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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刚刚公布的“2012CCTV中国经济年度人物候选人”中，三一集团董事长梁稳根位列20人大名单。不过，这似乎并没有给梁总带来多少快乐。迁都北京的计划，已经使他和三一集团的高管身心俱疲。
同样烦恼的还有俏江南董事长张兰，20年前放弃移民机会从加拿大回国创业，20年后已经身家显赫功成名就，为何又要苦苦移民？
三一为什么要迁都？张兰为什么要移民？这两件事看似毫无关联，其实却反映出同一个问题，亦即民营企业的生存环境。
民营企业越来越举步维艰。三一重工与中联重科的“无间道”之争，不管是否属实，其实在许多行业已经是公开的秘密。由于大多数关键资源控制在地方政府手中，企业的生存和发展严重依赖于地方政府。面对政治背景强大的国企，民企不通过非常手段，难以发展成如三一一样的规模。而一旦发展到对国企形成竞争威胁的阶段，政策上的扶持力度则会大大减弱，正所谓一山难容二虎，梁稳根与向文波面对媒体欲言又止的背后，可以想象企业发展壮大中遇到的重重阻力。而俏江南上市融资受困于现有政策的限制，张兰不得已通过改变国籍实现融资扩张梦，却被部分网民质疑为“卖国贼”。
国企和民企同样是国家的孩子，但是感觉民企就像后娘生的，政府所谓的“重视”只是停留在口头，停留在文字游戏，真正有好处的事却总是离民企远远的。不能碰的领域还是不能碰，拿不到的地还是拿不到，贷不到的款还是贷不到，招不着的人还是招不着。如最近中石油近万座加油站要实行承包经营，受益者并非民营加油站，而是中石油内部管理层或普通员工。上海财经大学发布刚发布了2012“上财中国500强企业竞争力指数”，统计显示，“中国民企500强”的全部净利润为4387亿元，而同时仅五大国有银行所创造的净利润就达到6744亿元，民营500强净利润总和不及五大行的七成。
湖南省副省长韩永文昨天在北京表示：“我们还在做工作，希望三一重工继续留在湖南。”副省长看到的是GDP和税收，而三一需要的是公平竞争环境。如果在市场发展中三一与中联重科发生正面冲突，省领导、市领导该如何取舍？我想大家心中都有一个答案。
民营企业越来越恐惧。十八大期间，梁稳根面对媒体表态“我的财产乃至生命都是党的”。作为一个民营企业家，为何要如此高调表忠心？是发自肺腑还是虚伪做秀？我认为更多的是一种恐惧，对民企未来发展不确定性的一种莫名恐惧。三一发展到今天实属不易，梁稳根一方面要寻求更大的政治资源和保护，一方面又担心随时被国有化。
近年来，不少国企一把手弃商从政，甚至民企老板也跃跃欲试想在地方谋求一官半职，“商而优则仕”的现象显露无遗。政策的朝令夕改、民企发展中的受制于人，进一步加深了部分国人对官场文化的认识与理解。“商而优则仕”在某种程度上加剧了国人对于政府寻租的想象，佐证了政府权力凌驾于法律之上的威力。在中国，没有政策的庇护，民企还能否做大做强？2001年，美国《华尔街日报》曾经评选出全球1000年以来最富有的50个人，中国有6位入选，分别是成吉思汗、忽必烈、和珅、刘景、吴炳健和宋子文。而这6个人里有5个是政治人物且位极人臣，只有吴炳健是广东商人。
而张兰移民并非个案，除了寻求企业融资和国际化，也许还有其他隐忧。调查统计显示，个人资产超过1亿元的大陆企业主中，有27%已经移民，还有47%正在考虑移民。这些富人选择移民的原因中，方便子女教育、保障财富安全、为未来养老做准备排在前三位。可见富豪们惧怕的并非高额赋税，而是基本的财产权、受教育权等。“劫富济贫”是武侠小说中最常提及、国人也最津津乐道的，陕西省前不久试行“劝富济贫”引发热议，如果期翼这样就能共同富裕，实在是对邓小平共富政策的曲解，而且与市场经济追求的法治精神背道而驰。
当国进民退、国强民弱、国富民穷成为一种常态，站在风口浪尖的民营企业家们，又如何不担心制度的倒退、历史的重演？在中国，做企业难，做民企难，做成功的名企难上加难，而要做一个像苹果、微软一样的民企，则难于上青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