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6月14日，台风“莎莉嘉”过境之后的第3天。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龙岩分局的办公楼电梯因被倒灌的雨水浸泡而无法使用，这给在6楼办公的局长张健生带来不少麻烦。 但相比“莎莉嘉”，近日曝光的“龙岩公务员高息转贷”风波更让张健生和他的同事们头疼。据媒体披露，在龙岩当地，有不少公务员套取银行低息贷款资金，高息存放在投资或担保公司，然后由担保公司以更高的利息放贷出去。 在龙岩银监分局提供的一份资料中显示，今年以来，在银行信贷收紧的情况下，民间借贷和社会融资异常活跃，个人客户向银行虚假申贷套取贷款资金转手借给担保公司、典当行或者民间借贷，赚取高额利差，将风险传递和扩散至银行业机构的潜在苗头。 “我们近日对公务员贷款做了些核查，不排除此类情况的存在，但情况也未像大家想象中的那么严重。”张健生对本报记者说。 公务员高息转贷漏洞 在龙岩，公务员从银行申请消费贷款，一般采取房产抵押的方式申请，而即使不用资产抵押，公务员之间互相担保，从银行贷款也较为容易。据悉，通过互相担保，一般处长、科长、普通科员，在银行授信评级中分别可以达到10分、8分和6分，相应的贷款规模分别达到50万、20万和10万不等。(本-文-来-自-博-锐-管-理-在-线) |/darticle3/list.asp?id=171169 | 28 “由于公务员的工作和收入相对稳定，可以支付消费，相对于一般实力不是很好的中小企业，我们更愿意将款贷给他们。”龙岩市某银行的一位工作人员对本报记者说。 自从2009年年底的贷款新规出台之后，为了追踪贷款流向，各银行就已经开始对超过30万的大额贷款实行委托支付，直接由银行支付给贷款人的交易对象。而在之前，企业或者个人申贷成功后，银行将钱打到其账户上就意味着走完了所有流程，对于贷款人的交易对象和资金流向并不深究。 早在今年5月份，福建省银监分局就曾下文要求其所辖下属分局加强对个人贷款项目的管理，龙岩市银监局也相应加强了监管。 据龙岩市银监会的调查，截至今年4月底，辖区银行业机构共向公职人员发放个人贷款约8.1亿元，占全部贷款总额的1.04%，贷款用途主要是个人消费。 张健生承认，贷款新规出来之后，银行目前对于30万元以下的贷款流向仍没有能力完全监管到位，而在龙岩，公务员的消费贷款额一般在30万元以下，这就给善于钻空子的人有机可乘。 而即使是超过30万元的大额贷款，如果其从银行流出后几经转手，银监部门在认定其最终用途上仍有难度。“譬如一个人因为装修房子的原因从工商银行里借了50万，随后他将钱存进了农业银行，再由农业银行存进兴业银行，而兴业银行里本来也有50万，他从中提取50万去炒股或者给担保公司，我们就很难追究他是不是将贷款挪作它用了。”张健生打比方说。 “公务员套取银行资金高利转贷现象在沿海地区可谓普遍现象，并非龙岩独有。”福建东南经济发展研究所所长杨其川在接受时代周报记者采访时说，“至于为何在近期有愈演愈烈的态势，显然与国家宏观调控导致中小企业融资难有关。” 杨其川分析认为，高利贷背后的本质原因是资源配置不公与产业结构失衡之下出现了富人太富，穷人太穷的结构性矛盾。当下货币发行过量导致的通货膨胀涌现，央行在短期内一再采取银根收紧措施，希图抑制通胀时，一些实力较差的企业，便容易陷入资金后续不足的困境，此时，手握大量货币的富人与那些在银行看来拥有较高信誉度的公务员，在利益驱动下，当然要蠢蠢欲动。 而在高利贷转贷打击方面，虽然我国刑法在1997年修订后明确了“高利转贷罪”，但举目全国，因高利转贷罪被判刑的较少。比如，福建省到2006年底才出现第一例高利转贷案的宣判；而上海更是到2010年才出现首例宣判。 而按照我国现有法律，我国目前仅仅对民间借贷利率进行了限制性规定，超过银行同期贷款利率4倍的部分不予保护，一般不会对放贷人进行额外的处罚。 “举个例子，张三借100万给李四，约定利息为三分，如果李四到期不还款，张三诉至法院，由于三分的利息超过了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4倍，法院会将利息降到两分左右。”张健生对本报记者说。 担保公司的是非 “目前，银行里没有直接针对公务员的贷款项目。但是公务员的工作和收入相对稳定，可以支付消费，所以他们获得贷款相对顺利。”一银行工作人员对记者说，“而相比之下，中小企业要用生产出来的利润来还贷，本身就有风险，银行也不太愿意将钱贷给他们。” 但迫于身份限制，从银行拿到资金后，公务员一般不会直接放贷，而是将资金转贷担保公司或投资公司，由他们再用作高息放贷。|!---page split---| “公务员从银行贷款的成本月息一般不到1分，担保公司的吸储成本在2分之内，然后担保公司放出去的收益率平均在3分左右，最高的可能会达到6分。”龙岩一家担保公司的负责人告诉记者。 担保公司最基本的功能，是银行为了降低风险，不直接放款给个人，而要求借款人找到第三方（担保公司或资质好的个人）为其做信用担保。 在一般情况下，担保公司根据银行的要求，让借款人出具相关的资质证明进行审核，之后将审核好的资料交到银行，银行复核后放款，担保公司收取相应的服务费用。按照福建省的相关规定，信用担保机构为中小企业提供的贷款担保责任余额不得超过其净资产的10倍，而在龙岩，为了降低风险，这个额度被压缩为5倍。 “作为银行业的监管部门，只能要求银行对与其有业务往来的担保公司进行备案，无法直接对担保公司进行监督管理。”张健生说。这样一来，如果担保公司在与银行进行正常的业务往来之余，私下与公务员进行高息转贷，银监局很难发现和查处。 在龙岩市一银行从业人员看来，今年的货币政策让中小企业贷款难的问题更加突出。央行的数据显示，今年的信贷增量约为5万亿，增幅只有去年的一半。 “今年的授信额度已经做完了，这意味着以后企业很难从银行里借到钱。”张健生说。如此一来，无数嗷嗷待哺的中小企业只能转求民间融资渠道。 “在龙岩，以前企业融资是借贷之间的直接对接，现在则多了一个平台—担保公司。”一熟悉龙岩金融环境的业内人士说。据其观察，以前不少老板都是将自己的资金投入到龙岩的房地产和煤矿等行业，而近两年来，因为看好民间融资的前景，不少老板直接将钱用来注册担保公司。 “这也是当前中国一些发达的沿海城市冠以‘担保公司’名头，实为做高利贷生意的机构会‘忽如一夜春风来’的原因所在。”杨其川说。 按照官方的数据显示，龙岩目前有担保公司共计有283家，总的注册资本在60亿-70亿之间，受龙岩市经信委的监督管辖。但据相关人士推测，如果算上大量冠以“投资公司”或者半公开身份的类似机构，龙岩担保公司的数量将超过上千家。 小地产商左右为难 龙岩土生土长的地产商老林也在2010年年中时卷入了担保公司的潮流之中。但让他想不到的是，这个初衷是让自己在生意场上保持竞争能力的举措，带给他的压力远远超出自己的想象。 “在龙岩的房地产市场，我的房地产公司也只能算是一个二线企业。”老林说。在去年之前，他的生意开展尚算顺利。“以前只要地块能中标下来，就可以用它作为抵押从银行里贷款，等房子卖出去后，再把银行贷款还上。” 但进入2010年之后，情况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由于国家收缩银根，多次提高银行存款准备金率，再加上连续出台多项调控措施打压房价，银行基本上已经拒绝了对房地产商的项目贷款申请。 他对记者说，注册担保公司是一个迫不得已之举，因为在银行里借不到钱，在2010年初，他与几个相熟的合作伙伴共同出资100万成立担保公司，试图通过资金互借的方式来渡过难关。 如果是专业的担保公司，会有专门的放贷人和催款人，由于开支成本太大，所以放款利息会高达5-6分。“而我的担保公司的资金主要是在朋友之间周转，所以一般都放3分左右，本来以为是很安全的。”老林说。 但没想到开业半年之后，公司就发生了借款人跑路事件。“这一年就等于白干了。”老林悻悻地说。 在他自己看来，他选择的贷款对象本来是很有保障的。“他是做煤矿生意的，也还算朋友，”老林说，“我以每个月3分的息借给他30万周转。刚开始的一两个月还是按时付息的，后来就没交了，电话也关机了，到他家里找，他家人说他出差了，此后就再也没有露面。” 后来老林一打听，才知道此人不单是借了他们的30万，而且还欠下好几家担保公司近千万的债务。“他外表包装得很好，完全不像濒临破产的样子。”时至今日，老林还不能接受自己受骗的事实。 朋友的逃单让资金链本来就很紧的老林陷入困顿，他只能放慢房地产公司的开发速度，搁置对中标地块的开发，坐等形势好转。 但龙岩并没有因为老林的困顿而放慢它的城市开发速度。就在今年4月份，龙岩出台了《龙岩市城市总体规划修编（草案）》，意图将自己打造成海峡西岸经济区的西部中心城市和闽粤赣边交通枢纽。|!---page split---| 整个6月，龙岩市区内的工地处处开花，基础设施建设和楼盘忙得热火朝天。在城市核心地段的世纪天成广场，虽然目前尚未竣工，但某些商铺已经被炒出每平方米超过10万元的天价。 山东“双面记者”遭遇漏罪追诉 本报记者 崔烜 实习生 赵淑菊 发自山东滕州、济南 “原来以为四年的噩梦终于到头了，没想到现在才刚刚开始。”焦霞是原中国安全生产报社山东记者站站长、原《法制早报》山东发行部主任齐崇怀的妻子，她的丈夫原本将在6月25日刑满出狱，但她并没有等到这一天。 6月9日，山东滕州市检察院以“漏罪”为由对齐崇怀再次起诉。经过不到5个小时的庭审之后，滕州市法院在6月9日15时20分当庭宣判，以敲诈勒索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以职务侵占罪判处有期徒刑六年。两罪刑期与原案四年有期徒刑，实行数罪并罚，总和刑期十三年，合并执行十二年。齐崇怀原刑期将满四年，如二审维持原判，这位记者还得在监狱里再度过八年时间。 “让我感到疑惑的是，李庄的漏罪案引起了整个法律界、新闻界的关注，但当‘新闻界的李庄’齐崇怀被以同样方式被追诉的时候，面对的却是冷漠。”齐崇怀的辩护律师刘晓原在庭审后一再向记者表达了他的无奈。 漏罪还是旧罪? 检方的起诉书显示，齐崇怀等人分别在2005年底的新泰市双高煤矿事故、2006年4月滕州市辛绪淀粉厂玉米储存罐崩裂压死人事件、2006年11月济宁市嘉祥县人民医院医患纠纷中进行了采访，并以发表稿件要挟获得了金额共计4.9万元。 但上述三起事件都曾经在齐崇怀等人2007年的公安询问笔录中被详细提及，而如今这份笔录又作为证据在4年后再次出现在起诉材料之中。 而其中双高煤矿、嘉祥县医院两案都曾出现在滕州市公安局当年提供给检察院的起诉意见书中，而双高煤矿一案后来也出现在2007年检方的起诉书之中。 “滕州市法院当年已经认定双高煤矿案不构成犯罪，滕州市检察院当年也认定嘉祥县医院一案起诉证据并不充分，而滕州市公安局更是对齐崇怀等人供述的辛绪淀粉厂案视而不见，为什么这些案件又被重新拿出来再次起诉一次？”刘晓原质疑道。 而齐崇怀本人提交法庭的《自辩状》则提出，“敲诈勒索”的三起案件均已超过追诉期，“起诉的三起案件全部超过了六年，属于不再追究的案件。” 公诉人庭审中辩解认为，虽然三起案件在当年没有被认定为敲诈勒索，但在此次又发现了新的证据，在证据充分的条件下，依然可以继续起诉。而根据《刑法》八十八条，“被害人在追诉期限内提出控告，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应当立案而不予立案的，不受追诉期限的限制”，此次的追诉正是来源于辛绪淀粉厂总经理张建涛的报案。 “我前段时间从网上发现齐崇怀等人因假冒记者被公安机关抓了之后判了刑，我想起当年那两名记者写严重失实稿件的事，我才到公安机关反映这个事。”张建涛当年并没有在事发后立即报案，反而在5年后的3月28日上午来到滕州东郭派出所“反映情况”。 张建涛报案的当天，滕州市公安局就完成了立案程序，对齐崇怀进行立案侦查，并在5月4日移送检察院起诉。 但无论是张建涛或者辛绪淀粉厂，在后来的起诉书中都没有作为受害人出现，而只是将张建涛的笔录列入证人证言。起诉中涉及的双高煤矿事件、嘉祥县医院事件以及齐崇怀对中国安全生产报社的职务侵占案件均没有报案者，更没有列明受害人。 “按起诉书指控，齐崇怀敲诈勒索了被采访单位，可这些单位竟然不敢出具证明材料，只是由单位工作人员出了人证。这些人属于证人，而不是本案的被害人。”刘晓原说道，“检方指控的敲诈勒索都是共同犯罪行为，同时参与过这三起事件的还有另外两名记者，但他们都没有被‘漏罪追诉’，这显然是一种选择性执法。” 曝光政府大楼之祸 得知庭审结果后，齐崇怀的妻子焦霞突然跑到法院对面，拦了一辆出租车就离开了。直到当天下午6点，人们才在滕州市信访办找到了满面泪光的焦霞。据信访办负责人回忆，焦霞跳进了滕州市政府办公大楼前的护城河，被保安救了上来，因为担心出事，最后只好把她送到了信访办。 “我丈夫就是因为这些政府大楼出事的，我死也要死在这里！”在丈夫出事之前，焦霞只是一个普通的家庭妇女，但如今却要一人照顾两个还在读小学的儿女。|!---page split---| 2007年的滕州政府大楼曝光事件意外地改变了这个家庭。 当年6月14日，网友“白展堂123”在包括新华网发展论坛在内的多家网络论坛曝光了滕州市政府豪华的政务中心广场，虽然只是一个县级市，但这个广场东西长270米，南北宽250米，总用地面积达6.3万平方米，室内各种办公场所均金碧辉煌。4天之后，网友“qichonghuai”发帖说，“白展堂”就是他的朋友马士平，并且已经被滕州市公安局拘捕。但很快，滕州市方面就公开辟谣否认马士平是“白展堂”，并且在当月25日拘捕了以“qichonghuai”账号发帖的《法制早报》记者站站长齐崇怀，罪名是“涉嫌经济犯罪”。
一年后，齐崇怀与另一名长期合作的记者被滕州市法院判处敲诈勒索罪，共认定犯罪事实11起，齐的刑期为4年。而马士平也以敲诈勒索罪被判2年。 但对于网友“白展堂”的真实身份，至今尚未有人予以证实。 焦霞则向本报记者透露，在6月初网帖出现之前，齐崇怀确实跟她谈论过滕州的政府豪华大楼，她确信就是齐崇怀发的帖。据齐崇怀的一位朋友认为，“白展堂”很可能就是齐崇怀本人，马士平其实并非《法制早报》山东站记者，但却是齐的好朋友，多年来给齐提供了许多有价值的新闻线索。2007年6月马士平涉案被捕，齐崇怀希望能够借炒作滕州政府大楼事件，通过网络舆论将马士平救出来。但事与愿违，齐没想到滕州会最终把矛头对向了自己。齐崇怀被捕前三天，滕州市警方曾到《法制早报》记者站要求齐崇怀协助调查，但被齐崇怀拒绝，他当时还拿起相机对公安拍照，把照片发到了网上。 2007年6月25日，滕州市警方将齐崇怀带走，并到齐的家中搜走了他多年积攒的稿件。 双面记者的“天真” 涉及两笔款项共18万元的“职务侵占罪”让齐崇怀新增了6年的刑期。 检方指控齐崇怀在2005年1月伪造房屋租赁合同及发票等虚假资料，从中国安全生产报社套取现金约18万元。 齐崇怀则认为，这笔款项只是他的广告提成。2004年山东邹平县有烟花厂发生爆炸事故，当时担任中国安全生产报社山东记者站站长的齐崇怀安排两名记者去采访。邹平县后来通过记者联系到齐崇怀，要求不要发这篇报道，最后双方商定邹平县共出18万元在中国安全生产报发两版广告，该报也不再刊发烟花厂爆炸的报道，报社扣除了各项费用后，齐崇怀提成15万。另一笔3万元的提成也是以同样的方式获得。 翻阅齐崇怀第一次被诉的判决书以及“漏罪追诉”的起诉书，无不是这样一个流程：某地发生事故，记者到当地采访，当地政府人员出面与记者商量不希望报道，最后给予广告费或直接给记者现金，记者则答应不再报道事故。 据齐崇怀的一位前同事介绍，通过负面报道获得利益几乎是当地记者站记者唯一的生存方式，“不查则已，一查到处都是”。 在2003年之前，中央级报纸驻各地记者站都是挂靠在各省主管单位，如齐崇怀在2001年到2003年期间工作的《人民公安报》山东记者站，当时就挂靠在山东省公安厅，人员的待遇与省公安厅基本一致。但2003年中宣部及新闻出版总署要求中央、部委报纸全部以“三脱钩”原则进行改制，从此各地记者站基本是自筹经费。 齐崇怀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以中国安全生产报山东记者站副站长的名义筹建了这个记者站，所有经费均由齐崇怀一人筹措，而报社只提供两个广告版面让记者拉广告。记者站实际上被齐崇怀个人所承包。 但在焦霞眼中，齐崇怀与其他记者站记者有显著的不同，“他这个人很倔，如果别人通过朋友来给他钱求他不发稿，他一般都会答应，但如果对方通过领导给他压力，他就找别的报纸发。”焦霞有时候很赞同齐崇怀的正义感，但又对齐崇怀的“倔强”感到不满，因为直到齐出事之前，他们一家人还只能跟三家人合租在一个不到90平方米的旧楼房里。 焦霞透露，在2006年年底，齐崇怀曾采访山东临沂的杨善红案，当时省公安厅的人都来找过他，他本来跟公安厅都很熟，当时一口答应了，但随后却又把稿子在其他地方发了出来，这让公安厅的人很恼火。 类似的事情并不鲜见，几年来齐崇怀发表在《南风窗》、《新周报》等其他媒体上的报道比他在《法制早报》上的还多。 而一位知情人士透露，齐崇怀此次被“追诉漏罪”，与他在监狱中的表现有着直接的关系，齐不仅与狱方长期对抗，并且还将监狱中的情形写成材料流传到网上。 “他悲剧的原因应该归结于自己的不识时务，明明不可为而为之，好多道理悟不透!”齐崇怀的一位朋友对时代周报记者表示，对于齐崇怀的“天真”，他有“一种恨铁不成钢的愤恨”。
