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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部《三国》，往往被人们看作教科书。据说，满洲八旗的悍将没学过什么兵法，打胜仗就靠《三国演义》，用小说作为智库，夺取了大明天下。 即便是教科书，也各有各的读法。例如，从袁绍的谋士田丰之死，不同的人就能读出不同的经验和教训。很多人往往拿袁绍的心胸说事，这似乎有点隔靴搔痒。 田丰之死的过程缘由我们就不说它了。问题是，对于这样一个杰出人才，袁绍为什么要杀他？更重要的是，田丰自己预见到，如果袁绍在官渡胜利，自己错了，那还能活命；如果自己正确而袁绍失败，那就非死不可。这里面显然存在着某种逻辑，尽管这种逻辑上不了台面。 我们不可苛求古人，但不可不具现代眼光。如果用现代眼光来看，田丰之死，实际上是一种制度缺陷。在古代的那种制度体系下，谋士实际是很难当的。作为谋士，既要有超出领导人的智慧，又不能表现出胜过领导人的高明。这种制度的假设是组织层级的上层肯定要比下层强，如果没有超出下级的能耐，你将无法驾驭下级。所以，田丰表现出超过袁绍的见识，那就对不起，你的死期就到了。如果阴差阳错田丰预言不准，使袁绍能够奚落一下田丰的弱智，那将是袁绍表现大度的良机。田丰运气不好处就是战事的进展没有给袁绍留下展示自己能耐的余地。所以，这种体制，说好听一点是柏拉图的哲学王体制，说难听点就是一种武大郎开店体制。尽管哲学王和武大郎不可同日而语，但下属不能高过自己是一样的。 如果仅仅把这种弊端归结为袁绍的个人素质问题，就容易使人看不到体制缺陷。袁绍的素质固然不足取，然而，就拿战胜了袁绍的曹操来说，如果拿肚量和人品说事，不过是五十步笑百步耳。人们常常说曹操的大度和容人，但是，仔细推敲一下就会发现，只有在曹操认为自己比他人高明的情况下，才能表现出大度。一旦发现别人比自己强，就会难以容忍。聪明人杨修，不正是因为聪明才招来杀身之祸么？ 对这种不能容人的制度缺陷，过去往往归之于个人品质。然而，如果仔细翻翻史书，不难发现，即便史上称道的明君，也必须比他的下属站得更高看得更远。容人云云，必须是上司具有绝对优势才能表现出来。汉初刘邦能用三杰，是因为他表现出更高明的“将将”，所以韩信的“将兵”不妨一笑容之。如果他不能“将将”，那么，刘邦恐怕比袁绍更狭隘。曹操能哭郭嘉，从另一种含义上讲，是嘲笑他的部下没有他欣赏郭嘉的眼光。诸葛亮服事刘备，也需要刘备表现出超越诸葛亮的识鉴。也就是说，制度允许下属提出上司考虑不周的疑问，但不允许下属在整体智能上高于上司。 对于袁绍式的不能容人，过去有一个流行的解释，就是“骄傲”。实际上，所谓骄傲是文不对题的。骄傲是个人修养不够，而这种体制下的不能容人是权力的专横。所以，田丰的悲剧不仅是修养问题，而是制度问题。专横要纠正，就要“文死谏武死战”，培育魏徵海瑞；专横要保持，就要阿谀奉承，培育易牙竖刁。杨修的绝妙好辞和鸡肋之解，则会招致杀身之祸。即便是怀念郭嘉的曹操，杀起杨修来也毫不手软。 这个难题的出路，恐怕非现代科层组织莫属。古代的等级制是人的等级制，现代的等级制是组织的等级制。只有权威不属于个人而属于组织，才有可能使智力低于部下的领导人能正常发号施令，下属才会服从技术能力不如自己的上司。反过来，没有人格的平等，仅仅靠领导者的大度，这种软约束的后果往往是悲剧性的。 当然，领导人的修养、人品、胸怀，绝不是不重要，但这应当分开论述。田丰的悲剧对现代管理的警示就是：一个组织，在制度和机制设计上能否实现人员智能层次与组织等级层次的分离，是传统组织与现代组织的原则性区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