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据说鲁迅先生并不希望被人牢记，他亟盼自己的文字“速朽”。因为他认为，唯其如此，他所热爱的中国才有希望。然而，关于他的作品与思想，总是以争论的方式被人惦记着；尤其是对于晚期鲁迅，被认为与早期鲁迅不一致。比如有“晚期杂文”这个概念，认为晚年的鲁迅更值得反思云云。还有人坚持要把早期的北京鲁迅和晚期的上海鲁迅分开，认为他在晚年失去了爱，只剩下仇恨。 对此我虽然没有资格苟同，但是如果有人据此认为，现在有些人分什么早期思想、晚期思想成了癖，又是马克思早期思想，又是恩格斯晚期思想，反正怎么有利怎么分，我则忍不住要向他发难：邓小平思想你能分出个早期晚期吗？邓小平思想是在邓公晚年形成的，而且很快就将改革的重任交给了第三代领导集体，所以就很难做大跨度的划分。但是我以为，那可以做早期实践与晚期实践的阶段性划分，而这绝非因为我有有什么“癖”。历史是连续性与阶段性发展的统一，邓小平思想的早期实践与晚期实践现象的存在也难以例外，甚至不依人们的意志为转移。而两者之间并非只是量的递增，必然存在一定的质变。既然有质变，就包含否定的成分，进行自我否定也是必要的。季羡林对梁启超的“以今日之我，攻昨日之我”的处事态度就比较推崇，认为“个人的意见不管一时觉得多么正确，其实这还是一个未知数。时过境迁，也许会发现，并不正确，或者不完全正确。到了此时，必须有勇气公开改正自己的错误意见。”作为一种理论，当然不能等同于个人意见，但是在局部的实践中，难免会受到个人认识的局限。在后一阶段继续大胆闯的同时，总要对前一阶段的闯进行一番反省，否则就是在折腾。况且随着实践的发展，要主动地求新求变。法国的福柯是一位求新求变的思想家，非常注意不断地“摆脱自我”。他从不讳言自己思想的转变：“不要问我是谁，也不要要求我保持不变”，这和折腾不是一回事。
即使一种实践需要被看作一个完整的过程，在不同的阶段也会有不同的工作内容。比如盖一栋楼房，前期需要奠基，后期是一定要封顶的，否则就有悖于前期奠基的初衷。同样的道理，不同时期的工作的重点，以及不同工作之间的轻重缓急的安排总是有所区别的，不能死搬硬套。后期安排的调整并非说明以前的安排一定有问题；反过来，也不能以前期安排的正确，就用来作为后期调整是背叛的证明。卡内基中国经济专家黃育川最近在谈到中国经济走势的时候指出，“一个政策过去正确但随着形势的变化现在未必正确。”他举例说，“比如地方政府过于倚赖土地财政，在过去中国还没有商品房市场的时候这肯定是一项创举，但现在来看这一情况必须要进行改革。”的确，在强拆已经成为社会矛盾的主要诱发因素的情况下，一定要拿“发展才是硬道理”说事，就会被奉为“没有强拆就没有新中国”举动的尚方宝剑。由此看来，作早期实践与晚期实践的划分绝不是一件可有可无的事情，决定着人们对新的实践检验标准的认识。也就是说，坚持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固然要在计划经济的模式面前解放思想；但是在这个实践的后期也要在前期的模式面前解放思想。近日在加拿大多伦多的罗伊汤姆森大厅，一场关于中国世纪的“巅峰对决”式的辩论中，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李稻葵引用了邓公的一句话：不争论，大胆地试，大胆地闯。引起了听众大笑。李稻葵亦笑言：“当然，邓老不会介意我们偶尔辩论这一场的。”这种调侃无疑也可以看作是解放思想的一种象征，否则他也就没有必要或者没有可能去秀一把“嘴皮子功夫”了。不过，如果把此番的解放思想视为“以今日之我，攻昨日之我”，那么就有一个新的特点，那就是在需要解放思想到还没有解放思想之间，对于这一段时间所出现的瑕疵，我们要敢于认错。如果将我们活着的人在实践中造成的偏差算在故去的人身上，那是不能令人信服的。我们也不必把自己想象或者包装的那么完美。在“唐骏学历门”中，面对逐渐被披露的事实，唐骏始终坚持“狡辩”的愚蠢公关策略，发出“蒙过所有人就是成功”这样挑战全民道德价值观的弱智言论，原本是大可不必的。因为唐骏的成功是一种现实，任何人都无法否认，如果真有附庸风雅搞个假学历的小小瑕疵，也不至于动摇他“打工皇帝”的形象。在中国经济的发展中，如果确实存在着分配不公、收入差距过大的新弊端，那么我们把这种实践适当分期，将更便于进行必要的切割，更有利于扬长避短。但愿我的这种“异质思维”不至于沉淀下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