过游说团体和资本关系，客观上就能对经济产生巨大影响。因此，美国救市策略第一步是救助以华尔街为代表的金融企业——尽管其就业占比仅为6%左右。当然，美国的一些实体企业比如IBM、苹果等，实力足以自救，并不在此列。 其次显示威力的是中产阶级，但他们与政府、企业之间的博弈很有趣。因为中产阶级在美国占比最高，大约为8成，这个群体有很强的投票权，所以在2012年选举年会成为焦点，但在经济危机中，他们对企业并不存在明显的议价能力，企业要裁员，他们只能面对，而政府也不能强制企业减少裁员。但当政府要保护低收入者的利益，需要对大企业和富裕阶层收税时，又会连带让中产阶级受损，此时中产阶层中的大多数就又会站在企业一方反对加税。最终，政府也没有向高收入者加税，中产阶级与政府的博弈基本是“平手”。 第三是真正出现问题的低收入群体，也就是华尔街运动的主体。低收入群体的竞争力最差，很多工作被外包到海外。他们在向政府要条件时，看起来声势浩大，但是投票权却往往是无效的，因为他们总体占比少。他们渴望政府为富人加税，为自己增加福利，这让他们很大程度上和中产阶级也形成了“敌对关系”。 第四个是美国政府，他们做选择非常难。企业家和富裕阶层利益不能明显受损，实际上，危机后企业家和富裕阶层的财富在提升，企业的现金更是超过2万亿美元，利润不断创纪录；中产阶级的财富主要是房产和股票等金融资产，前者不断减值，后者逐步恢复，影响到他们的，主要是失业率的高低；而低收入阶层呢，房产和金融资产都可以忽略不计，主要关心的就是就业和福利，恰恰他们的就业是最难解决的，穷政府也不可能给出更多的福利…… 于是，美国政府的选择再明显不过了：一方面，不断透支政府信用，国债占GDP比重迅速达到100%，大部分补贴了企业，间接传递到中产阶级，但是顾不上低收入阶层；另一方面，加大印钞机马力，通过美元贬值促进出口，转化成其他市场的通胀。而且，还要不断向外国政府借债——外国政府不是不知道美元长期贬值的趋势，购买美债的最大理由仅仅是因为欧元更差，而瑞士、挪威等优质国家市场空间又太小，容不下那么多资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