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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10月30日《南方日报》报道，广东省将为《省信访工作责任追究暂行办法》制定相应实施细则，政府职能部门决策失误引发群体性事件将被追责；此外，广东信访局将对“用群众工作统揽信访工作”进行试点，届时可能制定重大项目事前信访风险评估机制。 多年来，围绕着信访、司法与维稳等相应的话题，相关研究机构和决策者对此议论纷纷。由于中国特色的司法结构存在，这个争论并没有达成一个令更多人满意的共识。为此，有关方面的对策是以搁置争论的方式继续“完善信访制度”。而另一方面，由于各种原因，一些地方政府的决策不科学不民主，被某些既得利益所绑架，很少考虑到社会的接受程度和民众的忍受程度，产生了一系列社会矛盾。最近发生在浙江湖州的、围绕着“童装税”分歧展开的、并转向所谓浙江与安徽的地域之争的群体性事件就是典型。事实上，倘若地方政府能够在决策前认真走访，深入了解民意，并通过制度性的方式吸纳民意，制度化当地的民主和民众自治，很多令人尴尬的社会矛盾和群体性事件并不会发生。 就此意义而言，有关建立重大项目事前信访风险评估机制的做法，可谓是在“完善信访制度”与“废除信访制度建议司法制衡制度”这种争议之中所寻找到的一个既考虑到体制现状、又力所能及地开展地方制度创新的明智之举。这个重大方向就是，在“社会矛盾化解、社会管理创新、公正廉洁执法”工作要求之下，就“社会矛盾化解”这一宗旨，从被动式执法走向了主动式立法，从对民众的“维稳”走向了强制政府“创维”，从传统的“官本位”思路转向了现代社会的“民本位”体制。实实在在地说，这是“社会管理创新”的一个好方法。由此，我们也能期待，在此基础上，地方政府能做到“公正廉洁执法”。 当然，这个决策作为现行体制下的“亡羊补牢”之举，仍有一些地方是需要厘清的。例如，“重大项目事前信访风险评估机制”中，“信访”被认为是风险，将“信访”与“风险”两字放在一起，是否合适？也许决策者已经有了这样的考虑，并乐意力所能及地保障民众权利。然而，作为制度安排，不得不承认，这个说法本身，多少还有一种“维稳”思路之嫌疑。此外，“信访”作为公民特殊的表达方式，如果纠纷处理方式不明确、系统，或者说，正义的落实方式不是“一元”的，裁决就必然执行多重标准，以至于走向“人治”。 在此意义上，广东省需要沿着善治的思路进一步探索。正如我们知道的，由于各种原因，即使是在最为民主最为法治的社会里，即使在这个社会里决策是最为科学和最为民主的，民众仍然有不满，仍然会以宪法赋予的“表达自由”这一宪法权利来表达对政府决策的不满。由此，延伸到另外一个话题：在制度安排中，公民的信访权利究竟应该纳入什么样的程序之中？对此，持司法制衡观的学者，事实上主张一种“正义一元论”的思路。其思路是，让司法基于程序正义的方式来保障民众的权利；无论司法实行几审终审制，司法过程一定要终结至少永远搁置一切矛盾与纠纷，进而在制度性的司法公正之中培育起民众的司法认同。信访过程中，如果的确有重大的社会矛盾需要化解，通过一般性立法（不能溯及既往）的方式来“创稳”，个案性的、相对简单的纠纷则直接交给法院裁决。执政党则坚决承诺，保障司法的最后裁决功能，让司法逐步强大起来，成为社会矛盾的裁决者、社会稳定的创造者。这些内容，则是广东省地方政府没有做的，或者说是限于其创新空间而暂时没有做的。 宪法所强调的“依法治国”、“保障人权”、“政治文明”是中国“社会管理创新”的底线。广东既然走出了可喜的一步，接下来的步伐不会也不应该终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