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金融大企业，特别是金融企业的总部，既能产生较多的GDP，增加地方财政较多的税收收入（主要是营业税、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又没有工业污染，是二线城市，甚至是广州、深圳、天津这样的一线城市争抢的对象。
以深圳为例，2009年《深圳市支持金融业发展若干规定实施细则》明确规定，对新设或迁入深圳的金融机构总部，注册资本在10亿元以上的，一次性奖励2000万元；5亿-10亿，奖励1000万元……甚至在深圳新设的专业金融培训机构，都有一次性50万元的奖励。
不过，从最近广州发生的两件事来看，除上海和北京这样具有吸引大型金融机构的一线城市之外，其他一线城市或二级城市，在吸引金融企业的软环境上，有较大的提升空间。
近日，信诚人寿收到了保监会的批复，经营场所由广州变更为北京，这已是第三家从广州撤走的保险总部公司，此前保险总部由广州搬至北京的还有中英人寿、中意人寿。自此宣布曾经扎根广州的保险公司总部已全部撤走。信诚人寿在广州驻扎了十年，前几年当中英人寿和中意人寿相继撤走时公司曾信誓旦旦称不会搬走，但是最终还是追随中方股东中信集团迁到了北京。
这说明广州对于较多的保险公司总部，吸引力不足。对于广州这样的大城市，很难非常详细地比较在对大型金融机构的吸引力上，与北京的劣势。北京和上海这样的金融中心，有资格对金融企业傲慢，而广州、天津等城市，千万不能傲慢。尤其是北京，有天然的优势：人民银行、保监会、银监会、证监会和四大国有银行的总部都在北京。这些优势是广州这样的城市不可能具备的，因此广州需要从小处入手，改善金融企业的经营环境。尤其应当注意的是，对于很多并不缺钱的金融企业，仅靠财政的数千万元一次性奖励，意义不大。金融企业中的顶尖人才一个灵感，就可轻松从市场中取得这样的“小钱”。广州能花2000亿元办一个中国人早就没有兴趣，是北京办剩下的亚运会，花一点小钱就想吸引顶极金融机构，那是不现实的。中国市场规模第二的易方达基金公司，总部恰恰设在广州。其投资总监陈志民日前在微博中发牢骚：“孩子上小学的事没搞定，急！”知名私募基金经理姜广策（其公司总部在上海，上海也有一些傲慢的资本）也响应说：“陈总，我刚经历过这一番磨难，深表同情和理解”。陈志民回应说：“我们也是社会底层啊，我们一基金经理调户口入广州都正费劲得很，哎！”陈志民进一步解释说：“广州原则上不接受35岁以上人士入户，啥金融人才，政府看不上啊。”在和讯财经类博客中访问量排名第六的嘉实持有人点评称：“有钱算个P。”
金融业人才和一般的人才有所不同，这是一个经验相当于准财富的行业。为什么索罗斯在35岁以下没有什么名气？但按广州的腐朽政策，索罗斯、巴菲特这样的35周岁以上的人，并不属于广州需要的人才。35岁以下搞金融的人，说不定一轮完整的牛、熊轮回都没有经历过-爱华网-，在金融领域，就是比没有出生的市场胎儿好一些罢了。
据我了解，易方达基金甚至在广州有自己的菜园和养猪场，保护员工免受各种农药、食品添加剂和瘦肉精的毒害。作为该公司的投资总监，陈志民显然不会因一些学校的赞助费而缩手缩脚耽误其子女的学业。但广州的户口政策却似乎想将陈志名这样的金融人才“赶”出广州。众所周知，金融企业中有主导权的一般都是35周岁以上的人，而广州的政策却又不欢迎这样的人在广州安家。或许广州认为，把金融企业赶走，引进富士康这样的公司，广州的经济将腾飞吧。
其实不光是金融领域，中国的各级政府甚至是一些企业，对到底哪些人是属于自己需要的人才，我认为是比较瞎眼的。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也出去了不少人才留学，特别是1990年之前，这些人有多少回来了？当然，2000年以后，去新加坡、澳大利亚、爱尔兰、加拿大等一些语言学校或是一些野鸡学校毕业后，回国干着月薪一两千，或是失业的人，是不值一提的。
有不少在国外其实混得一般，或并不是特别牛的人，在国内搞得倒很不错。比如唐骏和金岩石。硕士或是博士学位，美国名校毕业，最好能在美国一流企业里混过几年，回国就能受到广泛的欢迎，这何尝不是一种套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