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观察 道德对印度商业的影响
文/Ajay Anand Kavitha Cherian Arpan Gautam Roopak Majmudar Arzan Raimawala塔塔集团（Tata Group）董事长拉坦·塔塔（RatanTata）曾经表示：“如果你选择不参与（腐败），你就会错过相当规模的业务。”
人们已经撰写了很多文章讨论在印度开展业务的好处：低投入成本，丰富的劳动力，巨大的消费人群。但是，对另一个话题的讨论却比较少：通过扭曲规则、打通环节、突破道德界限，在印度的公司得以茁壮成长。腐败问题正在威胁印度政府的稳定，从体育、电信等行业曝光的丑闻涉及的总金额高达数十亿美元。在这样的背景下，跨国公司的管理者更要面对一个重要的问题：在印度取得商业成功是否必须付出道德成本？继1991年财政改革后，印度的经济增长强势地迈入第三个10年。年增长率接近两位数，中产阶级在未来20年将翻8倍，移动用户多达8亿，这些经济亮点以及其他的印度因素改变了全球商业格局。巨大的机会让世界各地的跨国企业竞相赶赴这片次大陆，以分享印度这个新兴的大蛋糕。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UNCTAD）最近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印度已经取代美国成为跨国公司第二重要的外国直接投资（FDI）目的地。变通法则
然而，对很多跨国公司来说，想在印度市场小小地分一杯羹是很困难的。高盛印度（Goldman Sachs India）承认，迄今为止其印度业务的增长仍然缓慢，因为公司只与有最高道德标准的客户合作，以保护自己的声誉。世界第五大风力发电机制造商德国Enercon公司被迫放弃其5.66亿美元的合资项目，因为它受到当局恐吓，而且面对“政府唆使的盗窃行为”无法行使法律追索权。就连拉坦·塔塔也承认，他之所以没有成立一家国内航空公司，就是因为政府官员期望得到贿赂。可以理解，进入印度的外国公司倍感挫折。2010年印度工商会联合会（FICCI）开展了一项广泛的调查，发现只有12％的外国公司对印度总体的法律框架和监管机制评价为“好”。此外，在实地操作便捷性问题上，只有14％的外国公司认为情况可以接受，而93％的外国公司认为办事程序上的延误是一个严重的问题。捷特航空公司（Jet Airways）、麦肯锡公司（McKinsey & Company）等大公司的高管在讨论中表示，很明显在印度的成功需要一种独特的方法。各行业的管理者都认为，印度竞争力的核心在于变通方法（jugaad）这一概念，印度最大的房地产集团前首席执行官对它的定义是“找到通向你的奶酪的道路”。英国智库列格坦研究所（Legatum Institute）的调查显示，81%接受调查的印度商人表示，变通方法是他们成功的关键。印度经济增长故事的基石恰恰在于这种运用一切必要手段进行的创新，就好比水总是寻找阻力最小的路径。从容应对繁杂的官僚程序、落后的基础设施和混乱无序的环境需要独特的才能，而这种才能有时要求人们忽略西方的道德规范。在印度市场上，道德上值得商榷的情况随处可见，小到平常琐事大到惊天要案。当然，在民事层面从事日常业务时，桌子对面官僚的政府人员“照章收费”：付了钱就给你签名办事。然而，随着交易价值的上升，培养“互惠互利”的政治关系或许变得更重要。2011年早些时候，印度最高法院公布的谈话录音详细说明了印度国会议员、著名的权力经纪人阿马尔·辛格（Amar Singh）是如何帮助一家大型大宗商品公司Bajaj Hindusthan Sugar修改政策，让这家公司获得授权以及解决法律违规行为。在录音中，辛格向他的客户说：“没有人能够像我这样帮你办事。只要我当权，无论你想要什么，我都能给你。”变通方法在现代印度商界随处可见，而在发达的西方国家经济体却较为少见，这本身就很能说明问题。这种对比会让普通的读者想起吉卜林的名言：“东方是东方，西方是西方，两者永不交会。”这又呼应了一系列刻板印象：认为新兴的东方是不道德的，西方是道德的，发展中的市场和发达的市场之间存在一个三角洲，新兴市场要成为金融精英必须打破一个必要的屏障。然而，现实可能远非如此。文化背景及道德平衡
许多跨国公司的管理者可能会问，印度是否正在转向更“西方”的商业道德，还是已经达到静止状态？虽然大多数人都假定是前者，但是，认识印度文化的独特之处、理解其中的背景至关重要。从历史上看，印度社会高度重视对集体的忠诚，例如某人所处的等级、村庄或家庭等。这使得印度形成了一种重视恩惠、友谊和宗族的文化，而这种文化与西方的利益冲突和纯粹任人唯贤观念是矛盾的。在一次调查中，印度政府官员明确表示，他们在做聘用决定时更看重的是忠诚度而不是能力，这反映了印度的社会风气。此外，印度的文学史也大肆宣扬为了崇高的目标，可以使用不光彩的手段。最能代表印度文化和哲学精髓的三部作品有助于解释当前的商业格局：史诗《罗摩衍那》（Ramayana）、《摩诃婆罗多》（Mahabarata）和经济学论文《政事论》（Arthshastra）。在《罗摩衍那》和《摩诃婆罗多》两部著作中，为了达到目的，就连神都会采取欺骗手法和弄虚作假。在《摩诃婆罗多》中，奎师那神（Lord Krishna）多次使用“卑劣”的方法打败对方军队，甚至鼓励主人翁Arjuna攻击并杀死了一个手无寸铁的对手。此外，《政事论》经常被著名的政治家和商人公开引用以阐述其战略思想的基础。《政事论》的写作目的是向国王敬献治国之策、经济政策和军事战略。《政事论》主张，为了大众的利益，可以使用欺骗，有时甚至可以使用残暴手段。按照马克斯·韦伯（Max Weber）的说法，和《政事论》相比，马基亚维利（Machiavelli）严酷的著作《君主论》简直是小巫见大巫。《政事论》讨论的话题包括“什么时候一个国家应该违反条约、侵略他国”、“什么时候杀害国内的对手是明智的”。印度文化源远流长了3000多年，通过西方的道德视角看待印度文化似乎不妥。这两种文明有不同的起源，因此，可能有不同的道德平衡。|!---page split---|围绕在印度脖子上的沉重负担
印度宽松的道德标准、僵化的官僚机构和薄弱的执法机制肯定对印度造成了许多方面的伤害。经济痛苦的原因在政府、企业和个人层面均可见一斑。政治和商业领域的丑闻在印度随处可见。2008年发生了臭名昭著的“2G”丑闻，政府发放电信牌照的标准是“先到先得”，而不是通过拍卖授予。此举估计令纳税人损失了400亿美元，而且导致极具价值的资产被贱卖，许多符合资格的公司无法取得牌照。公司治理不严也伤害了投资者的信心，2009年，萨蒂扬软件技术有限公司（Satyam Computer Services）被曝光的可疑的会计操作就是一个例子。在这场丑闻中，7000万美元的实体资产被转化为10亿美元的虚构资产，受此影响，孟买证券交易所单日暴跌5%。据估计，1.5万亿美元的黑钱（远远超过印度的国内生产总值）被藏匿在外国银行，这种问题普遍性由此可见一斑。个体的案例能具体反映这种问题的严重性。Madhu Koda是一个部落农民的儿子，他是贾坎德邦现任邦长。经查，他的未公开资产高达10亿美元，包括在泰国的一家酒店以及在利比里亚的一家煤矿。商人Hasan Ali被控犯有洗钱和武器交易罪，他欠政府160亿美元税款。因此，总体财政损失令人触目惊心。根据“全球金融诚信”（Global Financial Integrity）的数据，自1991年以来有3140亿美元的资金以偷漏税款、犯罪和腐败的形式流出印度。此外，“透明国际”（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的清廉指数排名将印度排在178个国家中的87位。在“经商便利度”指标上，世界银行将印度排在183个国家中的134位。人们普遍认为，这些因素造成了投资者信心不稳定，印度的外国直接投资在2010年下降了31％。印度火盆的另一面
另一种视角是将这些挑战性因素（印度宽松的道德标准、僵化的官僚机构和薄弱的执法机制）视为印度脚下的烈火，印度企业和企业家的火盆。这个火盆塑造和锤炼着印度商人的创新精神和勇敢性格。正是由于这个火盆的存在，印度最大的零售集团之一的董事长兼创始人表示，腐败是增长的必要条件。他举出“2G”丑闻的例子：如果没有它，牌照以拍卖方式授予，移动电话的资费不可能这么快就下降到每分钟两美分。当遇到由这些挑战性因素创造出的机会时，这个火盆也帮助印度商人大胆创新。Dhirubai Ambani是使用（合法或不合法的）创造性解决方案创造经济价值的典范。他最初是一名加油站的工作人员，后来成为世界上最大的企业集团之一、阿姆巴尼集团（Ambani）的老板。阿姆巴尼集团通过出口垃圾换取进口权利，其内部的产能远远超出许可证配额。阿姆巴尼集团还以“零配件”名义进口大型设备，并且影响纺织及电信法律的修订，使之有利于自己。与此同时，阿姆巴尼集团还打通官僚环节，建立了世界上最便宜的炼油厂，让移动通话比明信片还便宜，并帮助印度能源市场进行私有化。今天，由他的信实集团（Reliance Group）发展而成的公司的总市值已经超过1600亿美元。这些挑战性因素创造的机会也被人通过道德的手段加以利用。旨在向低收入家庭提供贷款、由政府资助的财务项目效率低下，所以小额信贷行业得以形成。Ujjivan Financial Services是一家小额信贷机构，2004年在班加罗尔成立，服务对象是城市贫民。Ujjivan的产品经理Kavitha Nehemiah表示：“政府的相关管理不善，腐败，无法覆盖到目标受众。此外，银行有意回避这一人群，因为对他们的业务有文书方面的要求，成本高且回报低。”Ujjivan的贷款利率是24%，远远高于银行利率，但是低于私人放贷人，私人放贷人收取的利率为50%至300%。截至2011年3月31日，该机构已向99.1万名客户发放贷款总计超过4.5亿美元。另一个值得注意的是，有的时候，宽松的道德标准、僵化的官僚机构和薄弱的执法机制影响相对较小，在这种情况下，印度商人能够运用这些经验、教训。印度的火盆磨练出企业的创新和勇敢，这些特点可以迅速成为公司在创新和创造力方面的竞争优势。“1万卢比的汽车”，塔塔Nano汽车在成熟的汽车行业掀起了波澜，而且被一家重要的新闻出版物誉为“本土工程技术的胜利”。虽然它的价格自推出以来已激增40％，相比其最接近的竞争对手，其价格仍便宜一半。路在前方
如今印度媒体的风云人物是安纳·哈扎尔（Anna Hazare），他希望通过发起人民运动，以加强印度的权力制约，打击腐败。他领导的人民反腐运动将道德推向印度民族意识的前沿，迫使印度直面其道德标准，并明确选择一条前进的道路。2011年8月，在哈扎尔为期12天的绝食结束后，印度国会议员瓦伦·甘地（Varun Gandhi）指出：“这场运动让印度的年轻人相信他们是变化的积极推动者。”他补充说：“星星之火正在燎原。我们可以说，这是一场无声的革命，但其实它并不是悄无声息。”目前，跨国公司的管理者必须认识到，在印度的企业必须遵循的道德规范和西方的不同。今天，在印度的成功来自于遵守这些规则。未来，跨国公司的管理者要认识到，印度正在缓慢走向一个新的道德平衡。在印度，商业和道德的交汇点正在发生变化，印度的权力制衡再也不会像过去那样了。跨国公司的管理者还应该意识到，虽然这种转变的方向是必然的，其程度却是难以准确预测的。这种转变将是一个彻底变革还是轻微震颤？它将重新划定界限，还是仅略微改变现状？归根结底，给出什么样的答案取决于印度商人。他们的枷锁给了他们很大的推动：烈火烧伤了他们，但同时造就了他们。怎样的新平衡对他们、对印度最有利？为了达到这个目标到底需要采取哪些措施？决策者能够理解并执行这些措施吗？
只有时间能告诉我们答案，向我们揭示这个两难问题将如何解决。跨国公司的管理者应多加留意，以免错过业务机会。（本文经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商学院知识在线授权刊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