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后” 女性都市写作:前进中的女性脚步
“70后” 女性都市写作是20世纪末我国女性写作不可忽视的文学现象之一。她们一度让中国文坛为之震动,惊世骇俗的性话题叙述构成了她们作品中最具冲击力的内容,情爱书写、两性描述比比皆是,而且大胆露骨,对此几乎每位作家都没有任何遮遮掩掩,这引来了评论界的大量批评。把“70后” 女性都市情爱写作置于女性写作的大框架下来考察的时候,我们首先考虑到的就是她们大胆直白的身体欲望与性的描写的意义何在?对于女性的思想发展来讲,这意味着更深程度的解放还是倒退?这个问题也许显得太过于二元对立,但我可以说的是我认为它对于女性前进的道路是有意义的。 我国的传统文化从本质上讲是属于集体主义的,齐家、治国、平天下,人生的价值就在于外部的世界,服务别人,服务集体,压抑自己的欲求是人生修养中很重要的部分。中国人普遍形成了漠视自我的观念,而作为自我最隐秘的部分之性更是长期被排除于主体话语之外,处于被“偷窥”的地位。从古至今,主流意识形态一直存在着压抑人的身体的机制,不仅有阉割、裹脚等外在的酷刑,而且还通过道德、政治批判等来控制人的精神。这就是人们面对的普遍现实。
而在漫长的男权制社会中,女性的处境更是不堪想象,男性虽然自身受到文化伦理的限制,但是他们还是拥有着不可置疑的话语权,有着广阔的精神空间和价值实现的场所。而且在普通的男女关系之中,男性更是处于两性关系之中心地位,成为两性欲望的控制者和价值标准的制定者,男性欲望在限制的基础上是合法的存在。而女性却被压迫成了最可怜的存在,在“女子无才便是德”的社会中,女性的精神贫乏至极,而女性的自然存在形式—身体,在接受压制欲望规训的同时却被赋予了最重要的意义,女性身体特征—生育功能被放在了标志性的位置,远远超过了其精神存在。这矛盾的理念,使身体成为了女性受压迫的焦点,在承担伟大的生殖任务的同时,各种束缚也不断加之其上。对装束的规定、行为的规范、各种限制层出不穷,女性因此逐渐被规训,恪守“妇道”,始终处于两性关系之被动位置。女性的身体欲望成为了一个讳莫如深的禁忌,在历史中缺席。 因此,当女性主义兴起之后,对女性身体的解放就显的十分重要,甚至成为论争的焦点。后现代女性主义甚至把女性身体作为实现男女平等的武器推到了战斗的最前沿。后现代女性主义者的抱负之一就是要创造女性自己的话语,话语即权力。而女性的话语要怎么来创造呢,首要的武器就是女性的身体。在莱克勒克看来:“我一定要提到这件事,因为只有说道它,新的话语才能诞生,那就是女性的话语。” [1]这种观点是很有道理的,要实现公正,首先就要把人为神秘化的东西平常化,在性的追求和感觉之上,女性同样有其要求,大胆地把这种需求和感觉说出来,是女性争取两性平等对话的一种积极努力。 “70后”都市女性写作大胆直白的性书写,应该说是陈染、林白等“句法学”意义上的身体描写在日常生活中的“着陆”,她们充分肯定了女性的欲望与感觉,并贯穿于实践之中,在直接感性方面尤为彻底,戴锦华女士曾经说过:“最终成为真正女性主义者的人,常常是那些过分地将男性文化内在化的人;真正强有力的从来不曾将父权、男权放在眼里的女性,通常不会成为女性主义者,甚至对女性主义毫无兴趣。”[2]在“70后”都市女性写作中看不到为反抗社会性别压迫、追寻自身价值的艰辛努力,她们似乎也根本没把这当回事。但是没有这崇高意义的负担,她们的写作却更为真实。“70后”欲望写作的体验化、无意识的性观念流露没有任何矫揉造作,体现了年轻的一代真实的心灵体验,因此在以身体作为武器的意义上更具开拓的力量,尽管她们没以此为目的。“这一行为将不但‘实现’女性主义妇女解除对其性特征和女性存在的抑制关系,从而使她得以接近其原本力量;这行为还将归还她的能力与资格、她的欢乐、她的喉舌,以及她那一直被封锁着的巨大的身体领域。”[3]这不仅对于女性,而且对于习惯于压抑着自身欲望的男性而言同样具有积极的意义,她们的书写撕开了覆盖在性上的神秘面纱,把性还原成了正常的日常话题。 承认她们的突围有进步的意义,并不就是说我们完全认同了她们的这种书写,我们应该看到女性被物化的危险性,看到全体社会意识欲望化的危险性,在吸取她们的积极意义的同时,要防止欲望的泛滥。 在充分张扬了自我意识之后,对于男性的态度和男女两性的关系的描述也是“70后”都市女性写作体现女性思想的重要方面。我们在她们的写作中看到的是对于男性的客观描述,男性不是作为女性的对立面存在的,而就是作为现实中存在的人来出现的,他们善良、冷漠、热情、世故、孱弱、无助、理性……年轻的女孩们在成长的过程中都承受了切肤之痛,但是她们并没有将自己的失败归咎于整个男性世界,这里并不存在性别的压迫与思想的压迫,这里的失望是一个女人对于一个男人的失望,而没有极端地演变为女性对于男性的失望。她们认为两性的矛盾起源于其他原因,女性的幼稚或者其他现实的原因。 女孩们对于男性也大都持有了体谅的态度。“男性关怀”这一母题对于女性主义来说是有积极意义的,这体现了她们对于两性的客观认识,《月光啊月光》是两性相互依存不可不提的例子。小说中台长需要这个女人做伴才能入睡,可以看成是一个隐喻:男人以为他们可以控制女性,但女性同样以自己地方式支配着男性地生存。[4]男女两性在相互需要中共同存在着。 女性的主动追求、对男性的客观描写与对男女关系的客观对待、这一切都在证明着一点,那就是她们已经不再认为这个世界的中心是男性。“70后”都市女性写作对女性欲望的极力张扬,不是完全合理的,而对于男女两性关系的体认,她们也不是最早的,但是她们却用行动实践着这一切,不能说她们是进步的,但却是女性前进道路的必经之路。她们似乎中断了女性主义思考者们尚未充分展开的事业,也许这很遗憾,但是它会在女性前进的道路上起到它的作用,应用于实践中的作用,这只是女性在自己思想发展过程中暂时的迂回,将会对女性思想的进一步发展铺下有力的现实基础。参考文献[1]李银河.女性主义[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2]西慧玲.西方女性主义与中国女作家批评[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02.[3]张京媛.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4]陈晓明.表意的焦虑[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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